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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0年12月16日 星期三

    一部阳明文献珍本重见天日

    汤文瑞 《 中华读书报 》( 2020年12月16日   10 版)

        《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影印本),张新民审定,孔学堂书局2020年6月第一版,148.00元

        明嘉靖十四年(1535)贵阳刻本《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后简称《续编》)近由张新民教授审定并冠序、孔学堂书局影印出版。此书重见天日,首功当属日本学者永富青地本世纪初在上海图书馆的发现(详氏著《关于上海图书馆藏〈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东洋的思想与宗教》第23号,2006)。此前,官私书目皆无是书的著录,亦不见有学者提起。现在此珍稀孤本得以化身万千,实乃阳明心学之大幸。

        从书上的题记与印记看,是书先后为清季赵宗建与当代黄裳所收藏。黄氏是藏书家、散文家,他十分喜欢这本书——据吴鹏教授辨识,钤印就有“黄裳藏书”“黄裳百嘉”“黄裳容氏珍藏图籍”“黄裳壬辰以后所得”“黄裳青囊文苑”“来燕榭”“容家书库”等。惜《来燕榭书跋》等书俱不载,不知何故。其“墨批”则文笔灿然,信息量亦大:

        此黑口本《阳明文录续编》三卷,佳书也,世未有以之著录者。通行之本,大抵皆重刊汇编本耳。余前得《居夷集》三卷,嘉靖甲申三年刊于黔中者,时先生尚存。此集则刊于弃世后七年,亦贵州刊本,刀法朴茂,别具古趣。大抵名人文集多传汇刻全书,而单刊者反易湮没,是更足增重者。匆匆题识,未暇取校,不知尚有逸出《全集》之外者否?壬辰二月二日黄裳。

        这里提到的黔刻《居夷集》,就不见于任何载籍,其存在,黄说是一个重要证据。

        新民教授长达三万多字之序(是序又以《明代黔中地区阳明文献的刊刻与传播:以嘉靖贵阳本〈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为中心的研究》为题,揭载《孔学堂》〔中英双语〕2020.3)所论阳明先生与贵州、阳明先生著述版本考源,见微知著,令人击节。

        据新民教授考证,阳明先生生前与身后,“黔中王门学者凝聚各种政治与学术资源,先后刊刻了《居夷集》《传习录》《阳明先生文录》《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阳明先生遗言稿》《阳明文录》六部专书”,而这“不能不说是阳明文献传播史上必须关注的重要历史事件”。即其时的贵州,无疑是刻印阳明著述之重镇。

        上述六书,《居夷集》今下落不明,尚存者也就这部《续编》及嘉靖十八年“重校”的补刻本《阳明先生文录》(孤本存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了。

        《续编》凡三卷,各卷俱按文类编次,以文类、书类、跋类、杂著、祭文、墓志、诗类为序。卷未题有“贵州都司经历赵昌龄”“耀州知州门人陈文学”“镇安县知县门人叶梧校刊”字样,则参与校刻者尚有赵昌龄、陈文学、叶梧三人,后两人为阳明亲炙弟子。而王杏、赵昌龄亦必为服膺或私淑阳明先生者,刊刻《续编》一事即足可证明。王杏嘉靖十三年(1534)巡按贵州。据书后所附其《书文录续编后》可知,是书之刊刻,乃是因王氏到黔不久,便深感“(阳明)先生以道设教,而贵人惟教之由无他也,致其心之知焉而己矣”;尤其是“(阳明)先生昔日之所面授……贵人之怀仰而求之若此,嘉其知所向往也”。遂以“《文录》所未载者,出焉以遗之,俾得见先生垂教之全录,题曰《文录续编》”。可见是书之题作《续编》,乃因补此前的《王阳明文录》之未载。即所谓“新刊”云云,只是相对于此前的《王阳明文录》言而别无他义。谢廷杰《王文成公全书》合刻本(明隆庆六年,1572)比《续编》已晚了三十七年。流传于世之单行本,无不“各自为书”,《续编》即早期少数罕见单行本之一,后被合刻本取代。新民教授说,此“即使置于阳明文献整体系统之中,也弥足珍贵”,极是。

        王杏,浙江奉化人,字世文,号鲤湖,嘉靖二年(1523)进士。在贵州文化史上,他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其在黔虽仅两载光景,却办了三件大事:一、主持刊刻《续编》;二、接受阳明弟子之请建阳明祠与阳明书院,而据新民教授考证,“贵阳……可谓全国最早建祠阳明的区域”;三、勘议贵州开科乡试。而办这三者,于阳明心学与黔地贡献堪称至伟。

        《续编》所载多《王文成公全书》失收之诗文(计有20篇首),提供了大量阳明先生与贵州学者往返互动的情况,透露出很多黔地王门学者活动的资讯。新民教授上揭文结语说得好:“(《续编》)不仅为黔中难得一见之珍本,即使置诸全国范围也堪称佳椠,当然更是阳明文献学研究必读之要籍。”

        最后说句题外话,黔中王门过去不为外界重视,原因大致有三: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谈到王门七大学派,没有列举黔中王门;钱德洪编《王阳明先生年谱》时,写到贵州只区区三处,其中一处讲到弟子,即“(嘉靖十三年)五月”条“门人汤冔、叶梧、陈文学等数十人请建祠以慰士民之怀”句;钱德洪编乃师文录时,虽曾专门派人去老师到过处寻遗文,可偏偏没去“老远的贵州”(鲁迅语)。这就造成黔中王门虽然刻印有阳明先生多部遗著,最终却未能进入钱版的《文录》视线,而此书后来又作为谢版《全书》的底本。

        其实明正德三年(1508),阳明先生“以言事谪贵阳”,龙场作为其悟道和首传心学之地,在王门后学系统中,“黔中王门”遂成为最早的一个学派。正德五年(1510),阳明先生在即将离开贵州、进入湖南之前,写下著名的《镇远旅邸书札》或称《与贵阳书院诸生书》。在信中他提到23位弟子,“由于行文的礼貌,虽给学生写信,也称字而不举名”(冯楠语),“亲笔留下了天下王门的第一份弟子群体名单”(张明语)。

        综上所述,黔中王门是非常有实绩的一个学术群体,不应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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