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导读

    本色袁良骏

    从袁老师50年代末与郭沫若商榷开始，在大半个世纪中，写过的商榷、论辩、论战文章不下几十篇。2005年，中国文史出版社把他的这些文章收集在一起，出版了一本《袁良骏学术论争集》。我常常在想，如今的学术界真正需要更多像袁老师这样率性而为，不讲情面，有一说一，如同“匕首”“投枪”一样的学者教授，还是应该继续把圆滑世故、你好我好大家好、溜须拍马、相互吹捧之习进行到底？袁老师的一生其实是十分孤独、寂寞的。尽管他一辈子著述颇丰，先后担任鲁迅研究室主任、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著有《鲁迅思想的发展道路》《鲁迅研究史》（上、下卷）《白先勇论》《现代散文的劲旅》《香港小说史》《坐井观天录》等等，但是在他身后，我所看到的仍然是一个不为人理解的孤独、寂寞的灵魂。

    （详见7版）

    一位学者的成长史与一个时代的学术史

    作为“新三级”学人的代表，荣新江是幸运的。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科学的春天”到来时，敦煌学方兴未艾，当时北大的一些先生们开始大力推动敦煌学研究，并成立了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辑出版了五卷《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奠定了北大在国际敦煌学界的地位。当年，王永兴、张广达先生在北大历史系开设“敦煌文书研究”课程的同时，还由他们倡导，并在他们周围慢慢“形成了一个敦煌研究的圈子，包括东语系的季羡林先生、历史系的周一良先生和宿白先生、中文系的周祖谟先生等等”。“北大图书馆对于王先生为主导的这个敦煌研究小组给予很大的支持，特别把图书馆的219房间，作为并没有正式名称的这个敦煌小组的研究室”，将图书馆新购进的法藏、英藏和北图的敦煌缩微胶卷，全部放在这个研究室里，同时从图书馆的书库中调集了五百多种中外文敦煌学方面的图书，包括《西域文化研究》等。因为荣新江是学习委员，也负责这个研究室，拿着这个房间的钥匙。

    （详见9版）

    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最佳机遇已经到来

    中国这次对疫情的迅速成功的处置，更是极大地扩大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命题的内涵。人们一般对“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从积极的意义上去理解的，比如取得某项建设成就、完成某种特殊重大工程等等。事实上，大的危机也同样是“大事”，处理这种“大事”的能力也从另一个角度凸显了中国治理体系的优势。这种能力的文化基础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观念，在“多方有难”的情况下，这种观念就会转化为全民“共克时艰”的呼声，此次武汉抗疫保卫战就是如此！总之，就像新冠疫情暴露了西方文化的局限和短处一样，新冠疫情也使中华文化、中国制度的长项和优势显露无已，我们应该紧紧抓住这一机遇，深度开展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深度对话，在整个世界上彰显中华文化和中国价值的巨大优势和意义，从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范式！

    （详见13版）

    德斯坦先生与中国徽州

    我的图书《徽州：捡拾历史的碎片》之所以出版为“中英双语”也是因为德斯坦先生。老先生造访徽州前，我与汪延在徽州找寻外文图书无果，尔后不得不赶制一本纯英文画册赠予德斯坦先生，便于老先生能带回法国，向朋友们推荐徽州。有此经历，我感到介绍中国的图书有出版外文版的必要。而且，德斯坦先生造访徽州前，我本不觉得外国人能比我们更了解中国，或有这样大的兴趣去了解中国。但陪同过程中，先生对徽州通识的了解程度以及对中国的热爱鼓舞了我，令我下定决心，要将我的图书出版为“中英双语”。这篇文章我写了很久，删删改改。我不知如何描述这位萍水相逢但却对我影响深远的老先生，才能将其为徽州提供的帮助，以不夹杂过多私人情感的形式呈现。

    （详见1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