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德的中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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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4年，为了整顿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关税混乱状况，偿还列强的战争赔款和筹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军费，清廷在英、美、法三国驻上海领事馆与苏松太道吴建彰的联手推动下成立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自1863年赫德接替李泰国担任总税务司后，该机构得到进一步扩大，其管理范围囊括了关税、邮政、港口、水道运营、气象报告、反走私业务，以至于筹划向外国银行借款、推行国内货币改革和其它财政和经济事宜。按照中英《南京条约》，负责清廷与英商直接沟通的人必须是大英帝国的臣民。因此海关总税务司署表面上是清政府的行政机关，实际上却由英人和其它外籍关员担任领导角色，这就赋予了该机构以一种为其它主权国家所绝无仅有的特殊性质，因此有了“国中之国”的称谓：“占据总税务司职位的是一个由国家独立机关所雇佣的助手，而非其所有者，其外国雇员同样也是由中国海关任命来协助中国上级主官工作的。对于恭亲王（在1861-1884年间担任总理事务衙门大臣的奕——引者注）来说，这个新体制期望能够更加稳固地控制涉外事务和有效地搜集关于增加海外贸易收入的知识。”该机构的职员分为闭门关员和一般关员，前者主要由英国人占多数的外籍人员组成，后者则基本上都是中国人。赫德上任之后虽然考虑到外籍职员之间的平衡有意增加了法国人、德国人、奥地利人、意大利人、俄罗斯人、美国人，甚至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丹麦人、瑞典人和挪威人所占的比例，但他的确偏爱任用那些来自英国特别是其爱尔兰家乡的亲友。赫德本打算向清廷推荐其亲弟继任其总税务司之职，但因后者早逝而不得不改荐妻弟裴式楷，1929-1943年任职的梅乐和则是赫德的外甥，尽管偶有非爱尔兰人担任总税务司，但来自爱尔兰的青年人依旧是其关员招募的首选。

    1910年6月，英格兰人安格联当上了总税务司，四年之后，爱尔兰人西姆斯·安德森，也就是《想象的共同体》一书的作者本尼德克特·安德森的父亲顺利成为了其下属。将安德森放逐东方的是曾经在英属印度、缅甸和马来西亚殖民地担任帝国海军工程师的父亲，推荐他来中国海关谋职的则是曾经出任驻香港的英军总司令的叔父。这位年仅21岁的爱尔兰青年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先后辗转于岳阳、沈阳、上海、宁波、香港、重庆、汕头、南宁、海南和昆明等地，除了曾经四次往返欧洲之外，他几乎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工作岗位，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迫于日本人对中国海关的不断侵蚀而远走美国。

    能够熟练地运用汉语进行沟通和交流是赫德对外籍海关职员和下属的基本要求，这与同一时期英帝国对派驻印度的殖民官员在语言方面提出的要求是一致的。在1854-1859年担任英国外交官期间，赫德通过在香港、宁波和广州连续从事领事工作渐渐熟悉并掌握了汉语，这是其之所以迅速取得以恭亲王奕为首的清廷甚至是慈禧太后本人高度信任的主要原因，凭借双方的互信关系（清廷官员习惯称其为“我们的赫德”），赫德屡次接受清政府的委托，在中法战争和中葡关于澳门地位的纷争中担当调停角色，发挥了出色的外交才干。基于个人与清廷的交往经验，赫德在总税务司署设置了专门培训外籍职员汉语水平的课程，规定通过不同等级的语言测试是显示关员工作能力和获得提升的重要依据。由于语言考核程序非常严格，不断有抱怨之声传出，赫德一方面承认自己赋予“汉语知识一种远高于其他品质的极端重要性”，一方面为自己辩护道，熟悉所在国语言有助于提升海关关员的个人权威和维持海关整体的生存，要求掌握汉语是基于“稳固机构持续存在的考虑，期望人们把这个要求看成是促使中国官员能够肯定海关内在价值的措施”。赫德告诫已经在海关服务三年或三年以上之人“如果尚未通过威孚玛口语系列考试的话，将找不到自己未来的职位”，“不能令人满意地通过各种考试，或者在不借助于译员帮助的情况下，其汉语知识不足以应对大宗业务交往之用的人不能被提升为专员。”

    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他亲手制定的有关招募、培训和晋升的制度一直持续到裴式楷和安连格时代。从1874年开始，赫德委任密友金登干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设在伦敦的办公室主任，负责招募来自英国和其它欧洲国家的青年人充任闭门关员。其具体的招募程序是，先由赫德本人提名，再由远在伦敦的金登干对应聘者进行面对面的考核。其遴选标准为是否拥有良好的教育和身体状况、优雅的举止、潇洒的外貌及善于社交的性格，总之，维多利亚时代的那种男子气概极其受到青睐。1914年，当西姆斯·奥戈尔曼·安德森从沃特沃德来到伦敦参加考试之际，担任考官是金登干秘书保罗·金手下的一位名为卡鲁瑟斯的助手。安德森因其爱尔兰身份及其父辈们在海外殖民地服役的经历很早就进入了考官的视野。当这位曾因成绩优秀得过奖学金的一年级大学生被问及为何从剑桥大学布罗克学院辍学时，卡鲁瑟斯记述道，安德森回答问题的态度十分坦诚。在谢尔顿汉姆中学校长眼里，这位昔日的门生拥有“强大的意志和坚定的精神，性情坚毅而富于纪律性和领导力”。1915年4月，安德森同其他刚刚来到中国的同事一起来到了沈阳郊外的语言学校，开始接受为期一年的汉语培训。学校每天的课程从早晨九点钟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三点，学员们每个月都要进行考试。当第二年春天来临之际，安德森获得了校长的高度评价：“就全体学员而言，安德森先生的能力、工作态度和进步速度无人企及。”相隔数月，安德森在宁波任上又通过了一次严格的汉语考试，学习汉语的习惯自此之后一直伴随着他度过了在中国的漫长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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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成立之际，弗雷德里克·卜鲁斯就告诫首任总税务司李泰国，海关应当保持一种国际性，“考虑到中国政府的利益，调和不同商业共同体的利益并给予中国政府以信心，我认为（海关外籍关员的来源——引者注）越是混杂就越少能招致对其偏袒某国利益的指控，它也就越能平稳和满意地发挥效用”。这位英国驻华公使（即1860年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方面的全权代表，后来下令英军烧毁圆明园的额尔金公爵的弟弟）的意思非常明确，就是希望避免“国家之间彼此的嫉妒”，借此平衡列强在华的商业利益。赫德也表达过同样的想法，即所谓外籍海关关员应当避免任何一种可能被认为是过分支持一国而损害他国利益的行为。

    卜鲁斯和赫德的“门罗主义”原则也成为总税务司署招募和遴选外籍雇员的指导标准。然而这个标准被执行得如何？且不说赫德对英国人、爱尔兰人的偏爱及其任人唯亲的领导风格使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一贯标榜的国际性大打折扣，即便是外籍职员也不会被一视同仁。爱德华·德鲁曾长期在赫德手下工作，与安德森一样曾经在上海出任过统计秘书一职。根据他的回忆，海关总税务司署可以说是一个国际性机构，其效力部分体现在来自列强的臣民被分别安置在高低级别不等的职位上。以德鲁工作过的福州海关为例，专员是美国人，其高级代理是法国人，其他职位由高而低分别是德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英国人和日本人，级别最低、数量最大的一般职员是从中国本地招募而来的。虽然雇员的国籍没有固定的比例，但基本上是按照各国在华商业利益的大小分配的：英国占据了其中的最大份额，其次是美国、德国、法国以及少量的丹麦人、日本人和俄国人等。在专员和代理专员两种最高级职位上，各国代表所占的比例虽说并不均衡但也都不告缺。1907年随着条约口岸城市数量的不断增长，两种高级职位的数量增至62个，其中有37位英国人，5位美国人、5位法国人、5位德国人、3位俄国人、2位挪威人，日本人、意大利人、荷兰人、比利时人各占1位。此外，外籍职员都能够不同程度地得到提升的机会，但是在英国人主导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长达百年的历史当中，从未有过任何一位中国职员成为专员或者代理专员。面对类似的指责，德鲁辩护说中国的官僚队伍缺乏总税务司署现在所具备的团队精神，否则便无需外国人的介入。由此看来，赫德及其继任者们宣称的国际性原则体现的绝非简单的世界公民精神下的机会均等，而是为了维持列强在华商业和政治利益平衡而制定的非常现实的人事策略，对赫德和他的继任者以及为数众多的外籍职员而言，正如赫德本人曾多次宣称的那样，上述安排更多是出于维持这一古怪机构的生存而已。在总税务司署的外籍职员之间，不断有人称颂赫德这位英帝国公民具有的国际精神，称颂其作为一位服务于中国政府的外籍官僚并没有偏袒英国以及其它欧洲国家的商业利益，甚至敢于为维护中国的利益与英国外交部门展开交涉等等，并将之等同于赫德中国政府的忠诚。

    那么，这位殖民官员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忠诚于中国呢？从他留下的大量著作、公文、日记和书信中，我们也许难以找到答案。赫德从中学时期开始就酷爱阅读古希腊、罗马、英国和欧洲文学，尤其衷情于英语诗歌和爱默生的散文。1867年，也就是赫德进入中国的第13个年头，在致德鲁的一封信中，他抄录了朗费罗诗作《圣·奥古斯丁的阶梯》中的一节：“我们没有翅膀，/我们不能腾落/然而我们有双脚可以拾阶爬升，/慢慢地，一点点地，/接近我们时代高耸云端的巅峰。”或许出自赫德本人谦逊的性情，他把诗节的最后一句修改成“因此，学会劳作和等待”。这个修改显然是在勉励自己的同胞和乡谊（即诗中的“我们”）共同投身于在中国的事业，然而，收信者非但不知原作乃朗费罗的手笔，而且还把它们看作是鹭宾（赫德仿照中国方式给自己起的字——引者注）对中国表达的忠诚态度，而这种解读试图以赫德对中国表现出的某种表面上的、值得怀疑的忠诚态度来掩盖其作为一个大英帝国的官僚内心深处的个人职业追求。在亲侄女朱丽特·安格联（第四任总税务司安格联的妻子）的眼里，赫德以谦逊的姿态、勤勉的工作和乐于助人的情怀成为“为世人尊敬和爱慕”的伟人。安格联夫人将叔父辉煌的一生精心编排成了一部“罗曼司”，在这部伟人传的末尾，作者怀着一种无法按捺的心情透露了主人公获取巨大成功的秘密。与德鲁一样，她似乎误以为下面这些为赫德所崇敬的歌德的诗句出自其叔父之手：“假如你今天尽了自己的职责，/你就清除了明日驻足的障碍，/无论乌云如何遮挡明日的太阳，/你也不会想念那些孤独的日子。”赫德将摘录诗句的纸条放置在了常年伏案工作的办公桌上，而亲手补写的日期——“1854-1908”——似乎表明它们可以被看作是对摘录者全部中国经历的总结。自1900年以来，赫德未能成功地说服清廷和西方列强放弃争端，从而避免庚子之乱的发生而倍受到中外人士的共同批评；同时随着总税务司署的主管部门由外务部转为税务局，赫德及海关总税务司署在外交方面的地位明显下降。1908年，已经步入晚年的赫德打算就此离开北京返回英国，歌德的诗句恰如其分地表露出了他此刻的失意心情，这是一种彻底摆脱了繁重的行政工作，置身于英中官员双重身份之外的孤独心境。49年前也就是1859年5月，他接受两广总督劳崇光和李泰国的邀请进入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同时辞去了英国领事馆的职务，并被告诫一旦从此离开就意味着今后不能再随意返回英国外交部。

    然而威孚玛退休之后，1885年5月赫德意外地接到了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尔的邀请，拟任命他为英国驻中国和朝鲜公使。一方面他为自己能够在时隔26年之后重返英国外交部而感到无尚荣幸，另一方面他又担忧一旦去职可能会导致自己苦心经营的总税务司署的状况迅速恶化，担忧失去这份肥差之后其个人收入会大幅下降，总之，种种顾虑使得他在是否接受英国政府任命的问题上犹豫不决长达四月之久。1885年8月底，他终于做出了拒绝英国外交部任命的决定。在致英国外交部官员的公函中，赫德详陈了个中的理由。他首先表示能够得到女王陛下和格兰维尔勋爵的垂青是“无尚和绝无仅有的荣耀”。一方面，他确信卸任总税务司之职定会导致该机构领导权的旁落，从而严重损伤英国的商业利益和中英两国的关系，相反，如若能够继续留任现职，他就能对总税务司署的未来施加有益的影响，并使之在一个广泛的基础上更加得到稳固，这必将加强中英关系，促进英国在华利益的顺利实现；另一方面，即便接受任命本身的确能够为英国带来益处，那么这也将因总税务司署领导权的旁落以至解体或者由此产生的对英国的敌意而被抵消，因此当务之急在于改善和提高对中国各项事业的管理，“首要的问题是要把（海关——引者注）的领导权保留在英国手里。”佩里·安德森曾这样评价说，“赫德的个人地位关键取决于他与母国的分离，假如他是迪斯累利或者沙里斯伯的鹰犬的话，他便不会对紫禁城拥有相同的影响力。”我以为此话颠倒过来说反倒更为贴切，即便赫德表面上不愿意做大英帝国的鹰犬，他也能够代表和维护母国在华的商业和政治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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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德出生于爱尔兰北部的阿尔斯特省阿玛郡波塘镇，与安德森的故乡沃特福德不同，这里的人们普遍信仰新教，政治态度亲英，与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对立的联合主义者大多来自这个地方。理查德·奥利瑞在对赫德留下的大量日记和书信做出研究之后，认为其在阿尔斯特、爱尔兰、英格兰、不列颠四重民族身份之间并行无碍、绝无冲突。在这位研究者看来，赫德赞成由大英帝国承担管理中国海关的权力，但反感其前任李泰国等英国外交官对中国人的粗鲁做法；悉心考虑大英帝国的利益，同时又不愿伤害中国政府的尊严；他像普通爱尔兰人一样看重家庭的价值、偏爱甚至热衷于资助爱尔兰的亲友，积极在家乡谋求社会地位的提升，同时又支持大英帝国加强对爱尔兰的统治，正是这种跨国家/民族的多侧面的认同方式成就了赫德在中国的事业。在1854年10月的一则日记中，赫德写道，“我是爱尔兰人——无论内心和灵魂都是爱尔兰人，然而我并不为离开祖国而哀叹。”作为典型的新教爱尔兰人，赫德对爱尔兰民族主义始终持批判的态度。在1885年威斯敏斯特选举之后，赫德在日记中说，“假如自由人士和保守人士再不一起努力将爱尔兰留在不列颠之内的话，我担心爱尔兰会迎来一个糟糕的局面。”显而易见，他主张大英帝国应当从立法方面加强对爱尔兰的控制，相信这会比谋求爱尔兰从英帝国分离出去的做法更有益处，因此，他更看重自己的祖辈作为大英帝国殖民者的优先地位，甚至编造子虚乌有的家史，谎称其父系先祖就是17世纪征服爱尔兰的威廉三世麾下的所谓“赫德上校”，后者在战争得胜后被赏赐了一块位于克里莫利亚特的田产，从此当上了地方上的土地贵族。（HC：596）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的盎格鲁-爱尔兰人的后裔安德森成了爱尔兰民族运动的同情者和支持者；相反，一个世代居住在爱尔兰的人却把自己想象和装扮成为外来殖民者的后裔。至于赫德究竟在何等程度上认同于中国，我们可以从1902年他最后一次觐见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说起。赫德的侄女生动地记录了这一幕。庚子之乱后，中外舆论不断指责赫德未能履行说客的职责，总税务司署的地位也有所削弱，赫德此时心灰意冷，请求辞去总税务司之职并得到了清廷的批准，就在他准备离京归国之际，慈禧太后要求召见他。一位官员引领赫德走过紫禁城里的层层宫殿来到了太后和皇帝面前。觐见大厅其实并不大，甚至有些逼仄和空荡，“没有椅子，没有茶盘，除了房顶上美丽的绘画和大门上精致的木雕之外什么装饰也没有。”当赫德向两位主权者例行公事之后，慈禧太后谈起了他未来的伦敦之行，并略带羞愧的地说自己一生中虽然仅有一次旅行，也就是1900年逃往西安的那次，但从此喜欢上了旅行和观赏新奇的东西。接着慈禧向赫德道了别，末了她对赫德说，“我们为你挑选了一个念想儿”。安连格夫人评论道，太后在此没有用官方的正式用语——“礼物”，而是选用“念想儿”一词来表达朋友间的亲密关系。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此刻的赫德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欣喜，反而应之以毫无奉承之意的沉默。当陪同他的官员以略带生气的口吻催促他行叩拜谢恩之礼时，赫德方才“嗫嗫嚅嚅地吐出了毫无通常那种华丽色彩的一声‘谢谢您’”，那位官员见状赶紧屈膝跪下以便让赫德表达谢意的方式显得更为优雅一些。安连格夫人继续描述道，“觐见就此结束了。皇帝和太后的表情好似佛陀般的木然，任凭总税务司默默离开，仿佛他们完全忘记了他的存在一样。这就是中国区分朋友和主权者关系的方法。”赫德面对慈禧太后赏赐无动于衷，让我们马上想起了他在1885年5月2日接到维多利亚女王任命时内心感受到的“无尚和绝无仅有的荣耀”。觐见大厅里没有安排座椅，赫德似乎只能行磕头跪拜的宫廷礼仪。然而，在得到慈禧赏赐的那一刻，表情木然的赫德也一定想起了1793年马戛尔尼勋爵在热河觐见乾隆皇帝时遭到的冒犯和羞辱，也一定想起了17年前维多利亚女王对他的赞赏和“恩宠”。赫德之所以花费重金在家乡购置田产，甚至不惜伪造家谱，其原因就在于他十分渴望进入英国的贵族阶层。英国在八国联军抢劫北京城事件中一雪百年的外交耻辱，这不仅符合赫德一贯欲以作为英帝国前哨的海关总税务司署进一步控制中国的思想，而且更强烈地激发起其围绕维多利亚女王（肯定）和慈禧太后（否定）的“主权欲望”、“主权思考”和“主权想象”。在我看来，赫德的态度并非出于安连格夫人所称颂的谦恭性格，在这个特定的礼仪实践场所，它只能被解读为赫德既不愿接受一个异国主权者的赏赐，也不愿意视之为朋友间的馈赠，因为其中缺乏的是对等关系，它是相同社会阶层之间进行交往的必要前提。1877年赫德在写给金登干的信中提到一件让他一直耿耿于怀的事情。远在爱尔兰的赫德夫人率先登门拜访了威孚玛和阿礼国夫人，但后者却没有报之以礼貌性的回访，在赫德看来，这是对其社会阶层的“鄙视”和拒绝。紫禁城里觐见双方的那种漠然态度实际上表征的是不平等的主权关系以及由此造成的两个主权间的距离。在此，我非常同意刘禾的洞见，殖民主体“不可能生活在一种暧昧或者混杂的神话状态当中，除非他拒绝或者不愿意面对那种（主权）欲望。主权欲望的世界公民主义式的升华绝不能脱离国家/民族”。这个论断同样也适用于赫德和西·安德森：两者均为供职于中国政府的爱尔兰人，都是能够用中英两种语言交流的双语者，他们无疑都拥有不同程度的国际性精神，然而他们对待爱尔兰民族主义的态度却截然相反，这个事实提醒我们，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远非一种对共同性的想象，而是根植于地域、历史、政治、文化、宗教、种族乃至人生境遇的差异之中，并伴随着各自不同的政治想象和主权想象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