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日书籍交往管窥

    笔者日前在南京大学档案馆查阅有关档案、史料时，无意中发现了中国学巨擘吉川幸次郎（1904－1980）在1957年与南京大学方正的信札，该通信札很好地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中日学者之间书籍交往。关于中日两国书籍往来研究，成果很多，但大多集中于清末杨守敬等人赴日访书，民国时期内藤虎次郎、岛田翰等人来华购书，20世纪8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中日往来学者的书事札记等，而关于1949年到1966年之间这一段时间内的情况，研究甚少。本文试图通过对吉川幸次郎致方正信函释证，从而一窥20世纪50年代中外图书交流情况。

    （一）南京大学档案馆藏吉川幸次郎致方正函内容如下：

    方正君鉴：

    月前承书，甚感先生求学之热心。我的元曲研究，搁下已久，从前写的有一本《元杂剧研究》是用日文写的（东京岩波书店出版），又不专讲该言，恐不适于先生之用。另外有我主编的《元曲选释》六本，我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出版，此于笺释之业，似有些贡献。不知贵校有此书否。若无，颇想想法奉寄。若能得，贵校发公函，尤便。祝

    您健康与进步。

    吉川幸次郎顿首丁酉三月卅一日

    （二）吉川幸次郎与南京大学戏曲研究传统

    要了解上述信的内容，首先需要对上述信中涉及的吉川幸次郎及南京大学元曲研究进行简要介绍。

    吉川幸次郎1904年生于日本兵库县神户市的一个商人家庭，1920年进入日本第三高等学校分科甲类学习，1922年立志从事中国文学研究，开始学习中文。1923年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文学课，在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等人的指导下学习中国文学，同时在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的指导下研习东洋史，1926年获得学士学位，同年升入京都大学研究生院。1928年，受日本文部省派遣到中国北京大学留学，受业于钱玄同、朱希祖、马裕藻等人，1929年5月暂时回国，同年9月再度返回北京。1931年4月受召归国，担任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经学与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同时兼任京都大学文学讲师，1947年获得京都大学博士学位，同年离开东方文化研究所，转任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1956年8月，任京都大学文学部部长。1967年，从京都大学退休。1979年，担任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访华团团长，访问中国。1980年4月8日病逝于日本京都（张哲俊，《吉川幸次郎研究》，中华书局2004版，363-378）。

    吉川幸次郎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对“元曲”进行开拓性的研究，从1942年至1944年，他本人完成了《元杂剧研究》，1947年，吉川幸次郎凭借该书获得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元杂剧研究》不仅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第一次较有系统地研究元曲的著作，同时也开启了吉川探索中国文学的大门（严绍璗，《吉川幸次郎研究》序；张哲俊，《吉川幸次郎研究》，中华书局2004版，5）。除了《元杂剧研究》之外，吉川幸次郎还编有《元曲选释》，凭借《元杂剧研究》《元曲选释》，吉川幸次郎在元曲研究领域占据了重要地位。

    南京大学的戏曲研究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1922年秋，曲学大师吴梅先生应南京大学前身之一的东南大学之聘，南归授曲。1939年吴梅先生去世后，吴梅先生的弟子卢前、唐圭璋、钱南扬、吴白匋等先后在此执教。20世纪50年代，在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中凡先生主持下，南大成立戏剧研究室。“文革”结束后，时任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延请著名剧作家陈白尘先生出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戏剧研究室得以恢复，陈白尘亲任戏剧研究室主任。至此，南京大学的戏剧研究由古典戏剧扩展至现代戏剧和西方戏剧。可以说戏曲研究一直是南京大学重要学术传统之一。不过，对于上述信件的收信人“方正”，资料甚少，笔者也曾请教南京大学文学院有关教师，对于这位方正君都不大了解，只能有待后续挖掘。

    （三）20世纪50年代中日书籍交往管窥

    1945年8月15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并于9月2日签署了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二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本实施了单独占领并对日本进行改造，日本完全丧失了外交权利，此时中国由于国共内战，对日本也是无暇顾及，所以二战以后，中日两国基本处于一种没有来往与停滞的状态。这种状态一直持续至1951年9月的旧金山和会，随着和会结束以及《旧金山和约》的签订，日本逐渐恢复独立外交权利。但是在与中国的关系上，迫于美国的压力，当时的日本政府也是选择亲台，不过中国政府并没有放弃与日本的关系，但是将对日关系重点放在了民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两国的民间机构也签署了一些协定。1957年2月，随着岸信介内阁成立，中日民间交往受到了严重干扰。1957年6月，岸信介访问台湾，并公然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岸信介的这番言行使得中日关系趋于恶化。本文提及的吉川幸次郎与方正之间的书信交往时间，正好处于岸信介组阁初到其访问台湾期间，从吉川幸次郎信中提及的方正的“月前承书”再到吉川的这封回信，表明在1957年3月时，中日民间交往还是比较正常与稳定的。

    图书文献交换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阵地，自1949年以来一直严格管控。方正在接到吉川幸次郎的回信后，也是立即上报南大中文系，南大中文系于1957年4月24日函请南京大学校方出具证明公函以便吉川幸次郎将相关图书寄来。南京大学校办在收到中文系的申请后，于5月6日由南大教务处函请南大图书馆查找是否有吉川幸次郎《元曲选释》一书，在查知南大图书馆未曾收藏该书后，于5月9日由南京大学校办以南京大学副校长李方训的名义拟就了致吉川幸次郎的函文，内容如下：

    京都大学并转吉川幸次郎先生大鉴：

    得悉先生编有《元曲选释》一种（共六册，由贵校人文科学研究所出版），我校深盼能得此书，以供有关师生研究参考，未审订购手续如何？尚祈赐示为感。

    南京大学副校长李方训

    一九五七·五·九

    上述信件在经南京大学校长审核后于1957年5月11日发出，但后续如何，有待进一步查考。笔者并未发现吉川幸次郎的回函，通过检索南京大学图书馆有关书目，也未发现吉川幸次郎所编六卷本《元曲选释》，或许是因为岸信介影响，两校中断了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