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有哪些枕边书?您觉得什么样的书适合放在枕边?
王尧:在我,“枕边书”是个流动的概念,没有固定的“枕边书”。我们有时候会疏忽一个问题,枕边书的存放不纯粹是阅读兴趣使然,也与阅读条件有关。我少年时向同村的一位大哥借阅了不少“红色经典”,那时没有书架,也没有写字台,写作业是在饭桌上。课外的书只能放在枕边,晚上就着油灯读。有一天,我突然在同学家的阁楼上翻到了郑振铎主编的几册“世界文库”,其中有笑笑生的《金瓶梅词话》。之前读过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所以认识郑振铎的“铎”字。同学偷偷借给我了,我又偷偷放在枕头下面,生怕别人看到。这可能是我第一次读“禁书”。在同学家里翻看几页,我并不知道《金瓶梅词话》是什么书,看过以后开始紧张。后来读《红楼梦》《水浒》时,就不要藏着了。我青少年时第二本枕边书是《卓娅和舒拉》,放在宿舍的枕头下面,不知道被哪位高中同学拿走了。许多年后去莫斯科,我终于有机会向卓娅的塑像致敬,算是读完了这本书。大学时代从图书馆借书,也陆续买几本自己喜欢的书。枕边放不下了,我也学别的同学在墙上做一层简单的书架,把书放在狭小的木板上。工作后逐渐有了书房,枕边书也在减少。我的枕边很少放学术著作,读学术著作喜欢正襟危坐。我特别喜欢的小说,会放在枕边,反复阅读。我没有失眠的问题,在小说里沉浸着,想想自己是其中的一个人物,然后就睡着了。在枕边放自己喜欢的书。
您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
王尧:在大学工作的老师通常都是一种职业阅读,会集中阅读与自己研究领域相关的书,在对问题的思考中又延伸阅读的范围。这样的阅读成了学术研究的一部分,我也保持了这样的状态。在学术型的阅读和写作中,我会不时整理书房书桌,将需要用的书分门别类,但在不断的阅读过程中,这些书会越来越乱放,当书桌和书架上的书越来越乱时,我基本完成了自己的研究工作,也知道哪些书可以重读,哪些书可以打包了。坦率说,能够重读的书在你读过的书中总是比例很小的。因此,我有时也会怀疑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写作。我们这一代人先天不足,后天恶补,不能做到博览群书。长期的职业阅读,其实也会限制自己。当阅读是非职业时,阅读者会在获益中释放自己和塑造自己。在某种意义上,我是一个不时反抗职业阅读的人,更多的精力在阅读非专业的书。
您与莫言、李锐等作家对话,作为文学研究者和评论家,为什么您喜欢对话的形式?您如何评价对话之于文学创作和评论的意义?
王尧:差不多是二十年前,我主持了“小说家讲坛”,试图在大学里有所改变当下教育的状况。在当代作家评论开设同名专栏时,我和林建法先生商量,在发表小说家的演讲录时,配一篇批评家和作家的对话。我和莫言的对话是2001年暑假在大连完成的,暑期开学后,莫言、李锐到学校开讲。后来我与在“小说家讲坛”演讲的作家陆续做了对话,结集成《在汉语中出生入死》。开始是一种学术形式的设计,在不断的对话中,作家那种关于创作相关问题的“现场”表达,让我非常兴奋。小说家未必完全按照我在准备的问题回答,他们对文本、现实、世界的独特理解不时爆出火花,我特别喜欢这种“原生态”的思想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好的对话是一种切磋,是作家对文本的再解读,是批评家对作家的质询。对话中的共识和歧见,也许能够引起作家的思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后来的创作则很难说,小说家通常都是比较固执的。它是由批评家和作家共同完成的,是批评家深入研究作家作品的前提之一。如果对话完成度高,它本身就是文学批评的一种形式。
在与众多作家的对话中收获了什么?
王尧:我想透过文本和研究文献,能够接近作家的精神世界。后来我又做了《新时期文学口述史》,案头笔记可能有二十几万字。这本书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我从作家那里获益很多,优秀的作家都是有文学信仰的人。这种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作家们观察、思考和把握现实的方法通常是创造性的,和他们交往、对话,其实是在读一本本书。当然,做一个批评家也会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他不会用这种熟悉的感觉代替自己的文学价值判断。
看到您的《民谣》,怎么突然想起写小说?是什么激发您的写作欲望?
王尧:《民谣》这部长篇小说是二十年前开始写的,开篇第一句话“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好像在1999年就写了。但一直没能完成,断断续续写了些片段。那时我在结构上有一个整体的构思,写了一些片段后,便写了“杂篇”和“外篇”初稿,给一些朋友看过。但这二十年,我的主要精力在学术研究上。今年因为新冠疫情,我得以集中精力在家里完成了《民谣》的写作。我少年时候有成为作家的梦想,但在大学之后的学术训练和研究中,成了一个研究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的人。在前几年恢复中断已久的散文写作后,我想起了那部未完成的小说,决心写完它。我一直没有放下这部小说的原因是记忆和语言的诱惑,记忆在我脑海里不时出现并延伸为想象,语言就像我的呼吸在不停吐故纳新。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应该坐下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学者写小说其实是个平常的事情,现代文学史许多作家都是学者或批评家,他们是我心仪的前贤。
您会在阅读中寻找创作灵感吗?
王尧:庚子春之前不是很顺利。首先是没有相对集中的时间,更主要的原因,是我没有找到写小说的方法论,没有能够确定小说的调性是什么。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也遇到许多困难,我会怀疑自己的叙事方式。对一个写作者而言,如果排除那些来无影去无踪的所谓神来之笔,生活和书本仍然是写作者的灵感来源,我个人愿意把书本视为和生活一样重要的灵感来源。在动笔之前,我集中阅读了我喜欢的一些作品。动笔之后,我不再翻阅这些书,以免留下模仿的痕迹。
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王尧:我个人认为重温经典著作应该是读书人的日常生活,这与学术研究和写作没有直接关系。一个读书人,他的许多时光在阅读经典中消逝的,因为他在经典中沉浸过才有了一点底气和书卷气。这几年我重读的书有鲁迅的散文小说和杂文,沈从文、萧红、废名、孙犁、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里克尔、马尔克斯、奈保尔等作家的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我也读过几遍。
作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您会为学生推荐书目吗?如果推荐,有哪些?
王尧:除了文史哲经典著作外,我会推荐当下汉译的文史哲著作,特别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著作。后一部分工作是即时性的,会在上课和聊天时推荐。我会随时在学生的微信群里发些书目。比如,有朋友向我推荐俄罗斯作家玛丽亚·斯捷潘诺娃《记忆记忆》,我读了觉得非常好,就向学生推荐。我在这里特别要说的是,我现在不担心学生读什么,而是担心学生不读书。
哪一本书您希望所有孩子都能读到?您最希望自己孩子读的书有哪些?为什么?
王尧:孩子们应该读的书很多,如果有一本书,所有的孩子都要读的话,我推荐《唐诗三百首》。我的孩子已经大了,很难影响她。读初中时她喜欢语文,还偷偷写小说,我发现她在写小说后批评了她。我一直在中文系读书教书,我的老师们的孩子好像几乎很少是“文二代”,我这一代朋友中出现了几个“文二代”,我特别兴奋。可能不是孩子们背叛了我们,而是我们扼杀了孩子的文学梦想。女儿出国读书时,我写了几封信给她带上。其中有一封信我会记得内容,大致说:你不要忘记母语的学习和使用,如果你回国工作了自然没有这个问题;如果留在国外,你一定要读汉语著作,你有汉语阅读和写作,你就没有远离故土和我们。我督促她看的是中国历史、文学的几种经典著作,也不时告诉她有什么好小说,她则告诉我有什么好电影和歌曲。奈保尔访问杭州时,她拿着《大河湾》去杭州,麦家协助,请奈保尔签了名。
您在学生时代读过的书,最好的是哪一本?
王尧:我在中学时代读过的最好的一本书,感觉是鲁迅的《朝花夕拾》。大学时候能够读到的好书很多,我很难说哪本书最好,有许多最好的之一。一直到今天还感觉特别的书,我想可能还是《红楼梦》。
什么书是您一直想读却还没开始的?
王尧:有很多书是我一直想读而没有读的。我陆陆续续、一知半解读过《史记》,一直想读《汉书》。我不是去研究历史,“史汉”并称,我关注的是语言问题。
所有您见过的作家中,对谁的印象最为深刻?
王尧:我和当代作家交往很多,他们都是我尊敬的朋友,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个性。在这些作家朋友中,我和莫言会讨论书法,和阎连科讨论小说写作中的具体问题,和程永新讨论同时代的作家作品,和丁帆讨论思想文化问题,我和苏童相遇时也无话不谈,我从他们那里获益很多。我如果说印象最深刻的作家,可能出乎你意料,1987年的暑假,我在贵阳的一家餐厅,邂逅了,他当地的朋友指着邻桌的一位老人说:那就是蹇先艾老先生。我没敢冒昧去打扰,但老先生的额头、眉毛和眼神我一直记得。
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您希望从这位作家那里知道什么?您曾经给他写过信吗?
王尧:我时常想念那些在异地的作家朋友们,和他们的交往是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在中国作家中,如果鲁迅还活着,我想坐高铁去看他。我有很多困惑,我想请教大先生。在鲁迅文学奖颁奖的那个晚上,我又冒出这个想法。在外国作家中,马尔克斯活着的时候,我曾经想,如果他在我生活的那个村庄和小镇住上一段时间,他会发现什么呢?现在很少有给作家写信的机会了,都用微信或短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