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大孩子”办的文学评论杂志

    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北大、首都师大等机构主办的《诗探索》，是中国文坛上鲜见的老年人办的刊物。从2019年第4期所刊登的“编委会主任”名单看，最年轻的吴思敬已坐“七”望“八”，谢冕则坐“八”望“九”，而杨匡汉初度八十时就向北京某会议的主席台亮出了拐棍。如果说撰写《我们需要探索》发刊词的谢冕是《诗探索》这台汽车的发动机，那为创刊号设计要目和专栏的匡汉和后来荣任主编的思敬，则分掌方向盘。

    这三人堪称是黄金组合，美中不足的是只有诗翁而没有诗媪。不过，这三人的个性倒也十分戏剧化，如谢冕嗜酒，匡汉嗜烟，思敬大概就嗜“赌”了：那是2006年10月15日，在北京友谊宾馆举办的“新世纪中国新诗学术研讨会”上，有人问“《诗探索》会不会停刊”时，刹那间牌桌变成了赌桌，不再伺候牌局的思敬，没有捶胸顿足而是气定神闲地和大伙打赌说：“我敢说，《诗探索》就会一直办下去！”舍我其谁的嘿嘿得意和浑身是劲的魄力，跃然嘴上。

    《诗探索》的三位主任平均年龄超过八十岁，说它是耄耋老人办的刊物，不如说是“大孩子”或“大朋友”办的刊物，或者说是年长的青年学者办的刊物。不能以貌取人，这个刊物的主持人年迈但不等于老气横秋，而在气质上倒是充满着青春朝气。以谢冕而论，其“学官”履历也就止于空壳（无经费无实体）的北大新诗研究院院长。正因为无官一身轻，没有沾上官僚习气，故他待人没有城府，天真得如赤子。这位望之俨然、仰之弥高的学者，在桑榆晚年奋笔力书的专著《中囯新诗史略》，只见灵气、才气再加上“酒气”而不见书卷气。他热情、奔放，有一颗年轻的心，为人写序是他写作生活的重要一环。他总是不嫌麻烦阅读那些“披头散发”的稿件，由此索序者便多了起来，这时他会像余光中那样抱怨：“我从未与人借过钱，怎么一下就冒出这多债务，永远还不清呢？”不过，如果没有人请他写序，他大概就感到自己真的老了。为避免衰老，他下决心“还债”。他为拙著《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写的序言，不是应景之作，而是有深情的关怀和期待，也不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让人触摸到中华文化的血脉和学人的风骨。

    自称是“反季节写作”的谢冕，在生命的严冬就这样书写着春意盎然的篇章。孙绍振80大寿时，这位醉眼朦胧的诗翁为同窗写了《在一个美丽的地方开一个美丽的会——黄山奇墅湖祝词》，说绍振的生命“犹如黄山上面的奇松、怪石、云海，非常美丽，不仅是一般的秀美，而且是极美，是奇美”。谢冕的生命同样是一道奇美的风景。在诗歌的探索道路上，他不仅为新潮诗大声表彰，而且利用《诗探索》这个园圃努力栽培。尽管前进的道路上有礁石和深坑，但一旦行过生命的低谷，他便迎来了一片灿若黄金的诗歌时代。典型的是他在《光明日报》刊岀为有异于众、初看不免有些古怪的作品叫好，让“守成派”读了后愕然失色。这无异是一声狮吼，同时又是一把燎原烈火，和舒婷们的创作燃成一景。这位虎虎生风的启蒙者、改革者、探索者，心态一直像初出茅庐的“青椒”。有这样以童趣与好奇窥探人生种种现象和诗坛百态的“大孩子”，如“精卫之坚韧，刑天之勇猛”捍卫诗的探索性纯洁性的“大朋友”陪伴《诗探索》的作者和读者，怎能不是刊物的幸运呢。

    烟不离手的匡汉，其颜值不可能呈红润状。他不似其胞弟匡满以诗闻于世，但他一直“暗恋”着旅美诗人纪弦：吞云吐雾代表了他的灵感，这是追求浪漫的；手杖是他儒雅风度的体现，这是面对现实的。不久前他的粉丝向我感叹：在近年外地召开的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上，怎么看不见逢会必到“监事长”匡汉敦厚的身影？或许他戒烟（？）的同时又“戒会”了？

    我和匡汉均从事华文文学研究，每次由“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举办的大型研讨会，会长饶芃子都点名要他做“学术总结”。他没有“把破帽，年年拈出”，每次的“总结”从标题到内容，都有一定的新意。中国文联出版公司资深编审白舒荣谑称他为“杨总结”，简称“杨总”。“杨总”的论著和一般学者不同之处是充满思辨性和语言的生动性。他的书法更是灵动遄飞，其古文功底也厚实。在我迈向古稀之年时，不苟言笑的他收起学问的锋芒，以一支生花妙笔吟出四言诗：“山水相缭，古邑地灵；梅溪抱智，至乐远清。珞珈育才，中南勤耕；翰墨遄飞，伴兔起行。泛览书巢，辨伪存真；诵说诸贤，只为当今。小节不拘，大事精明；快嘴快语，人禀七情。嬉笑怒骂，笔随诗心；弯弓射雕，盘马争鸣。四海奔忙，广交友朋；会融新知，惠及学林。辞源抉秘，究索为本；心逢妙理，乐道安贫。仁者七秩，长亭短亭；致吉致祥，春秋扬芬！”这里虽然语多溢美，但说我“小节不拘”“快嘴快语”“嬉笑怒骂”“盘马争鸣”“广交友朋”等特点，毕竟被其在四言诗的暗房中冲洗了出来，不愧是知音之论。

    我认识思敬，谈不上一些“小朋友”对心仪的学者那样情怯，我们一见面不是“紧握”，夸张一点说是从“吵架”开始。我于1984年开始撰写《中国当代诗论50家》，在我口袋装的“黑名单”里，有思敬在内，可他于1985年元月30日回信说：“我的诗论研究还处在学步阶段。”我说不能把朦胧诗看成是新诗的发展方向，他说作为新生事物就应无条件地支持。在1980年秋天召开的“定福庄诗会”（全国诗歌理论座谈会）上，他和绍振、钟文等人一起手执“新诗潮”之刀，拆解中国诗坛之肌体，连带向暮气沉沉的文坛挑战。近乎迂腐冬烘的我，在他们遭到围攻时没有厕身其中，不似他以诗人的激情和评论家的敏锐，敢于和谢冕一道“同仇敌忾”批评僵化的诗坛，联手在文坛吹起“新诗潮”的法螺。那时我慑于老作家的名流威望，游走在举剑对击的“新潮派”和“守成派”之间，这时“克家老”以第一时间向我进行“诗坛路线斗争”交底，说除有九叶派、艾青派外，还有一种由谢冕、孙玉石、孙绍振、杨匡汉、刘登翰等人组成的与现实主义逆行的“北大派”，应提高识别能力，并批评我不应过分赞扬谢冕的才华。遣辞严峻批评谢冕的《诗探索》另一副主编丁力，也做着狂飙与温情的拉扯，强劲地要我向他靠近，我由此成了两派争夺的对象。

    在“非常时期”未能成为“战友”的思敬，“平常时期”毕竟是同行、同道，何况那时他也没有像现在有那么多“铁粉”，故1985年我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第二届新诗评奖的评审工作时，在满山红叶的秋天，目睹王府井大街满是汽车的黄昏后来跃入满街霓虹灯的晚上八点，到他位于菜厂胡同7号的府上拜访。那时他赁居斗室，从全国各地来的书刊占据了逼仄的空间，书斋成了书灾。他苦中作乐，以诗意地栖居在可以养生怡神、称心惬意的菜厂胡同而沾沾自喜。当时我觉得奇怪，《诗刊》为什么不请颇有名气的思敬参加“读诗班”做评审工作，原来主事者系为了保持立场中立，故那时请的清一色是介于“新潮派”与“守成派”之间的“上园派”诗论家。我在北京上园饭店和号称“西南一霸”的吕进、《诗刊》理论组组长朱先树等一起住过半月之久，可并没有名正言顺地参加“上园派”，却也是这派观点的支持者。思敬并不因为我与他观点相左而疏远我，记得那次两人促膝私语，真正感受到他家作为文化沙龙的愉悦。当他送我出门时，蓦然回首，他已消逝在夜色苍茫中。

    我和颇具老辈风范的《诗探索》的主任或主编的友谊，不像“闺蜜”那样腻在一起，更不可能泡在一起。尤其是在“少外出，莫聚会”的疫情期间，我们实行的是无接触社交。即使没有这场天灾，我和思敬大概每年只能见面“打赌”一次。前几年在山东开会时，惊奇地发现见证过文坛风云，经历过人生阴晴圆缺的他，走起路来已有点老态龙钟。即使这样，他和谢冕一样也是一位老得漂亮——勤而不老、严而不老、人老心不老的“大孩子”，始终保持着犹如赤子的眼神，纯净而澄明，有一股年轻人的傻劲与冲力。我听过他主持一些重要会议的主题发言，他都不念讲稿，文思泉涌地娓娓道来，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好文章。我最佩服的是他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比别人敏锐和迅捷。如他主持的宏大工程《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竣工后，又主持《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近年他更奋自淬砺，大幅刷新已有的研究思路，更上层楼申报教育部重大项目《百年新诗学案》，又奏凯歌。他不愧为目光远大的新潮评论家。每次做课题，他都不忘把台港澳新诗写进去，以把中国当代新诗经营成一座大花园，这对把《中国当代新诗史》处理成《中国大陆当代新诗史》或《共和国新诗史》某些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反拨。

    诗歌理论刊物如何参与中国当代诗坛的建构，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课题。曾经叱咤风云、主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诗歌潮流的《诗探索》，如今的镇刊之石，非“嗜赌”的思敬莫属。他近年精心设计了“诗学研究”“诗论家研究”“中生代诗人研究”“诗人谈诗”“结识一位诗人”“台湾诗歌研究”“外国诗论译丛”等众多栏目，还有不少专题，使诗歌评论不再是诗歌创作的附属物，而在诗学研究上显出自己的前瞻性。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感到《诗刊》和《诗探索》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堪称双子星座，功不可没。标榜“探索”的《诗探索》，立足于中国当代诗歌的时空结构，把“探索”作为研究和影响创作的路径。通过多次不同风格诗人的“结识”和探讨，阐发诗歌的探索性、实验性与传统性的交互关系，发掘诗坛最新动态对诗歌研究的价值，尤其是通过台港澳新诗特性的归纳和总结，重绘中国新诗的空间地图。

    我这辈子阅读和投稿的文学评论杂志多矣。在市场经济时代，商风似伤风一样流行：有的刊物暗箱操作收取好处费，有的杂志明码实价收取版面费，而锐气十足的《诗探索》，洁身自好从不收好处费和版面费。这是一份品位不低、招牌甚硬、声誉甚隆的杂志。有人开玩笑说它是“中央级”刊物，可它从不居高临下，而放下身段注重诗歌研究空间的转换，经常发现来自各省市的新人，扶助基层作者的成长，为诗歌研究的在地性提供了新的理论路向。这在为武汉诗人田禾所制作的专辑中，谢冕所写的《田禾的村庄》中体现得特别明显。谢冕所说的“村庄”，是指具体的地理空间和诗歌场域，它有着自己的自然环境、社会构成和新乡土诗的价值体系，在田禾的写作经验和身份认同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他评论家的文章，同样体现了这一点。

    新世纪以来，在中国现当代诗歌领域，立足于海峡两岸大一统诗歌史观，和以时间演进为内在逻辑的诗歌史建构方式，发现和推出诗歌写作以及理论研究新人，培养创作和研究兼备的复合型诗歌人才，坚持探索性和前卫性，不断扩展刊物的有效读者群，办好理论研究和创作研究的诗歌研讨会以及有特色的诗歌奖项，所有这些成就了《诗探索》的理论品格。尽管诗歌巨宅，堂奥甚多，无人敢夸海口说只有自己的探索才是正路，但《诗探索》的主编们坚守自己的诗学观念毫不动摇。它躲避宏大历史叙事的牵绊，不断推动中国新诗研究的深耕细作。他们的个人成就尽管大于刊物成就，但这份杂志毕竟像一座波澜不惊的桥梁，始终保持本色，屹立在首善之区。笔者相信这也是众多评论家和读者，对《诗探索》在当代诗坛所起重要作用的评价。

    在当代学界，诗学研究之于《诗探索》的主任或主编们，不是产业，而是职业、事业。他们不走视学术为产业的道路，更不把目光牢牢盯在编杂志如何成为C刊的转换中。他们远离亲名校、亲名人的浅碟学风，不过分追求发表文章的“规范化”，无论是序跋还是格言式的诗论，只要有真知灼见，就加以发表。他们是诗潮的弄潮儿，将自己的志趣、才华、生命与诗的探索融为一体；不旁骛自己办的刊物属何等级，更不计较利益得失，只求对诗歌创作有用、有补。不软媚乡愿，不屑逢迎手握刊物等级大权的“学阀”拉关系。他们集稿有方，编刊甚力，又乐此不疲，这是只知道埋头苦干的一群发烧友。

    犹记得《诗探索》于1980年创刊时，我满心期待到了兴奋莫名的地步：除了可以有真正属于诗评家自己的园地外，还可以与嗜酒的谢冕、嗜烟的匡汉、“嗜赌”的思敬进行诗学交流。可到了1985年秋，《诗探索》“放假”，形成只有招牌而无营业的状态。这次放的是“长假”，它究竟是这群“大孩子”戏弄我们的幽默，还是幕后另有读者所不知道的隐情？这只好等待文学史家去考证了。那时碰巧我在北京出差，在一家小邮局里买到一份上海出版的《社会科学报》，上有匡汉写的《救救〈诗探索〉》的短文，读之不禁失落怅然，忽然想起木心说的“文学在于玩笑”“文学在于胡闹”“文学在于悲伤”这几句戏言，内心深处竟燃起一股挥之不去的依恋之情。我虽然从未“胡闹”过，在《诗探索》发表的文章不似我今年在《中华读书报》刊登的以“玩笑”为主的《野味北大文坛》，但毕竟是它的支持者尤其是一位长期订阅的读者。我已将自己生命中那么一段宝贵的时光与《诗探索》主编及其刊物精神上紧密相连，阅读此刊已成为我的一种生活习惯。正是在这种心态和情绪中，我衷心希望一群“大孩子”所办、走过40年历程的《诗探索》，从此不用再打赌，它一定有龟寿鹤龄，而不要再度“放假”；衷心期望那些魅力万千的现役诗评家、退休教授“理论版”的主任们，永葆学术青春，生命不息，探索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