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根原在破岩中

    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留德的那批中国学人中，出现了一批日后在文教事业中均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如当时以柏林为中心的姚从吾（1894—1970）、蒋复璁（1898—1990）、滕固（1901—1941）、梁宗岱（1903—1983）、冯至（1905—1993）、朱偰（1907—1968）、徐梵澄（1909—2000）等人。他们不但在留德时颇相往还、谈诗论学，在归国后也心存故交、持守学术，是一个饶有意味的侨易群体，值得深入探究。相比冯至、朱偰等人，蒋复璁相对比较低调，也可能是因为他日后去了台湾，所以其名并不甚彰。不过，在图书馆学界，他却是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人物。日后，蒋氏并未以学者显大名，而是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对于这样一类学人，我们同样应予以尊重和理解。蒋氏的学养是不错的，他对宋史也有旁涉，而且其著作还颇受欢迎，《宋史新探》曾印行多版。

    蒋复璁从小就注定和德国结缘，他出生浙江海宁蒋家，算是世家，后来到杭州考入钱塘高等小学堂，1913年考入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校（简称青岛高专，即德华大学）初等班，相当于中学；旋即1914年一战爆发，日本进攻青岛，青岛高专停办，蒋复璁转学于天津德华中学；由于此校是在津德商所办，1917年北洋政府对德绝交后即接收该校，蒋复璁后以同等学力考入北京大学文预科，入德文班；1919年升入哲学系本科；1923年毕业，参与北京松坡图书馆的工作，同时也兼任清华学校教职，后转入北大预科教书；1926年北京图书馆建成，蒋复璁转任此馆；1930年经朱家骅推荐获浙江省公费，留学德国柏林大学，但因该经费不足，后又获得德国洪堡基金会的资助。（昌彼得编：《蒋慰堂先生七十年表》）

    1930年，蒋复璁通过时任柏林大学副教授的西门华德（Simon,ErnstJuliusWalter, 1893—1981）介绍，见到了“德国汉学的权威”福兰阁，蒋复璁与福兰阁（Franke,Otto,1863—1946）关系不错，蒋对他评价亦高：“当时德国公使馆有一个中文翻译官叫福郎克，此人为重要的汉学家，著有中国通史三大本（按：福兰阁的《中华帝国史》[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1930—1952]实为五卷本），从古代一直写到元朝。他的儿子是傅吾康，继承父业，曾在马来西亚中文大学研究明史，另外并收集南洋中文碑刻史料。OttoFranke对德国汉学界有深远的影响，他可以说是德国汉学系统的建立者，如柏林大学图书馆的WalterSimon即为其高足，今日德国汉学界也有很多他的学生。我由WalterSimon的介绍因而认识OttoFranke，我们两人的感情非常好。OttoFranke是普鲁士研究院中汉学研究的代表，同时在外交部谘商委员会也为一重要人物，德国外交部讨论中国问题时常常要请教他。后来我和他合作，请普鲁士研究院聘胡适先生为通讯研究员。”（黄克武编撰：《蒋复璁口述回忆录》）福兰阁是普鲁士科学院院士，该学院被看作“世界鼎足而三的学术院，即英国皇家学会及法兰西学院以外的第三个学术院”。当时蒋氏与福兰阁两人讨论了推举该院中国籍通讯员（院士）事宜，其原则一是不能与其他机构如法兰西学院重复，后者已选了罗振玉，本来德国人准备选王国维，但可惜王已早逝；其二是候选人的学问需兼及中西，所以蒋氏推荐章太炎也被否定，最后商定了胡适。（蒋复璁：《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静安先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德国学术场域也同样需要此类人情关系，没有这种私人交往要想进入其内部学术网络是很难的。所以，胡适当选外籍通讯员之类，也不妨视作一种学术交游的成功，而不能完全当做严格的学术成绩的标准。

    福兰阁和蒋复璁私交很好的一个例证是福氏曾想帮助蒋获得博士学位。蒋复璁回忆说：“我到德国之后，登记注册的是柏林大学哲学系，后来OttoFranke欲助我一臂，建议我改至教育系注册，再提出一篇有关中国图书馆的论文，经他看过之后，便可轻易通过博士考试。但是要更改注册手续十分麻烦，所以这件事便就此作罢。”这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德国大学制度其实一样存在弊端，也有很多可以利用的“漏洞”和“可能”，其权力在相当程度上操之于教授，这和美国体制还是有些不同的。

    不过，蒋复璁与福兰阁并没有在教育上有过直接的往来，他直接打过交道的德国汉学家是曾任职北大德国文学系的卫礼贤：“除了德文班的训练之外，当时校中还有一位德国籍汉学家卫礼贤在此教德文，我有很多德国文学方面的著作就是跟他读的。因此我到德国之后，语文方面的适应很快，上课时听和讲都没有问题。”所以说起来，蒋复璁是卫礼贤的学生，由此我们也可以见到卫礼贤在华多年，除了翻译史上的杰出成就外，教育史上的“桃李满天下”也不应忽略，德语文学研究界日后的诸名家如商承祖、张威廉、冯至可以说都是他的学生。

    蒋复璁的教育时代颇为可圈可点，因他从中学开始就接受德式教育，我们可以知道那时期的德国文化在现代中国场域里的具体存在情况是怎样的，譬如在青岛的德华大学初等班：“学校上午上数学等课，由德国老师来教，下午则上中文方面的课程。德人教员都是德国师范学校毕业。教程之中有一门地理课，按照德国的教法首先是认识课堂，测量其大小、方向；其次了解学校，观察课堂于学校之中的方位，并画制地图；之后则讲青岛，青岛讲完再讲胶州湾，胶州湾讲完再讲山东省，山东省讲完之后就教德国。由此可见，他们将山东省视为是德国的一部分。那时我们虽然还是小孩子，但心中颇感不平。德国讲完之后接着讲欧洲，欧洲讲完之后再讲亚洲（包括中国）。这种上课方式能使小孩子由近而远地了解全世界，效果很好。在历史课方面，课程内容则完全是德国史，部分牵涉到欧洲史。所以我认识德国最早是从中学时开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在华德式教育的概况，其中的殖民模式仍是很清楚的，这仍是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维度。所以有论者评价说：“德国人和中国人在青岛的相互作用不仅对中国人如何想象自己提出了挑战，而且使得中国人重新评价他们对于中国的理解及对近代民族主义的需要。一方面，在所考察的各社会群体的民族想象中，对被殖民危机的恐惧和对一种不同‘文明’的渴望特别突出，他们对于青岛德国殖民当局的心理可以普遍概括为‘畏羡交织’；另一方面，这种‘畏羡交织’的心理使得许多官员和观念生产者质疑王朝统治与一个近代国家的关系，并且在民族认同政治和民族主义话语的竞争中，引出了中国人的忠诚与社会行动等更宽的问题。”（朱建君：《殖民地经历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德占青岛（1897—1914）》）

    蒋复璁的少年经历很丰富，不仅在青岛，而且还上过天津德侨办的德华中学：“这所学校也是上午读德文，下午读中文，我的成绩不是很好，但都能及格。我们这一班后来出了不少名人……”，列举的同学如宗白华、杨继曾（1899—1993，曾任经济部长）、谭翊（1900—1982，曾任使馆商务参事）、张仁乐（张之洞之子）等都是。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德国文化在华是颇为强势的存在，办学的层次、地域和效果都不错。

    更有意味的则是北大时代，蒋复璁到北平参加入学考试，“当时蔡元培先生为主考官，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印象中他是一个戴金丝眼镜，穿着马褂的老头子，而且还用老方法，以红朱笔点名”。因为蒋复璁此前一直在德国学校上学，所以很顺利就考入了北大的德文班，“德文班中最先有一位老师，因为教得不好，后来换了另一位，但这一位我们也不满意，只好又换，第三位老师便是朱家骅先生。朱家骅先生后来曾跟我说，其实他刚来的时候很害怕，因为我们前面已赶走了二位老师，他不知自己将来的遭遇如何。但结果我们都很喜欢他”。其时朱家骅只有26岁，而德文班也只有12名学生，蒋复璁成绩很好，至少也能拿85分，常是第一名。

    正是有这样良好的学业基础，所以蒋复璁留德之后听课顺利，学业颇有收获，当然更重要的是：“在德国求学期间我接受了图书馆的训练。第一年我在柏林大学和普鲁士图书馆合办的图书馆学院上课，院长是前普鲁士邦立图书馆馆长，名为Mr.Milkan，是世界著名的图书馆专家，著有《图书馆学全书》三大本。……因为我是外国人，特别让我二年都在普鲁士邦立图书馆实习，担任客座馆员，除上课以外，都在馆内工作，起先是在图书馆的东方部实习，之后又到其它部门。”总而言之，经由在留德期间的实习，蒋复璁学到了德国图书馆学的精髓，这当是不争的事实，也在他日后的图书馆事业实践中得到了验证。而在留德时代朋友的印象中，蒋复璁的形象是这样的：“蒋公柱下吏，秘册富珍藏。东西罗史称，图籍列琳琅。”（朱偰：《秋夜述怀寄昆明姚教授从吾滕校长若渠冯教授至白沙蒋馆长慰堂北碚梁教授宗岱三十三韵》）留德时代的蒋复璁，即以藏书丰富著称，可见其作为图书馆专家的形象是一以贯之的。蒋复璁同样曾在回忆录中谈到当时留德时代的朋友们：“八月中我到了柏林，下车后前往中国公使馆，当时公使为蒋作宾（1884—1942），参事是梁容。梁容带我去找房子，在路上碰到高信（1905—1993），这是我在德国遇到的第一个朋友。后来我们及其他几位同学在德国的留学生之中形成一个圈子，大家都成了知交好友。如陈康（1911—），研究希腊哲学，专攻柏拉图，能读希腊文，现居美国；张樑任（1905—），德文很好，钻研经济，得到ReelPolitik的博士学位；朱偰（生于1907年）是朱希祖（1879—1944）的儿子，文笔极佳，写了不少文章，为才子型的人物……；张贵永（1908—1965），研究德国史，他的博士论文《俾斯麦后的德国外交》十分有名。我们几人常常见面，后来有几个返德进修的前期留学生，如学物理的叶挺生、姚玉泰两人，与我们的关系亦不错。那时我们还办了一个同学会，约定放假时一起出去玩，并决定这天不许说中文，一起练习德文。这段生活非常愉快。”这里如同绘制了一幅那代留德学人的联络图，从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相互关联，这与其他人的回忆材料（如朱偰、滕固、冯至、徐梵澄等）相互印证，可以勾勒出这个侨易群体的基本交游网络图景，从而引发一些很有趣的问题，饶有意味，此处不赘。

    即便在归国之后，蒋复璁仍然是留德学人网络的重要节点，譬如冯至、姚可崑夫妇留德归国之际，蒋复璁就拜托张贵永来照顾他们，“并请他转告冯至，务必到南京去看一看，那里有不少留德的同学。蒋复璁于1932年回国后，就筹备成立中央图书馆，任馆长，朱偰、滕固都在那里。”（姚可崑：《我与冯至》）当然，蒋复璁背后还有更大的中心人物，那就是朱家骅，作为曾经留德的学人，朱家骅在国民党内身居高位，有很强势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本，所以也就长袖善舞。当然，蒋复璁最重要的贡献，还是对于中国的图书馆事业的开辟。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则是在1940年，蒋复璁创办“中央图书馆”，并担任馆长；日后他还曾担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作为中国图书馆、博物馆事业的开创者之一，他的贡献毋庸置疑。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虽然藏书事业早已有之，但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学建设，无疑仍然是舶来之物，此中之要义自然是借镜他国，而留德时代的丰富经验自然让蒋复璁对德国图书馆学推崇不已，这不仅表现在他的工作实践方面，也体现在他对德国图书馆学的学理认知上，譬如他曾参与《五十年来的德国学术》一书的翻译工作，所译即德国学者密尔考（Milkan,Fritz）的文章《图书馆事业》，内容自然是关于图书馆学的，此文系统介绍德国的图书馆状况与制度建设，开篇即称：“盖德国图书馆在既往悠久经历中，虽无疑的尚另有在学术史上更富兴趣及在文化贡献上更卓越之时期——如寺院图书馆之初期，或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间之图书大运动——然图书馆面目急剧之更改，与其任务之见解，根本加以修正，使其生活及功用因之而增高者，则无有如此五十年也。于此五十年中，有新事物造成，为以前所不甚认识者，即新式图书馆者也。”（[德]密尔考《图书馆事业》）密尔考也就是蒋复璁留德时代所在大学的图书馆学院院长、前普鲁士邦立图书馆馆长，德国图书馆学的领军人物，蒋复璁读来自然是会有亲切之感。事实上，这种因留德产生的文化亲近关系确实是在不断发生作用的，譬如中德之间的图书馆学交流就颇有渊源，其中也有蒋复璁的参与推动之功。当然，蒋复璁的视域绝不狭隘，他对其他国家的图书馆学同样重视，譬如他就曾亲自翻译过《英国图书馆》，并在正文之前写道：“正如温斯顿·邱吉尔先生所说：‘各种书籍是使人类文化迈步前进的工具’，因此使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及利用书籍是非常重要而且极有价值。”不仅是翻译，蒋复璁也自己编写过《图书室管理法》，从“布置与设备”“征购与登录”“分类与编目”“典藏与阅览”“宣传和推广”等方面做了详细的阐述。当然其著述也不止于此，像《图书与图书馆》《中国图书分类论》《四书集目》《易经集目》等都是。至于精印复制的历代法书名画、主持影印出版《四库全书》等文化事业，自然也都是题中应有之意，但做起来却并非易与。

    蒋复璁的一生事功，主要在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开创上，他以兢兢业业，有时甚至显得琐屑繁冗的工作，构筑起中国现代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的基础。民国时代留德学人主修人文学科者不多，以图书馆学为专业者更是寥寥，可以列出的大概还有杨立诚（1888—1959）等，所以蒋复璁的事功意义就更显突出。回顾蒋复璁漫长的一生，自然让我们想起了郑燮那首《竹石》：“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如果没有一种持之以恒、孜孜不倦的精神，蒋复璁不可能在图书馆学这个领域长期坚持，他甚至还曾冒过生命危险去抢救珍贵古籍（1941年初潜往孤岛上海，收购沦陷区的数万册古籍），而这种带有“工匠精神”的行为，其实既是德意志人立国的一个重要基石，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有所缺乏、值得大力弘扬的优秀品格。另外需要一提的是，蒋复璁虽然一生从事图书馆事业，但却并不缺乏学者的素质。他曾在台湾大学等校任教，并在相关领域有所发现，譬如撰写过《宋史新探》一书，他自称民国四十年在台湾大学执教：“与姚从吾兄同室读书，姚兄固治宋、辽、金、元史者，故满室皆宋辽金元史料也。余见猎心喜，因亦取读宋史，且与姚兄相与商榷，颇得朋友切磋之乐。”四十三年秋又因“中央图书馆”“恢复工作而辍其业，然一有余暇，则仍视宋史为业余惟一之良伴。顾冗务分心，时读时辍，虽逾十年，而记诵甚少；一时兴致，偶有记录，亦聊假笔札以免遗忘，非敢言撰述也”（蒋复璁：《宋史新探》）。之所以引述这段话，一则可见转折时代的知识人之艰难，蒋复璁因图书馆事业之中断而不得不暂且从教，却能有所寄托，转向专门研究，开辟自己的宋史研究领域；二则亦见蒋复璁那代人的学问兴趣，乃是发自本心，所以即便不再任教，仍长期坚持自己感兴趣的专门研究，这种非专业学者的求知与学术兴趣，其实关系到一个民族的认知与求道的气象问题，不可不察；三则能见留德学人的交谊之长久，蒋复璁、姚从吾的“宋史之交”不仅是当初留德时代的“青春作伴好还乡”，而且还有暮年之际的“疑义相与析”，这些都是建立在对学术的共同兴趣基础上的，也可以说是体现了那代留德学人的共同特点——按照徐梵澄的说法：“确有一班曾往德国受过高等教育、有过深造的人散在各界。没有成派，但总有些立身处世之节度，待人接物之作风，或正或反，有形或无形，是受了德国文教之熏陶，亦原本于我国固有的教育，彼此同似，隐约成了一流。”蒋复璁虽未以专门学者显，但其在学术文化事业方面的贡献，对于人文学术的兴趣，应该说都体现了这种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