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书刊的“类征”何以达成

    在书刊设计中，我们常用“类征”一词来描述书刊设计的类型化特征，以引导读者购买。“类征”不是自古有之，而是在设计风格多元化、出版种类多样化之后才产生的。沈珉教授的新作《近代中国书刊形态变迁研究》就是对“类征”的讨论。

    从“浙江文人与书刊装帧研究”到《现代性的另一副面孔》，再到现在的《近代中国书刊形态变迁研究》，沈珉教授对书刊形态的挖掘越来越深入，方式越来越丰富。如果说对书刊形态设计主体的身份分析是“浙江文人与书刊装帧研究”这一课题的中心，那么在《现代性的另一副面孔》中，她的研究范围已经突破了对设计主体的追问，而投向于“近代视觉性何以形成”的命题，建构了书刊形态现代性的五个维度，剖析了近代书刊形态的技术路径以及社会思潮的影响。设计的现代性依然是《近代中国书刊形态变迁研究》关注的重点，但是研究重心却移至形态与文化的关系梳理。研究将近代文化特质进行了宏观的描述与类型化归纳，并对其对应的书刊形态进行了视觉的总结，从而得出不同文化类型的书刊的类征方式与表征的特点。

    符号学的运用无疑是这一专著中最为出彩的地方。

    按照罗兰·巴特的说法，符号是产生意义的形式。虽然罗兰·巴特建立了二级意指学说、将符号与社会文化联系起来，但是他却没有指明具体的操作方式。相反，就像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里所做的，他尽其所能放纵能指，他的意指也就变得缥缈。这对结构主义之后的观念表达是有利的，但是对于设计的意义却削弱了——如果将符号当作是版面经营的意义法则，不精确性是无益的。反过来说，书刊形态是为了把握精确性，从而在视觉的层面上引导读者。

    在这本专著中，作者力图通过对近代书刊形态的纵横方向的挖掘与延展，在丰富的事实中抽取形态构成的符号。专著认为，书刊的形态，就是“文化观念的有策划性地表达”，同时又创造性地将设计风格视为“意图传达的能指方式”，因此，设计风格不是悬浮于内容之外空洞的艺术手段，它表示的是直接意指层所指与能指之间的修辞关系。不仅如此，专著还认为，所谓设计风格，也是历史化的结果，是技术、文化、观念的集合，设计对范式的运用、改造以及反转，都表达了主体的意图。运用“纵聚合”与“横组合”的概念，可以分析文化视觉类征的形成。所谓“纵聚合”，就指同样结构位置的元素替换的关系集合。所谓“横组合”，是指几个符号要素相继在空间上出现的聚集。“类征”是符号“范式化”编制的结果。“范式”在这里指向于版面营造与使用规范。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下，形态不再囿于平面设计对于元素的处理以及版面的美学特征分析，而是作为“客体性质的显性表达”来理解的，图像表征也并不是纯粹从图像学角度进行阐释，而是重新回到设计主体的立场，作为“形态展现的策略”来理解。

    专著尽力抓住设计风格与文化特质间的匹配关系，从而使意义表达赋有鲜明的外观表现，也使设计者对艺术风格的认识从形式深入到观念。专著总结了四种设计风格：装饰主义、写实主义、象征主义以及构成主义设计风格。四种文化类型：革命主义、审美主义、文化主义以及先锋主义。设计风格的能指是开放的，所指也不封闭，这就需要对原有范式作出修改。因此，变迁是唯一不被悬置的。

    正像伽达默尔所说，当代人理解历史时并没有将自己中性化，而将自己的“偏见”带入到认识之中。专著非常警惕将预设的结果视为变迁的前提，从而遮蔽了对历史的真实洞察。书稿关注到在传统的装饰主义也可以与不同的文化类型对应，比如在新文化以后仕女图案中的女性面目模糊成为一种常态：丰子恺的女性有的没有嘴脸，叶灵凤的女性脸部总是被长发遮盖，陶元庆女性的脸是变形扭曲的，杭樨英的女性体现出照相技术的影响，张光宇的女性是整饬过的夸张形体——这些抽象的、图案的，非现实的装饰图案，就是对革命主义与先锋主义文化的匹配。革新可以来自于对传统的再创，而非援引西方资源那么简单。

    作者自认为，著作只是对近代书刊形态研究史的补充，是试图在符号学框架中找到以往研究没有重视的地方，提供一些可能可以凭借而推进的看法。在笔者看来，正如此书《序》作者所言，过去的出版史研究主要是革命史的范式，但还有现代化范式。专著也是尝试以开放的研究态度来探讨书刊装帧的历史，努力将其从艺术的框架中挣脱出来，面向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而另外一个方面，作者对出版媒介考古似的发掘，也隐含着沈珉教授近期的学术转向：媒介不再是可以被文化轻易过滤的载体，而是形式的重要表现因素，应该得到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