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步”的历史学家：华盛顿·欧文

    1832年，旅居海外长达17年之久的华盛顿·欧文（1783—1859）返回纽约。市政府举行了盛大的欢迎酒会来迎接这位“美国文学的独立宣言者”载誉归来，并在祝酒辞中称他为“纽约的‘希罗多德’”。欧文对此非常受用。正如他的传记作者所说，欧文与库珀等小说家最大的不同，是他对于历史，尤其是美洲史和世界史异乎寻常地关注：从初登文坛的第一部作品《纽约外史》到临终前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华盛顿传》（五卷本），人们可以看出，他对历史的兴趣丝毫也不亚于文学。欧文本人在完成《哥伦布传》及《穆罕默德传》之后，的确也曾对友人自称历史学家——只不过，与乔治·班克罗夫特等“带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和民主主义色彩的”进步史家不同，欧文毕生甘心情愿做一名“退步”的历史学家。

    一

    1802年起，少年欧文开始为兄长彼得主办的《纪事晨报》写稿，笔名“古风乔纳森”——表明作者本人爱传统胜过爱革新。这种独特的“古风”（oldstyle）将纽约政坛名流尽贬为愚蠢可笑之物，嬉笑怒骂，入木三分。两年以后，由于健康原因，欧文赴欧洲游历并疗养。1806年返美后，他与一帮文艺青年组成单身汉小团体“九圣贤”（TheNineWorthies）——仿效史上代表中世纪骑士精神的九位“典范”（包括查理曼大帝和亚瑟王在内），招摇过市，时人避之唯恐不及。1807年，欧文与兄长威廉及其姻亲詹姆斯·波尔丁等合办《大杂烩》，以当时流行的书信体针砭时事。《大杂烩》自我标榜的宗旨是“引导青年，改进老年，教化风气，批评时代”，颇具书生意气。欧文假冒的书信作者是一位类似哥尔斯密式的“世界公民”，他宣称美国是“罗格克莱西”（Logocracy）——以“言语施行统治”的国家——事实上暗讽当政的“口号党”党首杰斐逊总统，因为后者热衷于发表政治宣言，妄谈经济与外交（比如宣称“摧毁银行体系”），并大搞科学实验至于荒谬绝伦的地步。作为纽约富商阶层的代表，欧文对总统重农抑商的政策极为不满，这种不满在他的成名作《纽约外史》（1809）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纽约外史》首先回顾了自1602年起荷兰派遣亨利·哈德逊前往北美探险的历史。1609年，哈德逊抵达纽约湾，将其命名为“新荷兰”。1626年，荷兰西印度公司以低廉商品作为交换，从印第安人手中取得曼哈顿，更名为“新阿姆斯特丹”。1651年英荷大战爆发。1664年英国打败荷兰，又将“新阿姆斯特丹”改名为“新约克”，即纽约。书中刻画的17世纪早期三位出生于荷兰的纽约总督尽管不乏史料佐证，但人物形象皆为虚构——其中一位影射当时的纽约市长，另一位则指向杰斐逊。欧文的用心昭然若揭。

    欧文笔下的尼克博克（Knickerbocker，后成为纽约人代称）是一位荷兰人，住哈德逊临河公寓，每日奋笔撰写大部头史书，临了却因交不起房租遭人耻笑。他逃走之后，房东搜查房间，找到一堆手稿，便拿来出版抵充房租。本书虽名为《纽约外史》（共7卷），事实上直到第2卷才提及纽约——第1卷“宏大叙事”放言纵论从创世纪到哥伦布的漫长历史，并引用若干无可辩驳的印第安人史实对权威的文明“进步说”大加挞伐。

    事实上，当时影响美国社会的“三大问题”——印第安人、清教主义和美国革命——在《纽约外史》中皆有所体现。在欧文笔下，早期的荷兰殖民者貌似非常友好：“附近的印第安人很快习惯了荷兰人怪异的发音，他们与新来者渐渐有了交往。印第安人非常喜欢长谈，而荷兰人则喜欢长久保持沉默，所以他们在这一点上非常融洽。”他们给土著居民带来先进的文明，让他们享受到“舒适的生活，包括朗姆酒、杜松子酒和白兰地酒”，但最后却以文明开化的名义，通过“战争、剥削、压迫、疾病”等种种卑劣手段，“终于把野蛮的土著人全部消灭”。通过回顾早期美洲史，欧文对美国人“天然合法拥有美洲土地”的论调提出了嘲讽和质疑。

    正如研究者指出的，欧文的历史书写往往带有浓重的“自反”（self-reflective）色彩，比如对于清教徒的反思。出于对新英格兰“清教部落”的嫉妒和憎恨，欧文将清教徒刻画成一群恨世者和迫害狂：早期清教徒致力于清剿异端和女巫，其后裔不仅遗传了这一基因，而且变本加厉，以宗教自由之名继续推行宗教迫害。在欧文看来，所谓独立革命其实就是清教主义的一个翻版，其结果导致了社会秩序的动荡和社会阶层的分裂，并使得昔日的“伊甸园”堕入以清教扬基佬为代表的物质主义泥潭。借助尼克博克的视角，欧文认为纽约（美国）的政党之争无异于滑稽的“闹剧”，由此催生政客互相攻讦（mud-slinging）的所谓选举政治。欧文对于选民集会、选举造势等党派政治“韬略”有着敏锐的观察和深切的体会——在他看来，“两个政党就像两个恶棍一样，各自执住我们国家裙裾的一角；并且最后他们就会把自己的衣衫脱掉，赤裸裸地暴露出自己”。

    总而言之，欧文借尼克博克之口所抨击的正是美国社会迷信的“自由、平等、理性”以及依赖它们所建立的“美国法律、商业和政治秩序中的偏差、自私和虚伪”。尼克博克所描述的荷兰人对纽约的殖民史，与官方版本不同，完全是一个经济、政治和社会全方面的倒退和堕落史——正如有评论者指出：“所有尼克博克的胡言乱语都有着严肃的目的……旨在推翻关于美国历史和文化的进步论的阐释。”

    作为一部严肃的历史著作，《纽约外史》最初在费城印刷，题词是献给“纽约历史学会”——欧文是学会会员，其后又因该书呈现出一幅“粗劣的讽刺画”而受到该学会严厉批评。不过文学界对此书给予高度评价，普遍认为该书“堪与斯威夫特媲美”，日后的文学史将欧文、库珀以及诗人布莱恩特等统称为“尼克博克派”，奠定了欧文美国文学先驱的地位。

    二

    1815年，成名后的欧文“对一切，包括对他自己，都感到极其厌倦”，于是前往利物浦游历散心。四年后，欧文陆续推出上下两集《见闻札记》（1819—1820），受到司各特等英国作家好评，被视为美国文学的荣光——在此之前100年，英文的模范教材是艾迪生的《旁观者》，此后《见闻札记》则成为举世公认的在校学生研习英文的首选。但遗憾的是，书中素材大多取自欧洲历史传奇和民间故事，仅有四篇取材于美国本土（爱伦·坡等人由是讥讽欧文“美国文学之父”的称号名实不符），而这四篇几乎都对美国“命定扩张”及民主政治引发的乱象进行了针砭，反映出欧文浓厚的保守主义思想。

    《见闻札记》假托杰弗里·克雷恩所作——杰弗里取自一位英国友人名，克雷恩本意为蜡笔画（Crayon，欧文本人酷爱绘画，与华盛顿·奥尔斯顿等多位画家友善，并对纽约“哈德逊画派”产生较大影响）。继承了《纽约外史》的一贯风格，《见闻札记》中的两则尼克博克故事，把荷兰人的传统与美国新英格兰人的进步之间的对照变成了一种挽歌式的讽喻，充满感伤色彩。欧文曾自称在文化方面一向主张“喜旧而厌新”，喜贵族（品味）而厌贫民。在他眼中，美国这个新兴国家缺乏悠久厚重的传统，而这也正是他迷恋欧洲传统文化的原因——因为借助传统可以开启看得见昔日风景的窗口。然而，随着美国工商业的进展，那些充满神奇魅力的传统以及各种古老习俗都在衰败、消失之中。欧文不遗余力地描绘偏僻乡村的乡情民俗，试图以一种怀旧的情感哀悼行将消逝的乡村景观和乡村生活方式——面对这样的情境，作者心痛不已，仿佛一场美梦正在逝去，令人扼腕叹息。

    《见闻札记》中最有名的故事当属《瑞普·凡·温克尔》。据考证，欧文在创作这一短篇时参阅了相当数量的殖民地历史著作和欧洲民间传说，欧文希望通过组合历史素材，借助“介乎历史和想象”之间的独特文学样式，表达他对独立革命后美国社会现实的不满。故事发生在17世纪上半叶，当时荷兰人刚刚在北美建立新尼德兰殖民地，小说主人公居住的小村庄即为该殖民地的一部分。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到了英国殖民时期，荷兰人的后裔早已丧失了其先祖的尚武精神，变得浑浑噩噩、麻木不仁。小说中的男性村民常常围坐一起，通过闲聊打发时间——欧文用具有反讽意义的“政治集团”称呼这群人，更反衬出他们精神的萎靡。

    照批评家的说法，小说充满了与主流时代精神格格不入的感伤情调，因为在欧文看来，过去一直存在于现在和将来之中——“历史像一根纽带延续着昨天、今天和明天”。《瑞普·凡·温克尔》的主题是刻画“革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昔日的“田园诗”仙境（bucolicparadise）被商业和政治混乱（babel）所取代，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诞生可以视为失乐园故事的重演。欧文顽固地认为，美国民主并非真正的文明进步，而是人类的堕落。在他看来，向民主制度每前进一步，都是向毁灭接近一步，因为那样的局面一定会产生另一位暴君。在所谓民主时代，面对一批蛊惑人心的煽动家、投机客以及暴发户，欧文满心遗憾且满腔愤怒（美国人向政府缴纳的税赋居然比国王治下还要多！）——难怪温克尔觉得自己和周围的世界都“中了魔法似的”荒诞不经，因为这是一个是非颠倒、令人啼笑皆非的乱世。欧文似乎暗示读者：打着平等自由旗号的革命，说到底，不过是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野心家提供了角力的平台；愚昧而盲从的民众最终沦为政客逐利的工具，根本无从分享所谓的“革命成果”。

    1824年欧文游历归来，出版《旅行奇谈》，收录的尽是短篇，其中多半讲述美国南方的故事，但仍充满历史的关切。根据欧文的观察，“旧派”的历史小说（如司各特，以及模仿司各特的库珀）在南方比在北方更受欢迎，它和演讲以及民谣鼎足而三，堪称南方的文学特色。欧文注意到，南方沉醉于昔日辉煌的历史，怀念哺育出国初四大总统的黄金时代，宣扬绝对效忠和亘古不变的秩序，并为此深感自豪。据欧文考证，骑士传统在南方根深蒂固——昔日英王查理二世被迫流亡海外之时，名下一度只剩下弗吉尼亚一小块领地。为报答殖民地人民的赤胆忠心，日后国王加冕所着龙袍即以该地纯丝织成。与崇尚革新、生机勃勃的北方相比，在南方，社会批评简直不可想象，社会因此失去活力。日后美国历史的进展也验证了欧文敏锐的观察和判断。

    三

    1826年，应美国驻西班牙公使邀请，欧文从英国出发，前往马德里，着手翻译早期探险家遗留的历史文献。由于接触的文献包含新世界的开端和发展，具有丰富的历史价值，因此欧文决定以此为题材，创作一系列“历史的寓言”。1829年出版的《征服格拉纳达》，取材于“一种介于历史与传奇”的“中间地带”（此一体裁十数年后由霍桑发展为“罗曼司”），是其中的代表作。在格拉纳达（该城是基督徒收复的最后一座城市），基督徒对穆斯林展开“圣战”，结束了双方长达八个世纪的纷争，阿拉伯人从此也永远告别了安达卢西亚。在书中，欧文以高超的文学技巧，将历史和虚构结合起来，将分散在民间的历史碎片精心加工成浑然一体的杰作，并对战败的摩尔人表示出由衷的敬佩和同情。如对其中一位勇敢的摩尔人的记述：他被假释去会见他的新娘，最后信守诺言，返回牢狱继续当一名囚徒。在欧文看来，“西班牙地区的舒适惬意的生活，以及给安达卢西亚的生活方式带来特有的东方魅力的一切风俗习惯，都可以从摩尔人那里找到根源。摩尔人是唯一应该享有这个国家的民族。祈祷他们会再次从非洲来征服西班牙。”在结尾处，欧文还不忘对教皇进行一番讽刺挖苦：“教皇为战争辩护……收复被摩尔人侵占的古老领土，为基督徒遭受的屠戮复仇，是为教会的荣耀和历史的进步而展开的圣战。”——假借“圣战”“进步”之名，其实是倒行逆施。欧文晚年将《征服格拉纳达》视为他最好的作品，声称可以与骑士文学中的任何一部媲美（柯尔律治亦断言“它是同类作品中的杰作”）。

    继《哥伦布传》和《征服格拉纳达》之后，欧文本来计划着手《墨西哥征服史》。他为此收集了大量素材并撰写了前五章。在该书序言中，欧文赞叹阿兹特克文明的独特魅力，并对这一远古文明被殖民者肆意摧毁表示哀叹。可以想象，假如得以完成，本书将会是另一部“发思古之幽情”的怀旧之作。可惜由于他接受了另一项委派任务，不得不将这一未竟之作转交著名历史学家威廉·普雷斯科特去完成（该书后于1843年出版）。

    四

    与之前几部“怀古”之作相比，1832年出版的《阿尔罕伯拉》更能表明作家逃避社会现实的态度。阿尔罕伯拉是摩尔人在格拉纳达建立的辉煌宫殿,也是摩尔人留给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历史文明古迹。这是一座废弃的古堡，在摩尔人统治时期曾盛极一时，其中花纹繁杂的阿拉伯文图饰以及极易引起“密集恐惧”的线条所展现的异国情调令欧文欣喜若狂，禁不住大发感慨：“富于历史性和诗意的事物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浪漫的西班牙史籍中。蕴藏在这座东方的伟大建筑里的，该有多少真实的和荒诞的逸事和传说——多少阿拉伯的、西班牙的吟诵爱情、战争和骑士精神的诗歌和民谣。”根据欧文记录的史实，1492年，哥伦布在伊莎贝拉女王资助下，驾船横渡大西洋，寻找传说中富庶的东方大陆。而三百余年后，欧文本人则以外交官的身份“重返”阿尔罕伯拉宫。东西方文化，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似乎再次交汇共融，而人类社会或亦因此而步入理想的“黄金时代”——正如评论家所说，“《阿尔罕伯拉》的魅力在于它具有悠然、闲散和梦幻的精神”，反映出欧文在悲悼昔日辉煌的同时，恨不能退回到浪漫温馨的中古时代的幻想。

    返回纽约三年后，应纽约皮毛大亨约翰·雅各布·阿斯特之邀，欧文推出商业传记《阿斯托里亚》（1836）。在书中，除了对“皮毛大王”大唱赞歌（库珀讥讽欧文此举无异于“卖身”），欧文更借机怀念英国殖民时代各种商业机构之间的公平竞争，其乐融融，充满“友于兄弟”（convivialfraternity）之场景——全不似如今这般尔虞我诈。模仿司各特历史小说《威弗利》的笔调，欧文刻意将旧世界理想化，同时又主张将民族英雄主义和爱国精神运用于商业领域，比如他鼓吹兼并以形成垄断，所举例证为1787年著名的西北公司兼并蒙特利尔公司，一时员工多达2000人，足以与东印度公司抗衡——后者控制大西洋两岸贸易，甚至远至中国。与此同时，他对英国“巨无霸”公司的肆意扩张也保持高度警惕：他曾引用参与签署《望厦条约》（1844）的友人、国会议员凯莱布·库欣的观点，认为美国的自由贸易受英国“商业帝国”垄断势力打压，并呼吁通过自由竞争建立全球公平贸易体系——由此可见历史学家欧文思想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欧文晚年深居简出，其著作大多从早期手稿中精选出版，至此，文学一变而为商业行为，颇遭世人诟病。但他对于历史人物传记依旧情有独钟。1850年出版的《穆罕默德传》和去世前完成的《华盛顿传》（1855—1859），都是“不折不扣的历史性题材”。然而遗憾的是，评论家普遍认为，尽管史料丰赡，然两书皆缺乏新意。尤其是后者，文笔拘谨，枯燥乏味，说明作家已沦为“官方的喉舌”，失去了往昔的如椽巨笔和讽刺的力量。一个毕生以“退步”为荣的历史学家（欧文的传记作者查尔斯·达德利·沃纳声称“欧文天生喜欢怀旧，面向过去而非未来”）一旦主动向官方靠拢，积极追求所谓的“进步”，他的创作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