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琳之先生近50万字的《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通过对近百十年中国考古学成果的系统梳理,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严密的逻辑思维、翔实的考古学证据和流畅通俗的语言,建构了他的古史解释体系,在历史上首次系统地还原展示了先夏及夏代早中期这段长达500年历史的风雷激荡场景,让我们大致清晰地看到了这段历史发展的主脉。这无论是对中国古史体系的重新构建,还是对当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都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为同道和主要见证人,既感到欣慰,同时也有诸多感慨,简言之,以“奔跑”概览其耕耘历程,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虽说传统文化有“文史哲是一家”的定论,但步入近代,受西学影响,它们俨然已成为独立学科。李琳之先生本科与硕士教育阶段专攻哲学,其中也受到传统文化的浸染,借用胡适先生的自嘲“哲学是我的专业,历史是我的训练,文学是我的兴趣”,李琳之先生正是选择了“元中国”这一头绪繁杂的历史时段为兴趣点,以考古学成果、历史记载、文物古迹和民间传说等为参照,旁征博引,着力构架自成一系的“元中国”脉络。
以非专业的身份涉猎考古成果绝非易事,为此自定下心来潜心“元中国”研究,李琳之先生就频频拜访考古学界前辈,在往返“奔跑”间,既有疑惑的释然,也有对自身某些看法的探讨,潜移默化间提高了考古学专业的素养,提升了本书的专业认可度。
“元中国”涉及的考古项目遍布华夏,非亲临实地考察难以究其真,换言之,通过相关实践活动可以加深对书本知识的认知,其中既有双方的比照,也有修正书本知识的因素在内。而“以商养儒”的双重身份为李琳之先生从事该项研究增添了重要筹码。在长期的商业兼笔耕岁月中,他每年都要抽出时间,有针对性地选择重点考古项目进行实地考察,从陕西榆林的石峁遗址,到山西临汾的陶寺遗址;从河南登封的王城岗遗址,到浙江杭州的良渚遗址,再到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等,无不留下他往返的背影。他每次的同行者大都为业内专家,一次十天左右的考察与交流,存疑的问题逐渐明朗,既定的框架不断完善,而其落脚处则是对书本知识更精确的取舍遴选。
按照李琳之先生的研究框架,本书叙述时间跨度为500年,与此攸关的一手资料,既有古代典籍的对应记载,也有各地的民间传说与风俗,为之佐证和修订的是近现代考古学系列成果。由于古代典籍版本众多,民间传说和风俗间有相似之处,而考古学成果年代不一,其中既有传承,也有修正。基于此,资料搜集势必成为一项庞杂和浩大的工程。
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多借助知网等信息平台查阅前期相关成果,但相当一部分资料因时间关系或刊载主体并没有纳入现代信息平台,无形之中为研究者增添了难度。李琳之先生是资深出版人,这为他选购相关图书提供了方便。经年累月间,他购买的相关一手资料有上千册,早年刊行的考古学书籍他尽力搜购,同一古籍他要参照几个版本,每次出行考察,他都做好口述历史的技术准备,常常也有意外收获。
梳理资料仅为前期铺垫,更为关键的是驾驭资料的能力。与此相关的,有历史学的校勘、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哲学的逻辑思维等,在这其中,逻辑思维发挥了重要而关键的作用。李琳之先生是哲学科班出身,本科与硕士的专业训练奠定了他扎实的逻辑思辨能力,再加之长期对古史的广泛涉猎,还有前期的小试牛刀,譬如《中华祖脉》《祖先,祖先》等一系列历史散文集的写作刊行,使他能够举重若轻,在纷乱的头绪中,找到他所需要的资料证据。
概而言之,从萌生书写中国上古史系列到第一部《元中国时代》的杀青,李琳之先生付出了九年艰辛的努力。“奔跑”是对他九年艰辛努力的最好概括。源于此才有了这部皇皇巨著的横空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