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把金针度与人

    学者有多种类型。有的在某一领域深耕细作，甚至株守一生，是为专家；有的广泛涉猎多个领域，到处跑马圈地，是为杂家；有的在深耕一个领域之后又不断开拓新的领域，是为大家。王宏斌教授深耕多个重要学术领域，著述宏富，是后一类型的学者。他早年深入研究鸦片问题与禁毒史、清代货币比价与金融史，后来致力于中国近代海防及边防史研究，在这些领域均卓有建树。其有关清代海防史研究的系列专著《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晚清海防地理学发展史》，是占据该领域学术前沿的代表性著作。他还曾点校出版《广东海防汇览》，为清代海防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文献。现在又完成《清代近海管理权研究》一书，即将出版。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自己的专著出版之前，首先推出这本100余万字的《清代近海管辖权资料长编》（以下简称《长编》）。一般学者喜欢“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本亦无可厚非。宏斌教授却要金针度人，诚嘉惠学林之盛举也。

    文献整理向来被认为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笨功夫，只是剪刀加浆糊，缺乏学术含量，在各种评价体系中都不被看重，因而为专业研究者所不为，甚至不屑为。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历史学是实证科学，虽难说史料就是史学，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史学是由史料决定的，史学的生命由史料承载。只有掌握丰富的史料，才能做出精彩的史学。史料种类繁多，质量参差，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是对整理者学术功力的考验。由研究有素的严谨史家编辑史料，既能驾轻就熟，又能别出心裁，甚至化腐朽为神奇，从纷繁芜杂的海量史料中结构出一个精致的史学体系来。宏斌教授汇编点校的这本《长编》，便是一个值得参考的范本。

    时代愈近，史料愈多。清代史料浩如烟海，不仅官书、政书、方志与个人文集远超前代，而且存留下来的政府档案及报刊资料更是历代所望尘莫及。从如此海量的史料中选编一个专题研究资料集，实无异于大海捞针，需要整理者具备独到的眼光与学力。《长编》以国家档案、官书、史传、政书为主，以个人文集和报刊资料为辅，从各种文献中搜集200万字的资料，又从中精选100万字。全书共收录各类资料982件，其中主体资料890件，采用编年体例，按朝代以时间先后顺序编排：顺治朝2件，康熙朝16件，雍正朝14件，乾隆朝207件，嘉庆朝155件，道光朝250件，咸丰朝57件，同治朝46件，光绪朝105件，宣统朝38件。另外有综合性资料92件，选录自沿海各省通志、沿海各府州县厅志以及《大清会典事例》《福建省例》《清朝续文献通考》。这样的编排，既能体现清代200多年间近海管辖权相关观念与制度变迁的复杂历程，也方便读者查核利用。

    这么丰富的历史资料，在宏斌教授精心结构下，构建了一个清代近海管辖权研究的宏大框架。其中有几点值得特别提示：其一，是清代中国自己的内、外洋观念。在一般的海洋文明与内陆文明研究中，中国向来被视为陆权国家，对海洋不甚重视，其实未必然。清代康熙末年，已经将接近大陆海岸与岛岸的海域划分成三个部分：一是内洋，这部分海域靠近大陆海岸或岛岸，以一些小岛为标志，类似于内海；二是大洋、深水洋或黑水洋，这部分海域无边无际，“非中土所辖”，类似于现代的公海；三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条洋面，被清人称为外洋，这部分海域通常以距离中国海岸、岛岸的最远的岛礁为标志。

    其二，是清代中国完善的内、外洋管理机制。清沿明制，也将沿海水域划归各省管辖。中国东南部沿海七省各有辖区：盛京管辖的海域包括辽东半岛三面，北以鸭绿江口与朝鲜比邻，西以天桥厂海面与直隶为界；直隶管辖的海面，分别以天桥厂、大河口与盛京、山东为界；山东所辖海面西自大河口，东达成山外洋，南以莺游山与江南为界，北以隍城岛与铁山之间的中线与盛京为界；江南省管辖崇明至尽山一带海域，北以莺游山，南以大衢山与山东、浙江为界；浙江所辖海面分别以大衢山、沙角山与江南、福建为界；福建管辖的海域包括福建沿海和台湾、澎湖岛屿周围海域，南以巴士海峡与菲律宾为邻，北以沙角山为标志与浙江分界，西南以南澳岛中线与广东为界；广东管辖的海域包括本省大陆海岸和环琼州岛岸的所有海面。为了行政与军事管辖的便利，按照水域大小和远近，清朝官员进一步将临近中国大陆海岸和岛岸的水域区分为内洋和外洋，其中内洋责成沿海州县官与水师官兵共同管辖，外洋距离海岸或岛岸较远，超出了州县官员的管辖能力，由水师官兵负责巡哨。清代划分内洋与外洋，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国家机关对近海水域的行政、军事和经济管理，便于维护中外商人的贸易利益和行船安全，便于维护沿海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安全，便于维护国家的领水权益。

    其三，是清代中国内、外洋观念与西方近代领海观念的对接。由于内洋类似于内海，沿海国家对于内海的有效管理是自然的权利。清朝前期关于外洋的观念类似于欧美国家的领海观念，关于外洋的管辖权也与西方国家的领海权主张比较接近。清朝前期关于外洋的划分与西方国家关于领海的概念，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相异之处，但其本质基本上是相近的，都是以海岸或岛岸为标志向其他国家宣示本国领海的主权范围。由于外洋与领海名虽异而实相近，因此可以说，清代内、外洋的划分实际上就是当时的中国人向世界各国宣示类似于西方领海的主权。这是当时世界各国领海划分方式之一，是一种典型的中国领海方式，清代前期中国虽无领海之名却有领海之实。进入近代以后，在向西方学习、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中国官方在光绪、宣统时期逐渐舍弃外洋观念，而采用领海制度，这也是近代中国观念与制度近代化的结果。

    宏斌教授在《长编》导言中自述，之所以在自己的研究专著出版之前要公布这个《长编》资料集，“意在为专业的严谨的读者提供自由的思维空间。这些资料在专业的严谨的读者手中，不仅很可能得到不同的处理和应用，而且也很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学术乃天下公器。他希望有更多的感兴趣的学者参与到这个重大课题研究中来，共同构筑中国海洋史研究的学术大厦。其心可鉴，其情可感。想来这套《长编》的出版，或许可以吸引更多的研究者，其道不孤，是所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