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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胡适曾用英文致函在伦敦居住的骆任廷（James Hal⁃dane Stewart Lockhart，1858—1937）。该函件未见收录于任何与胡适作品有关的文集中，现藏于苏格兰国家图书馆，信函全文内容翻译如下：
1926年10月7日亲爱的骆任廷爵士：
今天早上翟林奈博士将您写给我的信转交到我手中，非常感谢您的来信！
本月19日我将离开伦敦前往德国进行短期旅行。但是我将在11月返回，然后在伦敦度过接下来的两个月。在您回来之后，我很期待和您见面。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您真诚的
胡适
从信函内容中可见，此时的胡适正身在伦敦，那么是什么理由让其在留美多年并归国之后再次出使异域呢？这就要从当年的7月份说起。1926年7月22日，胡适从哈尔滨搭乘西伯利亚铁路远赴英国伦敦。沿途一路颠簸，他边游边走，在经过了俄国莫斯科、德国柏林和比利时奥斯坦德后，又换水路，最终在8月4日抵达目的地。他此次旅程的主要任务是作为唯一中方代表来出席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在当地举行的全体委员会议。除了开会之外，胡适还有一项任务是来搜寻神会（684—758）的资料，以便完成有关中国禅学史方面的研究。
在安顿下来之后，胡适出席了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8月16日，胡适安排了自己的第一次正式出游，直奔大英博物馆，然而这次仅仅是走马观花，没有给他带来什么惊喜。不久胡适又启程去法国巴黎，并于8月21日到达。在接下来的三十四天里，胡适自然是迎来送往诸多学人朋友，也常常抽空去寻古访幽，四处游历，但他也有近一半的时间是在图书馆中度过的，翻阅了五十多卷敦煌的佛经写本，搜寻到了不少“绝可宝贵”的史料，所以也总算不虚此行。
胡适于9月23日上午十二时离开巴黎，下午八时返回伦敦。第二天他就跑到伦敦比德福德北部（UpperBedfordPlace）看了一处房子，虽然有些小，但是考虑到与大英博物馆尽在咫尺的便利条件，他还是将就着住下了。最令胡适高兴的是当天他见到了翟林奈（LionelGiles，1875—1958），此人是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Giles，1845—1935）的儿子，人称“小翟理斯”，是作家和翻译家，当时在大英博物馆东方图书与写本部工作。因为胡适要看敦煌的卷本，所以与翟林奈的结识无疑为胡适在博物馆的研究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
9月26日，胡适搬入在同一区域但是离着大英博物馆更近的“国宾馆”（NationalHotel）居住，以方便随时入馆查阅。从信封的邮戳信息我们可以得知，信是在10月8日中午12点45分寄出的。信函正文上方也明确显示，胡适当时的地址也正是其刚刚搬入的新居：海德公园东北方向的“国宾馆”。
十月份的英国，天气格外阴冷潮湿且多雨，胡适的情绪也或多或少受到思乡病和寂寥感的影响。他期待着自己不要在伦敦过冬，因为那将意味着他会饱受肺病的折磨。所以他当时的想法很矛盾：既盼望着有用的材料要多些，又盼望着有用的材料不要过多。在接下来近两周的时间里，除了一些必要的社交活动之外，胡适几乎每天都要去大英博物馆翻阅卷本。10月5日和6日，胡适接连两次出席了效率高且气氛好的顾问委员会后续会议。
胡适在10月7日这天没有什么特殊的活动安排，只是早上访友，然后照例到博物馆查阅资料，中午睡了一个多钟头，晚上又是访友。同在当天，胡适用英文致函居住在克雷斯维尔花园街6号、位于海德公园的正南方不远处的骆任廷，两地相距不足五英里。那么骆任廷又是谁呢？
骆任廷，又名骆檄或骆克。苏格兰人，爵士，1868年入读国王威廉学院，后考入爱丁堡大学，毕业后从1878年开始派驻香港。1902年，他被调派到山东，担任威海卫专员，直至1921年。骆任廷在华期间交友广泛，对于中国文化和艺术品的痴迷，使得他在汉学界也小有名气，比如他曾经出版过《成语考》《远东的货币》等书。他退休后返英，于1925年接替朱尔典担任英国伦敦大学的汉学教授，1937年在伦敦病逝。
此外，骆任廷和翟理斯是非常好的朋友，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骆任廷的手书是由翟理斯的儿子翟林奈转交给胡适的了。同时，曾任末代皇帝溥仪英籍老师的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1938），在胡适旅英期间，也多次与其相见，向他引荐各界名流。而且庄士敦是英占威海卫时期最后一任威海卫专员，与骆任廷交情甚深，所以我们不难推断，在这样的一个圈子里，胡适和骆任廷的见面也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了。从信中得知，骆任廷此时似乎也有外出计划，所以胡适建议在他自己从德国回来之后，再与之见面。事实上，在胡适短暂赴德演讲之后，即11月1日的下午，他便如约动身去访问骆任廷，他在日记中写道：“谈了三点钟，此人甚可爱。”当然这是后话。此通信函的发现，对于胡适1926年在英国伦敦期间与文化名流的交游全景，提供了有益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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