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2020年10月24日-11月29日，中国先秦史学会法家研究会第三届年会成功召开。年会采用线上会议的形式，由十一场专题学术讲座与两场专题研讨会组成，历时月余，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北大学的多位学者交流思想，推动了法家思想研究，取得了很好的学术效果。
最近几年，法家思想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有了某种变化。20世纪的许多法家研究著作，可以看出浓重的儒家色彩与西学色彩。法家思想遗产面临双重批判：带有儒家色彩的批判和带有西学色彩的批判，有时这两种因素还会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对我们的理论思考和社会生活均有很深的影响。一个是把具体的某种道德当做全部道德，一个是把具体的某种制度当做最完美的制度。但因为任何事情只要是具体的，就一定有局限，多年来我们对研究路数和方法的上述情况，并没有很好地进行反思。研究虽有进步，但方法似乎过于单一，纵深发展也似乎不够。
这种情况就在最近几年被打破！法家研究会成立以来，法家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实质性的进步。法家思想研究渐渐摆脱了单纯同情法家的视角，摆脱了儒学视角、西学视角及二者结合的影响，开始运用独立思考来研究法家思想，认真地汲取前人的学术资源，多角度地看问题；法家思想研究渐渐摆脱了从单一角度、先入为主地看法家的偏蔽，而是采取平等的态度、宽阔的胸襟、多元的视角来理解、吸收各种思想资源的优点，客观地研究法家思想。
本届年会的学术报告体现了这种转变。我按主题分为以下几组展现：
第一组是武树臣的《法家三论》。他的“周人尚父权，秦人尚夫权”的观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认为，先秦时期有两次意义重大的政治革命：一是西周的血缘贵族政体取代殷商的神缘联盟政体；二是战国时期的地域官僚政体取代春秋时期的血缘贵族政体。与这两次革命相一致的是两次家庭制度的革命：一是西周在政治领域清除母系氏族的影响，拱卫了父权，以父系血统为标准进行权力再分配；二是战国时期在家庭领域清除母系氏族影响，拱卫了夫权，强调夫妻的个体家庭。这些发现对于深入理解法家思想有重要的理论和学术意义。武先生指出法家的理想是依法治国，“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值得我们尊重、借鉴。他用“良性的文化遗产”来界定这次讲座的内容，暗示法家还有非良性的文化因素，体现了研究者的客观态度。
第二组是老子和韩非比较研究。李刚在《无为：老子与韩非的异同比较》中提出：《史记》中为什么老庄申韩同传？李教授指出，老庄申韩“皆原于道德之意”，“无为”一以贯之。“无为”是从老子到韩非的思想演进的最核心的东西，“无为”由抽象到具体，是老子到韩非的思想发展过程，起关键作用的是“常”。赵明报告的是《论韩非子对老子思想的背离》，他也讨论《老子韩非列传》的写作意图。他持“道兼有无”的观点：道通过自身的有与无永远地对立和转化，生生之谓道。韩非强调“法乃是操控于君主之手的刑赏二柄”，“法术势三者缺一不可，法不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因为法是君主之法，是君主手中的一个工具！这样的法，必须要有其他东西来弥补和帮衬，术和势就是这其他的东西！
第三组是齐法家研究。喻中分析了《六韬》的研究成果，认为吕尚法理学的理论基础是功利主义，制度构造是贤能政体，规则体系是法令必行。吕尚的法理学对齐国文化的发展有决定性意义；对周朝影响不大，但对后来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潜在的深远影响。王威威讲《管子》中的德教与法治，《管子》中道德和法治是什么关系？逻辑上，《管子》主张利益为先；接着是“礼义廉耻”作为“国之四维”；最后是法治。但在“现实”中，利益、道德和法治又是共时的，它们可以互相为用。这为齐法家与晋法家在实际政策主张上的相通凿开了一个孔道。王老师关于齐国德教与法治关系的构想具有非凡的解释力。
第四组是文献学研究。马世年的文章是《〈韩非子〉文本的写本学考察——兼论其思想阐释的相关问题》。先秦典籍的成书问题究竟怎么解决？多少年来，我们受辨伪学的影响，的确需要有新知识让我们的大脑从思维习惯中突破出来。古籍辨伪研究一定要结合写本学；考据一定要结合思想史；思想史一定要结合哲学史。这样就会形成张力，避免偏蔽。杨玲的报告是《互见文献视域下的庄子与韩非关系析论》，她认为《韩非子》的某些观点或在对《庄子》的批驳中树立起来，或在《庄子》的启发下产生形成。她指出，借助互见文献的分类应用，可以推动早期典籍间渊源关系的研究，也会推动学术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互见文献完全可以用于研究古籍之间的关系，但要知道其限度和条件，滥用，就违背了学术的求真精神；完全否定，则不免陷入历史虚无。
第五组是中西比较研究，有白彤东、尤锐、宋洪兵，及我的报告。白教授对法家人性的文章是名副其实的探微。他讲到孟子有唯物史观的说法，与韩非较接近；而韩非与荀子却很不同。《孟子》说恒产并不自动带来道德，可韩非认为富足以后人们自然就可让本有的善心发挥，从而接近老子的性朴论。
尤锐报告的题目叫《战国时期诸子关于国家起源的争论》。这篇文章视野开阔，案例抓得很准。他注意到荀子不讨论国家起源学说，或说儒家不提国家起源问题，为什么？儒家赞美尧舜禹，描述上古美好时光，但那时已有国家。于是儒家所持的基本态度就是历史是在文化样式的循环过程中发展的。
宋洪兵首先提出问题——中国有正义论吗？他主要从西方入手做学术综述，从慈继伟那里接受了“正义禀性”的概念，证明法家的正义思想可从这个角度理解。我觉得还有一些问题要思考。正义，若儒家、法家都有，儒家正义受制于血缘，有没有扭曲？法家的正义就没有危险？洪兵说是有危险的，是脆弱的，因为它受制于君主集权。
我的文章是柏拉图与商鞅的比较。我的学生张娜对柏拉图和韩非的正义思想做比较。过去很少有人想到韩非、商鞅能跟柏拉图比较。事实上，虽然韩非、商鞅和柏拉图的背景有差异，思想渊源、知识结构也有很大不同，但他们也面临很多相似的问题，知识结构也有很多相似之处，绝不比孔子与柏拉图的共性少，因此是有比较意义的。这种研究，不但对以往的学术研究有价值，对现实生活也有重大启发意义。
这些报告若能集中起来，影响会更大。我们以更宽阔的胸襟，吸收前人有价值的思想，提出了新见解，贡献了新东西。这些成果，体现了这个时代应有的进步，值得骄傲。我们当谦虚谨慎，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进步！
（本文系中国先秦史学会法家研究会会长蒋重跃教授在第三届年会上的总结致辞，有删节）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