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个学术立场

    《时间与东亚古代世界》，是一本以讨论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及其对东亚地区影响为核心内容的著作。当这本书最后结集，我想就自己从事这一研究的学术立场略陈己见。

    我的学术立场，首先是脱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脱欧洲中心主义看着是老生常谈，但事实上欧洲中心主义的知识框架就存在于我们身边，存在于方方面面的知识体系中。以四大发明为例。这是我们作为中国文明对于世界最伟大的贡献在教科书中反复宣传的。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四大发明看成中国古代文化的代表性与符号性存在，实际上就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表现。我清华的同事冯立升教授清理过“四大发明”这一提法的产生过程。他指出“四大发明”本源于意大利数学家卡丹（J.Candan，1501—1576）最早指出的磁罗盘、印刷术和火药这三大发明是“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发明”。1620年，培根（F.Bacon，1561—1626）在《新工具》一书中，对此进行了进一步阐述：“再明白不过地表现在古人所不知、较近才发现、而起源却还暧昧不彰的三种发明上，那就是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三种发明已在世界范围内使事物的所有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要理解这三大发明加上造纸所结构成的“中国四大发明”何以受到欧洲学者的突出强调，卡特（T.F.Carter，1882—1925）在1925年出版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一书的序言可以说最富有参考性。卡特说，“四大发明（FourGreatIn⁃ventions）在文艺复兴初期之欧洲的流播，对近代世界的形成起过重大作用。造纸和印刷术，为宗教改革铺平了道路，使教育普及成为可能。火药的使用，消除了封建制度，创立了国民军制。指南针导致发现美洲，从而使世界全局代替欧洲一隅成为历史的舞台。这四大发明以及其他的发明，大都源自于中国。”宗教改革与教育普及、火药不仅给予封建象征的城堡以致命一击，而且与指南针带来的航海技术共同作用于殖民与征服的“新世界秩序”，对于建立欧洲整个近现代历史都是至关紧要的。但我认为所有这一切，评价的核心都是这些发明如何成为了欧洲近现代历史结构的重要环节。而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化发展，对于东亚地区的文化发展而言，与四大发明相比较，古代东亚世界核心的中国的成长和发展，对于古代东亚世界我们独特的时空观的发现，其历史意义毫无疑问远远大于“四大发明”。

    我的第二个学术立场是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这是与脱欧洲中心主义互为表里的。在我看来，中国古代先民足够伟大。他们从自己的生产和生活中抽象出来独特的思想文化体系，在历史中发挥过长时期的影响。而时空观作为这一思想体系的核心，它如何形成，如何展开，如何最后发展为结构天、地、人三才于一体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怎样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中获得展开，如何结构了古代人的思想和社会生活，是中国文化研究最为核心的领域。这一研究与中国文化的独特性相关，与中国文明所拥有的与古代西罗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完全不同的体质相关。我在《时间与东亚古代世界》中用了相当一部分章节对中国古代文明独特体质的具体发覆和考证研究。惜体例所限，许多重要的部分真正全面展开，要等到我正在撰写的《中国古代世界的形成》。

    我的第三个学术立场是东亚区域文化研究的立场。中国古代时空体系历史上是汉字文化圈最核心标志性特征。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首先是“奉中国之正朔”。即便在这一文化体系中最具有分离性的日本，其历法的基本框架依旧是中国古代传统的阴阳历。我认为，对于中国古代时间文化影响东亚区域的研究，是这一地区最重要也是最为基础的文化课题。区域整合是未来赋予东亚各国的重要使命。从1955年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算起，到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四小龙”的起飞，再到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四小虎”的高度成长，到中国长达四十年的高速经济成长，到今天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经济飞速发展，今天的东亚整体面貌已经焕然一新。到2018年，仅中日韩三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欧盟，接近美国，中日韩三国相互贸易的总和也已经超越中美贸易。由东北亚与东南亚结合而成的东亚世界，已经具有了非常强大的物质实力。六十多年来东亚地区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今后带给世界的影响无疑是极其巨大的。放眼未来，基本的社会和平、经济发展、文化进步的态势注定成为东亚的主旋律。经济朝向一体化方向的发展，给予了我们非常大的历史想象空间。但是，在政治、社会、文化诸多领域，事态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在文化领域我们看到诸如《端午节的文化边界》中所讨论的、将端午节申请成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出现的用民族国家观念切割东亚地域文化资源这类具有负面性力量的现象。立足整合东亚的长远目标，在如何认识东亚文化传统，如何处理好东亚文化传统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我们依旧有很远的路要走。

    一个研究者最大的梦想，是对某一领域的研究发展做出巨大的学术推动。时日匆匆，整理自己的研究成果，我感到能够有所发现、有所建树的只是有限的一些局部。中国古代时间体系对东亚地区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课题。由于时间和篇幅所限，本研究对于许多重大的节日如中元节、中秋节等都没有展开研究。从总体上讲，尽管本书对于朝鲜、琉球部分有所涉及，但更多展开的是中日文化交流与比较方面的问题。更大的遗憾是对越南以及东南亚的岁时文化的研究尚感不足，虽然期间两次赴越南搜集材料，但依旧没能得到进行全面深入而充分研究讨论的资料和学力。这方面的工作，只能留给将来了。

    克罗齐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就我的理解而言，每一位历史研究者都面对着时代变迁所提出的重大问题，都依据自己的时代所赋予的知识结构努力对这些重大问题给予回答。因此不管我们如何标榜研究者的客观性立场，其研究依旧是有着明显的预设立场和预设知识框架的。而对于一个对学术立场有清醒认识的研究者，这些预设可能是主动的、更具有积极意义。“老牛自知黄昏晚，不用扬鞭自奋蹄”，年近花甲，值此一本书结束写作之际写下这些文字，是为了给自己明天开始的探索留些许自我激励和启发。“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反思自己从事研究的学术立场，更是为呼唤更多的学术同人早日投入精力，共同来耕耘中国与东亚的古代时空观这块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