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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7年到1949年，我在江南大学读了两年。这是一所新学校，不太知名。可是真奇怪，恐怕对我这一生的影响至关重要，我有太多东西是从这个学校学的。我不能不感谢这个学校和我的老师！这两年中间，我修过哪些课？必修课，有中国通史、西洋通史。中国通史是钱穆先生教的。钱先生不是一开始就来的，大概晚到个把月吧，因为他从云南回来，有个过程。开始是王庸先生讲。王庸先生既是历史地理学家，又是图书馆学家，曾经在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工作过，是一位很好的学者。
西洋通史，当时不叫世界史，这门课是谢兆熊先生讲。谢先生是江西人，中央大学毕业以后，他去英国留学，回来教西洋通史。中国近代史不是专聘教授，是兼任教授。老师是郭廷以。郭先生是近代史专家，尤其是太平天国史专家。他是河南人，近视眼，戴副金丝眼镜，西装革履。
这是我的主干课。还有商周史。教商周史的先生叫束世澂。束世澂是安徽人，他是中央大学毕业的。可是这位先生还给我们讲甲骨文，还懂中医，在南京家里边行医。他长得瘦瘦的，看起来年纪很大，其实也就五十多岁，可非常风雅。另外一门课秦汉史，也是钱穆先生讲。我在江南大学的历史课程，大概就是这样。
另外还有三门课。大一国文，老师是唐至中先生。唐至中先生是唐君毅先生的妹妹。还有一门英文课。江南大学不是教会学校，可是师资力量比较强，非常重视英文。英文有三科，英文分解成三部分。一部分是课文，教课文的有一个洋人；有一个中国人，叫沈制平。沈制平是无锡辅仁中学的英语教师，西服革履，可是一口无锡话。另外，还有英语语法课，老师是姚志英，他是上海一个著名的中学老师。和他搭档的叫张云谷先生，是上海第一位外语教授，就到江南大学来，当外语系主任。他联系了姚志英，他们俩是合作者。姚先生讲语法，用英语讲。第三门是英文作文，老师是沈制平。
这是除了历史主干课以外，中文和外文两样工具。搞文科的话，没有这两样工具，那就不会有什么名堂。
这些课以外，我还选修唐君毅先生的哲学概论。唐先生讲哲学概论，讲伦理学（ethnics）。我还选了牟宗三先生讲的逻辑学，当时不叫逻辑学，叫理则学。现在大陆出版牟先生的书，还叫理则学。逻辑，logic，为什么翻译成逻辑呢？log⁃ic这个词，不太好翻，孙中山先生译成“理则学”。“逻辑”是谁翻译的？是章士钊先生译的。结果这两个词，现在通用是音译，叫“逻辑学”。逻辑学到底是什么学问？就像读《金刚经》一样，“般若波罗蜜多”，什么意思？不知道“般若波罗蜜多”，就完了。这是一个宏观的思维，是哲学。
我还选了冯振先生讲的文字学。这对我很有用。我小学的功夫，就是这时打的基础。中国传统学问，你光学语文不行，没有小学功夫，文字、音韵、训诂功夫不行。我过去讲“两把刀”，“两把刀”都从那时开始。什么“刀”呢？逻辑一把刀，很抽象，很概括，应该有这把刀。另外，小学基本功，这是硬功夫，是一把刀，小学实际上跟外语有相通之处。
中国文学史，冯振先生讲过，朱东润先生也讲过。章太炎在苏州讲学的时候，那里培养出来不少很渊博的学问家。朱先生还讲《文心雕龙》，我也去听。中国文学史我没有学。外国文学史，我自己知道水平太低，也没有学。张云谷先生讲的英语，是英式英语，我也没敢去听。中文系的老师还有李笠先生，他讲文学。李先生的女儿跟我们是同学。他很渊博，也研究历史。因为与他女儿是同学，我们常到他家去。李先生是浙江瑞安人，他自学成才，写过一本《史记订补》，后来日本一位学者还引用过他的书。
此外，我还选了六门课。一门是政治学，老师是钱清廉先生。钱先生好像也是中央大学毕业的，留学英国，昆山人。他讲政治学，其实就是参考一本书，美国学者迦纳（J.W.Garner）的《政治科学与政府》。钱先生讲政治学，其实就是西方政治制度史。通过这个，我懂得了西方的政治体制，它为什么是这样。总统制、总理制、议会制，等等。像英国的制度不同于法国，法国又不同于美国，为什么？对一个年轻人来讲，读西方历史，这门课是很有用的。
经济学老师是胡立猷先生。胡先生胖胖的，他是美国留学回来的。他讲课有个特点：黑板上写提纲都是英文，讲话基本上是中文，个别的词讲英文。用的课本是什么？马歇尔（AlfredMarshall）的《经济学原理》。这里面是个大杂烩，包括心理学派什么都有。这是我在学马克思主义以前学过的经济学。所以改革开放以后，关于股票、股票跟利息、什么股份公司等，我还能懂一点。
现在看起来，我那时真是很疯狂，选修了那么多课。我不求高分，只求六七十分通过。我还选了微积分课，老师是孙湘。她是一位女老师，教科书也是英文的。这让我感到很苦恼，本来我的数学就不太行，可是也得听。我竟然两个学期都及格，第一学期70多分，第二个学期60多分。如果没学过数学，其实很难理解逻辑。后来我学点数理逻辑，就跟这个有关。
在史地系，我还学了一门地理学概论，老师是王文元先生。王先生是安徽人，是法国巴黎第几大学毕业的一个博士，具体哪所学校我忘了。他是史地系主任，钱穆先生是文学院院长。史地系，必须要学地理学，首先是地理学，其次是制图学，学地理不会制图不行。我选择的这两门课，我知道学地理对数学有利。
我为什么敢这样？是孟子的话给我以启发：“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就是“博”与“约”的关系。你就是要先广博，为了将来解决“约”的问题，先把知识面拓宽，再来解决“精”的问题。可是，我心里想，某种程度上说，简直就是一搏，一手杂牌，什么都不是，必须有个重点。这时候，我还谈不上什么长板与短板问题，“板”还没有形成，“桶”还没有。我现在学了这么多，重点不知道在哪里。其实，要是别人，不可能这么做。我在江南大学，主要是把视野拓展了，我觉得这对我的一生都很重要。
钱宾四师
在江南大学，我永远不能忘记老师对我的教诲。钱先生讲课，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可是在近视眼镜后边，我看到他的眼睛炯炯有神。他从讲台这边走到讲台那边，一边走一边讲，你听他的课，只要能够入神，就是一种享受。他把历史的过程讲给大家听，听了就忘不了。其实，这个大纲书上基本都有了，他有时候讲点故事。
我听钱先生课，听入神以后，不记笔记。钱先生看到以后，那时候他是大教授了，不像何兹全先生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钱先生刚到北京的时候，是小老师、大学生。钱先生教我们的时候，我们等于是钱先生在大陆最后的一批学生了。你敢不记笔记？钱先生就叫他的助教，一位女老师，姓黄，让她来收我的笔记。
我很尴尬，没有笔记。怎么办？我就赶快把《国史大纲》找来抄，加上他课堂上讲的。我就做起来给他。他一看就知道，上面批了：“笔记要听我所讲的。”他让黄老师来叫我，说要找我谈话。钱先生说：“刘家和，你为什么不记笔记？”我说：“钱先生，我在听讲，专心听讲。”他说：“你不记笔记，能记得我讲的吗？”我说：“您可以考。”因为还没到考试阶段，没准备，是临时的。他就真考，我还真记得。钱先生接着问我：“你现在记得，将来还能记得吗？”这下我没话了。我说：“我以后记笔记。”
改革开放以后，我曾去台湾，到素书楼去。钱先生的半身塑像在那里，我作为他的学生，恭恭敬敬地三鞠躬。我每鞠一次，我心里说一句话：“钱先生，您讲的话我还记得。”第二次鞠躬时我又说：“钱先生，您讲的我还记得。”第三次鞠躬时我还说：“钱先生，您讲的我还记得。”这件事，台湾电视台记者还采访过我一次。我把这故事讲给何兹全先生听，他笑得一塌糊涂，记得，真记得！我中国史的大纲能够拉出来，没有钱先生是不可能的。我从钱先生那儿学到，学历史要先掌握大的，知道一个大的纲领。你必须先通，才能做到专。钱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学者。要想成为真正的学者，还是孟子的话，“由博返约”，必须先博。
钱先生给我的第二个印象，是他对中华文化寄予深情。顾颉刚先生是他的好朋友，他到北京讲学，是顾颉刚提出来的。他们两位和而不同，他与顾先生不太一样。我非常崇敬顾先生，他很了不起，但是我与他做学问的方法有所不同。钱先生的另外一位学生，也是我的前辈杨向奎先生，在这点上，他既是顾先生的学生，也是钱先生的学生。杨先生跟我讲，他更靠近钱先生。杨先生对我来说是长辈，我们之间做各种交流，我们在这点上差不多。
钱先生研究中国史，讲究考证，但是，我觉得也有疏漏之处。我有时候给钱先生提问题，我就拿《老子》《庄子》问钱先生。钱先生觉得很奇怪，你这个小毛孩，还能问老子、庄子。有一次，他说：“我问你一个问题。”我说：“你说吧。”他说：“你知道先有老子还是先有庄子？”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先有老子，后有庄子。”他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是读《老子》知道的。《老子》五千言，没有一处提到庄子啊？庄子呢，《庄子》里边提到老子，有一处。”其实，《庄子》我读得很有限，但是我读过。我说，《庄子》中提老聃，对不对？这差点儿没把钱先生鼻子气歪了。
接着，钱先生问我：“你读过我的《先秦诸子系年》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什么？你连书名都不知道！”我真不知道。他就觉得我又可气，又可笑。他说：“你到图书馆借去，看完了再来见我。”我借来一看，哎哟！他那么一个考证方法，而且辩论得那么多！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很复杂。我借来看了以后，就跟钱先生讲了。他说：“你有什么收获？”我就跟他讲，研究先秦诸子原来还得考证，还得注意清人啊！他说：“你现在才知道这个。我刚开始给你们上课的时候，跟你们讲，要看两本书，一本是梁任公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本是我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同样的名字，有没有看过？没有看，看去。”我看了梁任公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知道清代学者做的考证，我就知道了。我跟钱先生讲：“看了。”他说：“你看怎么样？”我说：“我要搞考证了。搞先秦，还得搞清代，还得搞清儒。”他说：“对了。”
现在我手里还有一本书，我是在南京旧书摊买的，就是吕思勉先生的《经史解题》。我中学时看先秦诸子，大学一二年级也看，不断在看。这两本书就给我一个印象，原来搞先秦诸子，还要搞清代经学，搞中国古代经学，必须有清代学问做基础。这个对我一生影响很大。所以，如果没有钱先生，我就没有通达的想法。我也不知道研究先秦史、中国古代史，这个“根”一定是在先秦，汉代学问不可小看。
顺便说一句，我的前辈赵光贤先生，他教中国史，当时我是世界史的讲师还是副教授。赵先生说我太传统，他对我一个批评是：“佞郑。”迷信郑玄，迷信汉儒！其实这是钱先生告诉我的。钱先生指导我一条路，当然这条路具体怎么走，还得靠自己摸索。
唐君毅师
在江南大学，唐君毅先生给我们讲哲学概论。我跟唐先生怎么认识的？这里面有个故事。我去报考江南大学时，碰到一位同学，叫李赐，当时他在南京图书馆当职员，挣的钱不多，他也要去报考江南大学。他是四川成都人，认得唐先生。我们俩到江南大学报到以后，把行李卸了，往小箕山走，到梅园，想到鼋头渚去玩。走到半路，一辆黄包车过来了。李赐一看，车里是唐先生。唐先生认识李赐，他就给人力车夫付了钱，就和我们一起走到小箕山，租了一条船过去，都是唐先生付钱。到了鼋头渚，唐先生请我们吃中饭，要了一条湖鱼。唐先生不知道我吃素。他说：“刘家和，你怎么不吃？”我说：“唐先生，我吃素。”他说：“太遗憾了！”他也没有细问，赶快又点了素菜，让我吃。
这是我第一次遇见唐先生。唐先生那么有名，对学生那么亲。可是，我跟他一起说话的时候，他讲的很多词我根本都没听过，听不懂。我心里害怕，以后怎么跟唐先生学？可是到课堂上，他讲哲学概论，一上来就给你吃个“定心丸”。他说：“哲学有用吗？没有用。亚里士多德说，哲学没有用，没有具体的用途。哲学是什么意思？爱智慧，philosophy。学哲学会有很多困难。有人说学哲学就像在黑屋子里捉黑猫似的，你们会困惑的。但是，你们学过以后，对你们思考会有很大改变，甚至人的气质都会改变。”他还说：“你们真的想学好哲学，我告诉你们一条规律，你们不要用常识来思考，要用逻辑来思考。”当时我还不知道逻辑是什么意思，但是，这句话对我的震撼极大。
唐先生的哲学概论是怎么讲的？它不是哲学史。它是讲本体论，或者宇宙论、认识论，有唯物论，对唯心论有批判。像康德哲学，从知识论来讲，有可知论、不可知论，然后，就讲人生哲学，还讲伦理学。这样，我就知道了哲学的大体结构。他讲古希腊哲学时，我开始觉得，这跟几何学思想都很相近。唐先生讲康德哲学时，我慢慢也能懂得一点是怎样思维的。再说，先验的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懂。我到他家去问，后来就懂了，为什么先验范畴这么重要。讲黑格尔辩证法时，唐先生讲得眉飞色舞。我就是在唐先生的启发下，对黑格尔哲学产生了极其强烈的终生的兴趣。
唐先生对学生极好，这里我讲一个故事。1948年3月15日，学校组织一次学术讲演，唐先生作为教务长，就坐在前面指挥。那时，江南春雨绵绵，所以讲演安排在公益中学简陋的校舍里。这个礼堂前面是主席台，主席台右边有一个门，从这个门出去以后，很快就可以到院子里。我们学生在礼堂一排排坐着。后面还有一个门，可以从那边走。讲着讲着，忽然一片倒塌的声音，就从后边响起来，顿时就乱了。讲台上的先生们，因为离前面的门比较近，当然很快就出去了。他们出去了，可是学生们一下子拥挤起来了。唐先生不走，他穿着大褂在那里指挥，劝同学们要镇定，有秩序地走，他指挥同学们走。我在人流里，走到讲台底下的时候，我看他满头大汗。这时候，倒塌声停止了。后边来了一个工人，过来帮助唐先生。通过这个事情，我就知道唐先生的人格。他的哲学，实际上他是研究西方哲学，可是那时候他做的却是王船山。
从那以后起，我心里想，唐先生对学生真的很好，他的人格和为人值得我们学习。还有唐先生的妹妹唐至中先生，也是一样。他们把学生是当作绝对平等的人。他讲唯心主义的时候，当时还很“新潮”，我们有时候会提一些幼稚的问题，反驳唯心主义。我们经常去唐先生家吃午饭，提问题。他在工作时，你不能问，只有到吃午饭时候，才可以提问。他妹妹也是我们老师，我们去他家吃饭，都给我做两样素菜，家里有保姆做饭。这时候，大家都是平等的。有时你提幼稚的问题，他就笑一笑，绝对尊重你的人格。
我的那位同学李赐，他是九十五岁去世的，去世已经五年了。当时，他因为经济困难，唐先生资助他上学。唐先生的字写得很潦草，很难辨认，我绝对认不得，唐先生只管思考了。李赐在他讲课的时候，就帮他抄稿子。唐先生已经资助他生活费了，请他抄稿子，别人可能以为这是义务的，可是唐先生照样付抄稿费给他。有一次，我和李赐在唐先生家吃饭，我问唐先生，我当时真的比较幼稚，我当着李赐的面说：“唐先生，您待李赐不薄，您还给他抄稿费，还说谢谢他，是不是过了？”唐先生说：“刘家和，你以为我是资本家，在雇佣李赐吗？他是作为我的学生、朋友帮忙的，我当然要谢他了！”
唐先生的这句话，对我的教育太大了！我这一生，对唐先生的那种临危不惧、视学生的生命重于自己生命，资助了还给报酬、说谢谢这样的为人，永远是值得我学习的。君毅先生在我心里就是道德榜样，到现在不能够变！我这一辈子，我对自己的学生，如果不这样的话，我就对不起我的老师！君毅先生把我带进终身对西方哲学的兴趣、对哲学史的兴趣，因为它是概念，是形而上学的。反过来，以后我看哲学史，研究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哲学，都与唐先生讲的哲学有关。这是唐先生始料不及的。他不会想到，我会对马克思主义着迷得很！
唐先生是大名鼎鼎的梁漱溟先生的弟子。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唐先生家吃饭，听到一个故事：梁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演，那时听讲演是要买门票的，大概几块大洋。唐先生听了两次以后，就没去。梁先生把唐先生找去，对唐先生说：“我的讲演，你怎么不来听了，是不是没钱了？我给你钱，利息外表。为什么？不能破规矩。但是，你没有钱，我作为老师，我可以帮你。”结果，唐先生给梁先生磕了两个头，说：“先生，我不是没有钱，我是不想听了。”唐至中先生把这个故事说出来，她说：“哥哥，是不是当时真是这样？”我和李赐听着，在他家吃饭。唐先生直笑，说：“是啊！”
我忽然明白，原来真正的老师，应该说像梁先生这样还是学术大家，作为一个老师，你得尊重学生的选择，尊重学生的人格，应该允许人家跟你不同。这不是尊重你们的人权吗，不是尊重你们的人格吗？韩愈的《师说》讲得好极了：“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师生之间应当互相学习，互相交流。唐先生不仅使我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对我今后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牟宗三师
唐君毅先生不是讲，学哲学，不能用常识来思考，要用逻辑来思考。逻辑在哪里？不知道。那么，牟宗三先生就讲逻辑。
牟先生是唐先生的好朋友。刚听牟先生讲课时，也感觉很难懂。他是山东栖霞人，有山东口音，唐先生有四川口音。我都能听懂。牟先生讲逻辑学，他叫理则学，就是根据孙中山翻译的。为什么叫理则学？牟先生说，抽象以外还有现象。我的记性还可以，我记得牟先生讲的东西，居然牟先生的讲义出版以后，还有他的讲义中没有的东西。他说抽象以外还有现象，讲义里没有，可是我亲耳听过，他在别的文章里有。牟先生告诉大家，逻辑笨人学得快，自以为聪明的人学不进去。这也是辩证法。
牟先生讲逻辑学时，当时逻辑学已经修订过，西方逻辑学已经开始传入中国，从数理逻辑讲起，不讲古典逻辑。牟先生说，我讲逻辑，要从古典逻辑讲起。为什么？数理逻辑对自然科学用处极大，可是对人文科学来说，古典逻辑非常重要。所以，他从逻辑概念讲起，概念要从定义讲起。什么是定义，什么是分类，然后怎么判断概念的类，判断也有各种形式。当然他前面还讲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这个听起来很抽象，可是我知道学数学的方法，就是不要苟且，每句话都要很好听，头脑中不要想别的，不懂立刻就要问。这样前边听清楚了，后面就跟学数学一样，进行推理，这就是逻辑学。牟先生讲逻辑学，也引起我终身的兴趣。以后我觉得，什么东西如果不能用逻辑来思考，我就感觉不够。我才知道，逻辑对于西方哲学和数学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我对逻辑的兴趣也源于对几何学的兴趣。我一下子摸到了逻辑学跟几何学的方法，如果说那是“一把刀”，你要研究小学、经学这些，必须要有小学作基础，要有这把“刀”，真正要能形成思维的习惯，必须有哲学的思考，你必须要有逻辑的能力。
我跟牟先生不像唐先生这么亲。牟先生可能给人感觉不是太随和，我跟钱先生往来很多，相当多了。我去问他问题，他有时候问我，他觉得我这个学生还是不错的。
唐先生和牟先生都是新儒家，我不是新儒家。他们都很爱中国文化，跟钱先生一样。可是，他们要把儒家现代化，牟先生在方面做了更多努力，唐先生也是，我不是。对于他们的学术观点，我曾表示过一些不同的看法，像对唐先生，我也有不同的见解，但我不能忘记他们对我的教诲。
（本文选自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的《丽泽忆往：刘家和口述史》，刊发时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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