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译学：思想疆域的拓展之路

    考察中华文化发展与演变的历史，我们会清楚地看到翻译所起到的特殊作用。梁启超在谈及佛经翻译时曾有过一段很深刻的论述：“凡一民族之文化，其容纳性愈富者，其增展力愈强，此定理也。我民族对于外来文化之容纳性，惟佛学输入时代最能发挥。故不惟思想界生莫大之变化，即文学界亦然。”

    以梁启超的这一观点去审视五四运动前后的翻译，我们会有更多的发现。五四运动前后，通过翻译这条开放之路，中国的有识之士得以了解域外的新思潮、新观念，使走出封闭的自我有了可能。在中国，无论是在五四运动这一思想运动中，还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翻译活动都显示出了独特的活力。其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在于通过敞开自身，以他者为明镜，进一步解放自己，认识自己，改造自己，丰富自己，恰如周桂笙所言，经由翻译，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收“相互发明之效”（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如果打开视野，以历史发展的眼光，从精神深处去探寻五四运动前后的翻译，我们会看到，翻译不是盲目的，而是在自觉地、不断地拓展思想的疆界。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我们发现，在20世纪初，中国对社会主义思潮有着持续不断的译介，而这种译介活动，对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实践的结合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我看来，从社会主义思想的翻译，到马克思主义的译介，再到结合中国的社会和革命实践之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是一条思想疆域的拓展之路，更是一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创造之路。

    开放的精神与创造的力量，构成了我们认识翻译、理解翻译的两个基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的翻译史，就是一部中外文化交流、互学互鉴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外思想不断拓展、不断创新、不断丰富的历史。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一位位伟大的翻译家，不仅仅以他们精心阐释、用心传译的文本为国人打开异域的世界，引入新思想、新观念，更以他们的开放性与先锋性，在中外思想、文化、文学交流史上立下了一个个具有引领价值的精神坐标。

    对于翻译之功，我们都知道季羡林先生有过精辟的论述。确实如他所言，中华文化之所以能永葆青春，“翻译之为用大矣哉”。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翻译高潮，都会生发社会、文化、思想之变。佛经翻译，深刻影响了国人的精神生活，丰富了中国的语言，也拓宽了中国的文学创作之路，在这方面，鸠摩罗什、玄奘功不可没。西学东渐，开辟了新的思想之路；五四运动前后的翻译，更是在思想、语言、文学、文化各个层面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严复的翻译之于思想、林纾的翻译之于文学的作用无须赘言，而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其翻译动机、翻译立场、翻译选择和翻译方法，与其文学主张、文化革新思想别无二致，其翻译起着先锋性的作用，引导着广大民众掌握新语言、接受新思想、表达自己的精神诉求。这条道路，是通向民主的道路，也是人民大众借助掌握的新语言创造新文化、新思想的道路。

    回望中国的翻译历史，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傅雷的文学翻译，朱生豪的莎士比亚戏剧翻译……一位位伟大的翻译家创造了经典，更创造了永恒的精神价值。基于这样的认识，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为弘扬翻译精神，促进中外文明互学互鉴，郑重推出“中华译学馆·中华翻译家代表性译文库”。以我之见，向伟大的翻译家致敬的最好方式莫过于（重）读他们的经典译文，而弘扬翻译家精神的最好方式也莫过于对其进行研究，通过他们的代表性译文进入其精神世界。鉴于此，“文库”有着明确的追求：展现中华翻译家的经典译文，塑造中华翻译家的精神形象，深化翻译之本质的认识。该文库为开放性文库，入选对象系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的翻译家，每位翻译家独立成卷。每卷的内容主要分三大部分：一为学术性导言，梳理翻译家的翻译历程，聚焦其翻译思想、译事特点与翻译贡献，并扼要说明译文遴选的原则；二为代表性译文选编，篇幅较长的摘选其中的部分译文；三为翻译家的译事年表。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更加真实地再现翻译家的翻译历程和语言的发展轨迹，“文库”选编代表性译文时会尽可能保持其历史风貌，原本译文中有些字词的书写、词语的搭配、语句的表达，也许与今日的要求不尽相同，但保留原貌更有助于读者了解彼时的文化，对于历史文献的存留也有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