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儒”李锦全的学境与人品

    生于1926年的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李锦全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史家，长期致力于学科建设，成就斐然。20世纪80年代初期，先生与武汉大学教授萧萐父（1924—2008）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教材发行十多万册，为国内众多高校采用，2008年出版英文版；1986年，他创建中山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点，为学术界及社会各界输送了大量人才；80年代中期以后，他与南开大学教授方克立（1938—2020）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七五”“八五”重点规划课题“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促使现代新儒学研究在大陆地区蓬勃发展；90年代初期，先生总结并提炼了“矛盾融合、承传创新”的哲学史观，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研究发展史上荦荦大者的方法论建构。

    先生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包括三个部分：一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学术沉思，二是“矛盾融合、承传创新”的哲学史观，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不妨说，第一个部分——在不同的问题意识导引下从事的一系列倍受瞩目的学术研究，使得先生成为专业意义上的学人；第二个部分——将各别的、具体的、微观的学术研究上升为整体的、抽象的、宏大的哲学史观，使得先生成为学科意义上的哲学史家；第三个部分——把书斋里的学问与火热的时代担当感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得先生成为当代意义上的建设者。学人、哲学史家、建设者组成了先生的“学术儒”形象，这是“字史”意义上的、为人熟知的先生。

    “字史”意义上的先生与“心史”意义上的先生有所区别。见诸公开的学术论著之中的“字史”是可以被阅读、被诠释的，而寄托在私人性的日常生活中的“心史”则只能被想象、被体悟。李宗桂教授曾说：“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精神生命，在李锦全身上得到了具体的体现。‘矛盾融合，承传创新’，他所概括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历程和特点，在他的学术生命中得到了生动的诠释。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所追求的知行合一的精神力量，领悟到‘君子儒’的真谛。”从“学术儒”的一面看，先生已经把渊博的学识与独到的见地惠赐给了我们和这个时代；从“君子儒”的一面看，先生的学境与人品何尝不值得我们在这个并不寻常的时代中予以慧心地咀嚼、真切地感悟呢？！

    一、治学方法上的杂中求专

    先看一段“古文”：“大厦之倾也，非一木所能支；举国之危也，非孤臣所能任。史公受命朝廷，投身军旅，连师淮、泗，力图中原，事之不成，非战之罪也。然破巢之下，安有完卵；亡国之余，安能全身。扬城之殉，公盖计之审矣！史称母梦文山而诞，何其事之类耶！匪特宋、明之光，亦天汉之幽馨也。呜呼，伟矣！”就像当年那位中学语文老师一样，我们也会以为这段文采斐然、立意庄重的文字出自某个名家大师之手，其实这只是初中三年级学生李锦全代同班同学写的一篇作文中的“赞曰”。“寒灯独对，稗官野史为邻；顾影相亲，诗国词林作伴。”见到什么就看什么，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先生后来称作“博而后约、杂中求专”的治学方法显然是从青少年时代那种兴趣型阅读中培养起来的。

    先生众所周知的身份是哲学史家，而他常常自称为杂家。1960年转入哲学系后的二十多年，先生一直参加广东历史学会的活动，并曾担任副会长——难道他是历史学家？1999年出版诗词专集《思空斋诗草》（存诗682首），至今填词作赋——难道他是诗人？先生作为哲学教授参加1985年10月在安徽芜湖召开的“龚自珍诗文学术思想讨论会”，发表过《读东坡诗词——记苏轼的人生旨趣》《试论龚自珍思想矛盾的两重性——读龚定庵诗词兼论其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难道他是文学教授？个中奥秘无他，盖因“贯通文史哲，铸成一家言”是先生一生治学的显著特色。

    老一辈学者熟悉《孟子》8·15说的一句话：“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杜国庠（1889—1961）同青年人谈治学经验，特别主张“博而后约”；受此影响，先生补充了“杂中求专”。这八个字有着丰富的含义：首先是“杂而博”，拥有知识拓展的巨大空间；然后是“专而约”，进入研究深化的专业境界。一般地说，“杂而博”理所当然地“逻辑地在先”，“专而约”水到渠成地“历史地在后”。形象地说，“博而后约”是指手里的书本由厚越读越薄，“杂中求专”是指心中的学问由浅越钻越深。

    先生自己是这样做的，也要求学生这样做。任剑涛（现为清华大学教授）、肖滨（现为中山大学教授）这两位长江学者，当年读博就是照着先生的方法做的。叶鹰（现为南京大学二级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以前，本科阶段学理科，硕士阶段学信息情报专业，可谓“杂而博”。针对这一特点，先生指导叶鹰做了以《易玄合论》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让他利用自身跨学科、跨专业的知识优势，啃下了纯粹文科出身的学生不太敢碰的扬雄（前53—18）那本像天书一样的《太玄》，可谓“专而约”。今天，专家虽多，但看不见大师；专业虽多，却找不到经典。这与很多人轻视老一辈学者“博而后约、杂中求专”的治学经验，不把它当回事是难脱干系的。

    二、学术研究中的合作品格

    尽管学术研究具有明显的个体操作性，但在现代大学体制中，课题攻关越来越离不开团体合作性。学术合作可谓贯串先生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之中：一是50年代末期至70年代中期，先生与教研室同事陈玉森（1916—1993）、吴熙钊（1929—1998）在杨荣国（1907—1978）指导下，合著《简明中国思想史》《简明中国哲学史》《简明中国哲学史（修订本）》；二是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先生与武汉大学教授萧萐父作为主编，并联合九所院校，编撰了影响广泛、颇受好评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教材；三是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先生与方克立教授共同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重点规划课题“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

    不计个人得失，善于与人合作，这是所有合作者对先生的一致评价。其实，先生并没有就学术合作问题发表过正式的论述。李宗桂教授曾说：“我们这些弟子都认为，要了解李锦全教授的襟怀和人生，阅读他的诗词远比阅读他的学术专著和专业论文要全面、深刻和真切。”诗以言志，志以见人。这就必须提到《编余吟咏》与《思空斋诗草》。

    先看前者。当年，《中国哲学史》教材完成后，曾编有酬唱之作《编余吟咏》一册（油印稿）广诸同好。《思空斋诗草》即存《〈编余吟咏〉初序》。《编余吟咏》见证了萧萐父、李锦全两位主编堪称典范的精诚协作，见证了编写组诸同人酬唱神州、意气风发的共事情谊。2018年10月20日的《悼念萧公逝世十周年献诗》写道：“相隔人天两渺茫，西归驾鹤任翱翔。十年离乱初相识，卅载承平共举觞。放犊徜徉思哲理，吹沙历练显文章。何时重聚离尘世，耿耿星河聚一堂。”读先生这首怀念萧萐父的诗，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友情天荒地老、亘古长存。

    再看后者。《思空斋诗草》是先生1999年出版的诗词专集，时间跨度为1938—1998年；现已收入《李锦全文集》第7卷，时间跨度为1938—2015年。先生说：“《思空斋诗草》1998年结集，其后写作不多。1999—2015年，17年来存诗48首，多属师友生辰或节日贺词等应酬之作，还有自身生日述怀和自嘲所写门票文章的遣兴之篇，作为续集。”存诗七百多首的《思空斋诗草》及其续集展示了先生的真性情，而合作品格是真性情的题中之义。大学中人乃至所有的社会人，日益置身于功利性越来越强的当代生存语境之中。这种源于真情真性的合作品格，不啻于意味深长的警醒。

    三、心灵深处的道法自然

    许多像先生这样的大学教师，“文革”期间都有过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十年浩劫，如果以左、中、右排队，先生居于中间位置。但是，先生始终不是政治上的风派，所以居室挂过一幅对联：“宠辱不惊，任庭前花开花落；去留随意，似天上云卷云舒。”先生说：“我是以此为座右铭，亦表示出我的人生价值取向。”先生也始终不是事功上的风派。先生1956年评上讲师，时年30岁；1978年晋升为副教授，时年52岁；1983年晋升为教授，时年57岁。《思空斋诗草·自序》有云：“寄身世于流水行云，托遐思于美人香草。”“去留随意，与人无爱亦无憎；物我均忘，孰解是空还是色。”

    1995年，接受中山大学哲学系系刊《哲苑》的采访，先生坦言：“老实讲，我并不很推重儒家，也并未刻意去追求哪家风范，我只是习惯平平淡淡地生活、做学问，不太在意身外的东西。这样说来，我想我的思想人生态度基本上又算得是道家的，我是道法自然。”2017年11月4日上午，李锦全先生指着汝信主编的《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哲学卷第2分册（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对笔者说道：“广东入选了八人，马哲是张江明、刘嵘、叶汝贤，中哲是杜国庠、杨荣国、我，西哲是罗克汀，美学是马采。他们都走了，只有我还在。我是20世纪的人。”如同“寄庐”名其寓所、“东官寓形子”号其自身一样，“道法自然”恰如其分地写照这个阅历丰富、学识独特的老人心灵深处最本真的追求。

    心灵深处的道法自然，让先生赢得学生的敬爱、同行的尊重以及社会的景仰。弟子吴重庆（现为中山大学教授）深情地回忆说：“……李老师上课时总是摇着那把大蒲扇，我以为他怕热，就及时打开他头顶的吊扇，吊扇呼呼转起来了，但李老师全然不理会，还是一边讲一边轻摇大蒲扇。那时我才领会到，李老师其实并不看重他的大蒲扇的实用功能，他喜欢的是大蒲扇于无言间的轻摇曼摆。这样的妙境，正适合他给我们讲《坛经》，也适合我们读《坛经》。”东京大学教授池田知久推重先生的道德文章，来华讲学期间曾说：“在中国到处都可遇到问我可否去日本讲学的名家，像李锦全先生这样毫无商业气、名利心的文人实在太少了。”有人问及此事，先生正色说道：“我自己不去计较名利是我性情习惯而已，但是年轻人不必学我。”

    先生今天依然喜欢摇着那把大蒲扇，让笔者一次次深感淡泊名利正是道法自然的社会基础。由此延伸，我们认为：日常生活中不汲汲于功名利禄的学者，自然会把更多时间花在阅读与研究上，这使得杂中求专获得了时间条件；即使与人一起进行研究，也会具备良好的合作精神，这使得合作品格拥有了人性保证。仅就先生来说，无论治学方法上的杂中求专，还是学术研究中的合作品格，显然都经由心灵深处的道法自然而得到本体论的证明。李宗桂教授为10卷本《李锦全文集》写的序言指出：精神健旺、思维敏锐的李锦全先生以“平常心是道”对待人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道法自然、止于至善的生动体现。

    先生的生命是人文的生命，先生的心灵是诗化的心灵。1996年，《七十初度，俯仰前尘，戏成四律》其三云：“笑傲尘寰七十年，湖山又见散游仙。非关入世超流俗，且往寻根是宿缘。大地苍茫谁是主，人情幻变孰为先？休言造化知无限，乐道终归法自然。”2000年，《参加江西铅山纪念朱子诞辰八百七十周年国际学术会（新鹅湖之会），贺诗两首》其二云：“鹅湖景物历沧桑，朱陆当年辩论场。至理只求能累洽，斯文何必畏参商。周程派衍源流远，洙泗遗风道脉长。今日群儒来雅集，中华学术费评章。”2006年，《八十述怀》其八云：“八旬归老欲何之，冷暖人间只自知。教席半生同砥砺，诗坛一角费寻思。良朋欢聚娱今日，亲友凋零念昔时。世道沦桑无限感，还当相约待期颐。”

    “乐道终归法自然”开放了先生“君子儒”的一面，“中华学术费评章”敞开了先生“学术儒”的一面，这一开放与敞开在我们的阐释中是生生不息的。“教席半生同砥砺”“还当相约待期颐”，祈愿先生以“法自然”的人生姿态永久地激活“费评章”的中华人文！

    谨以此文恭祝先生最近荣获2020年度“汤用彤学术奖”。

    （作者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孟子研究院泰山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