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传统
郝倖仔:史语所内部的学术环境,或者说是精神传统,一直保持下来了。被聘到香港任教的李孝悌教授,就说自己“对史语所是无尽的怀念”。因为有一点他在所里时不曾留意,离开之后感觉越来越强烈:史语所是一个有传统的所,出过这么多重要的史学家。这样的机构就会变得非常不一样。所以大家知道什么是学术,心里会有一个标准。
黄进兴:他说得很好。以我个人为例,在回到台湾服务之前,也就是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比较注重理论训练,旧学的底子就弱一些。进所之后,请教了很多旧学方面的专家,当时很多老先生还在,很大地弥补了这一知识结构上的不足。所以我常常鼓励年轻人,只要你有雄心大志,史语所就是一个最好的进行人文研究的环境。因为这里云集了不同门类的专家,随时可以敲门求教,都会得到答复,得以补偏救弊。
郝倖仔:所里老人们共同回忆,有这么一段时光,史语所的很多老前辈还在,请教问题是可以随时敲门进去,不用预约的。
黄进兴:那时候所里还没有今天这栋新楼,是座很小的老楼。大家都挨得很近,真的就在隔壁,敲个门就进去了,从来不预约。进去以后就随便聊,他们对后进非常爱护。
郝倖仔:邢义田院士说,当时他受益最大的就是严耕望先生。严先生做制度史,大热天在所里,就穿个大短裤、大汗衫,坐着聊天。
黄进兴:严耕望先生有一段时间去了香港,后来又回台大来开课。劳榦先生则是去美国又回来,也是在这个阶段,在台大开课,正巧被我们这些年轻人赶上了。还有像许倬云先生,当时相对年轻,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做教授,也经常回所里来,都有机会交流请教。那个时候称得上是黄金的20年,至多不过30年。
郝倖仔:那同时也是台湾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
黄进兴:重视年轻人是老史语所的传统。老所长傅斯年1947年去美国看病,把所长的位子交给夏鼐来做,没有交给李济或者其他老人,就交给年轻人。夏鼐当时才37岁,就你这么大。夏鼐说好,我就为您做一年,等您回来还是您做。一个敢交,另一个也敢接。
郝倖仔:我读夏鼐日记,他也是犹豫的,上面都是自己的老师,怎么管?但还是接下来了,而且还管得不错。
黄进兴:重视年轻学人;重视他们之间友谊的建立;培养他们平等交流、不畏权威的精神。这是史语所一贯秉承的学风。这跟所里的机制有关系。
郝倖仔:史语所有个讲论会,安排在每隔一周的礼拜一上午。我实地参加过一次,两点感受:气氛自由、态度认真。大家无论层级、职称,都把研究心得写成文章,拿出来一起商讨。很多博士和博士候选人也会来旁听。就是您说的这种学风。
黄进兴:史语所是个老所,有很多老规矩、老惯例。讲论会就是一个。大家都秉承着非常严肃的态度来讨论问题,彼此攻错。这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鼓励,也是一个表现。你见到的博士和博士候选人,刚开始可能是为给老师捧场而来,结果听出了疑问就发问,当场就讨论起来,结束之后还要围着讲者东问西问。
郝倖仔:有没有初生牛犊,质疑发问很激烈的?
黄进兴:刚刚进来的学者,没有讲过,不了解阵仗,所以容易激烈、活跃;反而是进来几年以后,会冷静很多,因为知道自己讲的时候也会被人家问,所以自己也就不敢多问了。很有趣。
郝倖仔:我在现场确实没有感觉到论资排辈,不论所长、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研究员,大家的确是畅所欲言。
黄进兴:所里人事行政的会议,偶尔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火药味,但讲论会是绝对不会允许论资排辈的。有时候会为一个学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但绝对不会有拍案叫停的事情发生。这种平等磋商的态度体现了大家对学术的尊重,是一种很好的风气。我自己做所长的时候上去做报告,也是兢兢业业,非常地紧张。
同侪互评
郝倖仔:我很想听一听您对史语所这几位与您同辈的院士的评价。评价才是真正的学术,但很难得。您当然只会说好,不会说不好,但同样是说好,也会各有内容。
黄进兴:1980年以降的这个阶段,从人才建设来看,套句俗语,史语所是人才济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期间产生了几位对国际汉学颇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像邢义田、石守谦、王汎森、王明珂等。说到这几位先生都是趣味橫生、成就非凡。邢义田院士在秦汉史方面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就,尤其在运用地下考古发掘和竹简进行研究这一块很是娴熟。此人淡泊名利,一心向学。他在台湾大学兼课,课讲得非常出名:备课充分,图文并茂,趣味性也很高。有一次我到北京去做学术访问,北京的学者告诉我:“你们史语所有五六位同仁,刚好与你同时,也就是此刻,正在北京的各个高校讲演。”我听了吓一跳,原来大半个所都受邀到北京讲学来了。正好期间有一天,我从北京大学到社科院去,有朋友告诉我说,邢义田院士这个礼拜来北京,不到一周,做了五六场演讲。北京的学生非常好学,他讲到哪一个学校,就追到哪一个学校,像追星族一样,当然也追到社科院。由此可见邢义田的好口才、善讲课。我听了非常为同仁骄傲,他们的学问能够为大陆学界所赏识,也是一个奇缘,很不容易。
郝倖仔:汉语的使用人数多,但范围不广,其实主要就是集中在大陆和台湾。所以中国两岸研究中国文史的学者之间的互相肯定和彼此承认,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构成这一领域的判断体系。
黄进兴:石守谦讲课也很出名,他的中国艺术史研究在台湾无疑是首屈一指的,也蜚声国际汉学界。他的母校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要把他挖回去,给他一个讲座教授,他都没有答应。他讲课也是充分备课,兢兢业业;上起课来,投入忘我,天昏地暗,不计时间。按规制一次大课一般就是两三小时,可他一讲起来根本不管不顾,经常从傍晚6点一直上到午夜12点,一口气讲六七个钟头。以至于他的太太规定他在捷运结束之前必须下课,以免学生回去太晚不安全。这里有个很有趣的事情,我亲身经历。有一次我和他上课的地点排在一起,课间去洗手间,只见他的几个研究生冲进来说:“老师,对不起,对不起,请让一下,石先生只给我们五分钟时间。”教书育人如此投入,所以他桃李满天下,培养出的学生许多在美国第一流大学任教。
郝倖仔:访谈了史语所这么多人,石守谦先生是聊的时间最短的,满打满算40分钟。第一句话是:“我不喜欢见朋友。”话题多围绕要我呼吁尽可能地开放艺术品馆藏,方便艺术史研究。感到大概可以对得起所里的安排了,就起身邀我一起去听个讲座,我当然知趣地告辞了。事后方知他平日里根本不接电话,对我已是相当重视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超级爱他,他的形象让人“惊艳”,一袭白衣,还有美髯,仙风道骨,颇类得道高人。
黄进兴:还有王汎森院士,用力在明清的思想和文化史研究。他年少得志,很早就当选为“中研院”院士,我记得好像是四十五六岁左右,总之非常早。
郝倖仔:46岁。2004年当选。1958年生人。
黄进兴:他成名也早,在大陆学界久负盛名。因为他文笔非常好,流利可读,议题也新颖,所以能够普遍受到学界各方面人士的注意和欣赏。他在大陆的粉丝的确不少,去年有出版社跟我讲,他的书在大陆,一万本三个月很快就卖光了。在台湾也很畅销。我们写的都是专业知识书,像他这样能把专业书写成畅销书,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历史学家一般会更重视史料和理论,叙事语言和历史写作这一方面往往受到忽视,但事实上还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从王汎森的史学实践,还有史景迁在西方汉学界的大受欢迎来看,都是如此。
郝倖仔:我上大学那个时候,王汎森院士在《读书》杂志一段时间内集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开始名声大振,粉丝蜂拥。
黄进兴:其他像王明珂院士,族群史研究很有成就。有人到台湾来,都会问起王老师怎么样,王老师长王老师短的,都很想来跟他学习。他在大陆的讲演横扫大江南北,听者七八百人以上。大作一刊行便卖上两三万本。在大陆的签书会都大排长龙。据两位年轻朋友告知,他仅在上海就为书商签了3000本。据说出去讲座时,责编如贴身保镖一样紧紧跟随,对其他出版社严防死守。另外还有梁其姿院士的生命医疗史研究等等。我常常讲,史语所人在所里是一条虫,好像蛰伏在少林寺里苦练功夫;到外面都是一条龙——史语所同仁在境外,不是当校长,就是院长、系主任,都能独当一面。
郝倖仔:方才您一一点将,各有评述。同样的问题我问了林富士。他是您和王汎森教授的小师弟。您二位做所长时都找他搭班做副所长。他在我的要求下对您和这几位学人也做了点评。说到开怀之处,他常会后仰大笑,非常可爱。我在您和王汎森、陈弱水这几位身上,还有史语所其他几位同年龄、同资历学人身上都没有看到过如此放得开又极具感染力的大笑。所以我想他有诗人气质。
黄进兴:难逃法眼。林富士本人为诗人兼散文家,还得过奖。
郝倖仔:首先说到的是王明珂。据说王明珂他们都超好玩的,只是在我这个来访者面前严肃。王很会煮菜,是个美食家。且超级讨厌做行政,让他接的时候就不想接,他更沉湎于学术,对教书和写书有兴趣。王明珂是基督徒。基督教有一句名言:你的奖赏在天上。所以他不太追求尘世的奖赏。
黄进兴:史语所大部分人都不喜欢做行政,一找到谁谁就吓个半死。现在王明珂正在请辞所长,院里要我再度兼任,我实在是干不动。
郝倖仔:我说王汎森应该喜欢做行政,林富士不认同。他认为王只是不拒绝,更准确地说,王是喜欢研究权力。王汎森身上有宫廷,尤其是清宫的那些东西。他脑子里至少有500个以上各行各业的人才库。这是天生的,也是有准备的。但他是被选中的,并不是权力欲非常重。
黄进兴:王汎森不仅才气逼人,行政也非常干练。我做史语所所长就是接替他,他是我的前任。他在所长任内主编了一套《中国史新论》。后来因为他的才干又到院方服务,做了“中研院”的人文副院长,也做了很久,七八年的样子。
郝倖仔:王汎森用功的程度让人想不到。林富士和他一起去美国开会,飞机上,林看电影,王看书,一趟旅行下来,林看了三部电影,王一本书读完了。林笑言,王汎森对读书到了近乎迷恋的程度,自己不会那么看不开,所以学问差很多。对于讲演,王汎森会非常认真地准备稿子,他的笑话都是有准备的,非常敬业。而且,居然,他是会紧张的。
黄进兴:林富士和王汎森是革命感情,同乡之谊复前后同学。
郝倖仔:下面说到您了,您紧张吗?
黄进兴:愿闻其详。
郝倖仔:林富士说您有多方面才能,只是不被外人所知。您喜欢哲学,能写非常棒的散文,也能写传记,像为新光集团创始人吴火狮作传。您写学人,千儿八百字,就能把一个人的特点、学术写得活灵活现。史语所没有几个人能够跨越这么多范畴。王汎森的文学就不如您,但王汎森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有深刻的理解。而您对学术研究中一些独特议题的把握独具慧眼,原创性非常高。您二人是不一样的厉害,他都心向往之,虽然您二人相继执政、平步青云,而他只是一介布衣。说到这里,他很可爱地问我,这话听起来是不是很酸呢?然后大笑。最后,他送了我一句话:你很幸运,黄进兴这几位在台湾都是一等一的人才,你都认识了。
黄进兴:林富士所讲皆是他肺腑之言。相当精到。
郝倖仔:李孝悌教授也对您几位做了点评。复旦大学曾经出版了一个学者讲演集系列,其中最畅销的就是您那一本,内容完全没有修饰,就是讲演原样拿出来,哼哼哈哈的人生感叹全写进去了。另外两部的作者,王德威和王汎森两位教授,回去改了半年,修得四平八稳,销量却没您那本好。他笑言您是阴阳家,可以不断抽离——除却做学问、做行政,还有主持唐奖这种大型国际性奖项,把王德威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理解的“不断抽离”就是实现技能的转移,可以在一个领域放空,也可以再到另一个领域充满,就是林富士说的“多方面才能”。李孝悌还说到您一个特点,一旦需要做决断时,您的决断力很强。
黄进兴:孝悌出身哈佛,乃孔飞力的弟子,专修明清史,在史语所待了十几年,人很好,学问也好,被香港大学挖走了。
郝倖仔:史语所近年来多被挖角,条件优厚,高薪高职加房子。据说您做所长时,一听说有挖角之事,就会立即去找当事人,软磨硬泡,非要逼对方亲口宣誓“我爱史语所”才放心。挽留人才之心可鉴,但是面对人才的竞争,这种“精神胜利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黄进兴:台湾人文学界的薪资待遇一直不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少台湾学人就去香港、新加坡等地高校兼职授课。所以我们才更要为学人营造良好自由的学术环境。
郝倖仔:李孝悌教授坦言,去香港就是因为钱多。但史语所是心中永远的怀念,它是做学问最好的地方。
黄进兴:基本上,史语所能够吸引优秀的人才留下来,主要还是因为良好的学术环境和氛围,而不是待遇的多寡。
“君子国”郝倖仔:1948年“中研院”评选出第一届院士,史语所有七人当选,没有钱穆。钱穆的反应是可以接受,但第二届应该有自己。文人胸壑常有不平,能够平心接受现行的评判体系实属不易。我在实地考察时,对每一位受访的史语所学人都问及有关考核标准的问题,就是想看一看这个近乎于神话的“第一届院士”的传统,有没有保存下来。
黄进兴:我们这里没有教学任务,所以科研任务就变成唯一考核的标准。这是公平的。一般是年度考核,人人都要填报,这一年你发表了什么成果,都是白纸黑字摆出来,集成一本,予以公开,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别人在做什么。然后会有一个考核班子对此进行评定,还要打出甲乙丙。班子成员一般包括四个学门(历史学门、考古学门、人类学门、文字学门)的召集人,还会有一些资深的、但不一定担任行政职务的研究人员,以免被主事者垄断。
郝倖仔:如果不合格会怎样?砍薪水?调岗去做行政?还是卷铺盖走人?
黄进兴:这里面就有个脸面问题。砍薪水倒不至于,但如果接连几年不能达标,就会被炒鱿鱼了。不是只有史语所这样,整个“中研院”都是这样,而且被炒的还真不少。有人知道自己表现不好,就会自动离开,没有必要面对这个尴尬的局面嘛,不如自己赶快在外面找点别的事做了。史语所中途离开的也不少。当然有些离开是被挖走的,不都是因为考核不合格。
郝倖仔:其实这种考核还是更多地借助大家自身的自尊心来实现激励效果。
黄进兴:是的,尤其对于年轻人很重要。比如说,同一年进来三个新人,哈佛的博士、京都的博士、牛津的博士。所有人都在盯着,你们这三个小子到底怎么样?做出什么成绩?一年两年三年,很快就看出来了,一目了然。有些面子上挂不住也就走了。
郝倖仔:说到学界的人才考核,首先要说升等,大陆叫评职称,学名是“专业技术资格评定”,是学者首要的评判标准,学界诸多故事和恩怨几乎都与此脱不了干系。曾在史语所做过5年副所长的林富士,用他的亲身经历跟我描述了史语所的升等。他自言在所里做行政时是个酷吏,脾气非常坏,批评权威不假辞色。但他的升等都非常顺利。他笑言就自己这样的做事方式,居然还能生存且一路升等上来,这就是史语所的伟大。这个伟大是看不见的。
黄进兴:这是个君子国。我从毕业就来这里,一直到快退休。这是一个我非常尊重的地方。史语所能有今天,根源在于大家对人才的渴求如此强烈,从所长开始到下面每一个人。我经常跟年轻人说这个所的传统一定要珍惜,在全世界都很难能做到这个地步。这必须要有一个涵化的过程,要以内在的文化的秩序和涵养,不断熏陶大家自我克制。
郝倖仔:林富士做了5年副所长,您和王汎森做所长时都跟他搭过班。当年您把人事都交给他做,包括薪聘、升等、续聘诸多事项。他因而熟知所里每一个人的研究,以及跟学界的关系,谁是谁的友人,谁是谁的敌人。但当所有这些问题落到投票这一环节的时候,没有意气用事,没有因为私人恩怨借机想把谁做掉。否则一人一票不记名投票,想要反对你也没有任何办法。羡慕嫉妒恨在史语所就更没有发生。文字学门有一个说话非常嚣张、人缘差到极点的人,此人办升等时,大家也还是投他赞成票,因为他学术上硬。就是看谁用功、谁有成就啊,其他都是假的。这是让他最感动也是最骄傲的。
黄进兴:我们在评一个学者,不是评圣人,不是评政治人物。虽然政治立场也各有不同,会争论,会吵架,但是带到学术上,还是以学术水平来评判。
郝倖仔:说到人才考核,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陈星灿所长很有发言权,做史语所的外审专家很多年,升等、审稿、进人等等都曾亲身经历。拿升等来说,助研、副研、正研,陈所长都审过,他说都很严格,外审绝不是走过场。还有一个等级,就是仅比“院士”次一级的“特聘研究员”,要按规定把工资待遇涨上来,涨幅也分几个等级,类似几级津贴,规定也很严,也请外聘专家来参与议定,你认为某人应该被加到哪一个级别。陈所长由此认为史语所考核方面的制度已经很成熟完备了。
黄进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就借鉴了我们的一些做法。葛兆光专门来考察过。
郝倖仔:此外还有文章审稿,像《史语所集刊》,审稿相当严格,陈所长都做过。我当时笑言,还以为本单位人员怎么都能塞进《史语所集刊》发一篇。他正色回答:那是绝不可能的。
黄进兴:的确是绝不可能。
郝倖仔:《史语所集刊》曾经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大陆学者了解国际学术前沿的重要信息来源。直到今天,在大陆社科职称评审要求论文发表的评价体系中,将核心期刊分为ABC三等,《史语所集刊》高居榜首,位列5家A刊之一。要知道,发一篇C刊都不容易,A刊更是很多学人一生的梦想。这说明对于史语所,对于《史语所集刊》,学界是服气的。
黄进兴:一大堆注脚、罗列的史料、长段的引述,把证据一一摊开,就像法官判案一样,最后的判决书就是短短几句话,可前面的证词很多。阅读起来很困难,很无趣,很痛苦——这就是史语所的风格。它的走向就是,我摊开了,你就没什么可争议的了。这样的文章结论很坚实,除非你找到更多的证据,否则很难辩驳。结论定了就是定了。
郝倖仔:我读书的时候就喜欢从《史语所集刊》里发现史料线索,对写文章颇有助益。
黄进兴:这就像盖房子,实实在在用的都是砖块,不是保利龙(注:泡沫塑料)也不是纸糊的,把房子拆了,建材还都在,还可以拿去盖别的。所以《史语所集刊》文章最早拿出的史料,你还会觉得很有用,还愿意拿去充实自己的文章。
郝倖仔:这是硬的东西。那些讲一大堆理论、主义,相形之下风一吹就垮了。所以到现在还有人谈陈寅恪。
黄进兴:当然史料学派也有毛病和盲点。但确实是20世纪初中国文史学界的革命。从《史语所集刊》的格式到写作的习惯,再到严谨的审查,即同侪之间就学问谈学问,不涉及情感,不涉及个人恩怨。
郝倖仔:说到《史语所集刊》,所里学人多提到:我们自己所长的稿子都被退。即便如此有人还要发难,审稿为什么要封名字?封名字就是玩假呀。《史语所集刊》哪里需要遮遮掩掩?既然是学术,就来呀,讨论呀。我是审查人,你是被审查人,我说你这一篇不行,就拿出来公开讨论。
黄进兴:史语所确实可以做到这一点。但还是会有人治的冲突。坦白讲,如此严格,里面也有坏文章。早年是半公开的,大家都知道是谁审的,所以就会有人治的冲突。这是人性。现在人人都面对这样的审查,院士、所长都一样,就公平了,都没有什么好怨的了,大家就会忍耐,因为知道每个人都要经过这一关。
郝倖仔:除了外审专家,史语所还聘请不少大陆知名学者担任咨询委员。二者职能区别何在?
黄进兴:全然不同。外审专家负责审查升等或续聘等事项;咨询委员负责全所发展方向即策略。
郝倖仔:陈星灿所长说做这个咨询委员,也不拿薪酬,就是史语所想就发展的大方向,听听外面的意见。这是一种被信任的感觉。实际上是一个学术信用体系,西方也如此。他表示他们很应该而且正在力图向史语所学习。这是一个机制的问题。他肯定史语所的院士总体来说还都是质量很高的,“中研院”第一届“院士”选举的传统是保存下来了。
黄进兴:简之,史语所之能繁荣滋长,无非始终秉持学术多元的精神,培养了一块坚韧而纯洁的学术沃土,以供学者实践对知识的向往。
(黄进兴为台湾“中研院”人文副院长、院士,2009-2016年任史语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