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样历史：从食谱角度看社会变迁

    从诸侯争雄、烽烟四起的东周到繁盛的汉帝国，这是一段复杂而又壮观的社会变迁史。从文献和考古材料中，我们能直接看到这段历史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宏观角度的影响；而它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留下的印记，都湮没在烟尘之中。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和亲历者，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先民，他们的生活状况究竟如何，又受到了怎样的影响——《举箸观史：东周到汉代中原先民食谱研究》独辟蹊径，以处于当时政治经济中心的中原先民为对象，从他们食谱的角度来观察东周到汉代的社会变迁，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视角。

    民以食为天，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故而从食物角度能够最真切地观察到人们的生活状况。东周到汉代文献中记载的食谱信息十分有限，且不同时期文献的主角永远都是处于社会上层的贵族，或者影响重大的历史人物；考古发现的食物遗存更是可遇而不可求，因此从文献和考古发现的角度很难真实全面地了解当时人们的食谱情况。随着科技考古的发展，稳定同位素分析手段能够从古人的骨骼遗存中读取其生前的食谱信息。通过解读骨骼的稳定碳氮同位素密码，我们就有机会看到东周汉代不同阶层、不同区域先民的食谱状况，从而观察到社会变迁对先民生活的影响。

    《举箸观史：东周到汉代中原先民食谱研究》对193例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地位和不同生活环境的人骨遗存开展稳定碳氮同位素分析，将枯燥的分析数据与丰富的考古资料相结合，从食谱角度揭示了社会变迁背景之下的中原先民生活面貌。

    东周贵族阶层的食肉水平远高于其他人群，不仅完全配得上他们“肉食者”的称号，而且还是非常典型的“粟食者”，主粮几乎完全是北方的传统作物粟，即俗称的小米。这一时期城市居民并没有享受到城市发展带来的福利，最底层人群迫于生计甚至开始大量食用当时并不受青睐的小麦；相比之下，自给自足的乡村人群生活并没有受到明显影响，还是食用传统的小米，食肉水平也并不比城里人低。贵族墓葬中的殉人群体身份一直比较神秘，在文献中并没有记载，而他们的食谱特征与当时的城市人群非常接近，说明他们很可能是生前随贵族生活在城里，但是大部分人并没有享受到食物上的福利——有一部分人也开始食用小麦。

    汉代先民食谱状况则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景象：小麦所占比例明显升高，食肉水平也普遍提高。尽管墓葬形制结构反映出了明显的经济地位差异，他们的食谱特征之间看不到太多差别。有趣的是，极个别身份特殊的富人可能有着非常特别的饮食习惯：有人完全以粟为主粮，食用的肉食低于大部分人，具有“粟食者”和“素食者”双重特征；还有人则是食用大量肉食甚至可能是水产品。

    这种鲜明对比说明，东周到汉代的社会变迁确实对中原地区人们的生活造成了显著影响，这些影响在食谱特征方面表现得非常突出：一是小麦开始作为主粮走上人们的餐桌，二是碗里的肉食明显增加，三是人群内部的食物差异明显缩小。

    小麦走上中原先民的餐桌是该研究的一个精彩插曲。我们现在所见的“南稻北麦”农业格局并不是从来就有，现代北方居民的主粮小麦实际上是外来作物（公元前3000-前2000年间传入中国北方），在历史的某一个时期取代了本土主粮粟，最终改变了北方的饮食习惯和农业传统。关于这种转变究竟发生于什么时候，又有着怎样的背景，作者在东周先民的骨骼同位素数据中发现了线索。

    自仰韶以来到东周的数千年历史上，中原先民都是以粟为主粮，骨骼稳定同位素数据证实了这种情况。东周时期，在当时的繁华都市郑韩故城，有一群居民的稳定碳同位素比值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明显下降，说明他们开始大量食用碳值很低的小麦。当时小麦虽然已经在中原种植了至少一千多年，但是由于加工技术的原因（当时并没有石磨，只能整粒煮食），口感方面远不如本土粮食粟。同一墓地里有一定经济能力或社会地位的人，选择了粟而不是小麦；尤其是那些高等级的贵族，几乎完全以粟为主食，这些现象更加证实了小麦在当时较低的地位。考古证据表明，郑韩故城中开始大量食用小麦的是死后连棺木和随葬品都负担不起的人群，他们很显然是在特殊社会背景下迫于生计才开始食用这种并不受青睐的粮食。

    汉代人们已经开始使用石磨，能够把小麦做进一步细加工，极大改善了口感，这是汉代先民普遍开始食用小麦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即人口迅速增长带来的食物压力也不容忽略。很多学者都提到西汉政府派官员到关中地区推广小麦种植一事，这一历史事件恰好反映了当时人口增长、粮食需求增加的社会背景。尽管口感改善、种植面积增加，这一时期小麦仍然未能取代粟的主粮地位，处于两者并存的状态。即使在大饥荒的年代，粟的价格仍然是小麦的数倍，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人们的饮食偏好仍然是粟。

    小麦走上中原先民的餐桌，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改变了中原地区此前数千年的饮食传统和农业生产体系，不仅造就了北方独特的面食文化，甚至对其后的人群健康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于有着传统农业的地区，一种外来作物要被人们接受成为主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如原产于南美洲的土豆，传入欧洲之初一度被认为有毒，经历了约300年才被人们接受，最终成为主粮。同样在古代中原，人们显然不会主动放弃已经种植和食用了几千年的粟，去吃在当时并不可口的小麦，因此这就需要一个契机来促使人们接受它。稳定同位素数据和考古材料的综合分析表明，东周时期动荡的社会环境之下出现了这个契机——那些受生计所迫的底层城市居民开始食用小麦，由此拉开了主粮由粟向小麦转变的序幕。

    作者将小麦进入中原先民主粮序列的这种模式总结为“自下而上”的模式，这也是从食谱角度所观察到的社会变迁对于人们生活产生的显著影响之一，是中原地区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大事件。

    作者在后记中说，一直在努力“用枯燥的稳定同位素数据来讲述一个内容丰富的考古故事”。从食谱角度所观察到的社会变迁时期先民生活状况显然不止上面这些，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

    例如，该书对大豆在先民食物中的地位分析，可以说是对传统认识的一种挑战。从食谱特征的角度去观察古代人群迁徙活动，也有意外发现。通过对同时期不同地区先民食谱特征的对比，作者发现了几个可能属于外来移民的人群。例如内蒙古地区的东周时期土城子先民、汉代呼和乌素先民，尽管曾生活在游牧地区，其食谱特征完全不像游牧人群（食肉水平很低），各种考古证据都表明他们可能是来自农业地区的移民。同样，位于中原的贾湖先民种植和食用水稻，与其后种植和食用粟的中原先民有着截然不同的食谱特征，说明贾湖先民的稻作农业并没有被其后的人群所继承。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也表明最早的贾湖先民可能是来自长江流域稻作区的人群。

    在对单个案例的分析中，荥阳薛村汉代墓葬里有两座合葬墓都表现出了奇特的现象：合葬的两个人同位素特征差别非常突出，其中有一个人显然食用了大量肉类，但这种情况与墓葬反映的身份地位又明显不符。其埋葬特征表明，其中有一人是从外地迁葬而来，这也是人口迁移活动的一种，说明其中一人生前生活在一个具有完全不同饮食习惯的地方。这种在单个墓葬里观察到的食谱特征差异因此也反映了人口迁移的故事。

    在考古背景材料的支持下，看似枯燥的稳定同位素数据反映出了很多精彩故事，从多方面揭示了那些文献不曾记载的先民生活信息。这些故事和信息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那段历史，也使我们看到了科技考古手段与考古材料充分结合之后产生的巨大魅力。这也是作者所追求的目标之一，那就是“向传统考古的同行介绍稳定同位素分析的价值，同时向稳定同位素方面的同行展示考古基础信息对于科技数据解读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