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康德著作全集》的翻译和出版

    今年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庆65周年，也是《康德著作全集》出版十周年，作为与人大社长期合作的老作者，我要对人大社在《康德著作全集》出版过程中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20世纪80年代，我参加了恩师苗力田先生主持的《亚里士多德全集》翻译工作。一方面帮他做些组织工作；另一方面，由于亚氏个别著作的希腊文本失传了，只有拉丁文本，所以我负责那部分著作的翻译工作。1997年《亚里士多德全集》的翻译完成后，苗先生就决定翻译《康德著作全集》了，但那时他的身体已明显不如以前了。他半开玩笑地说：“这次我就不再做主编了，因为怕将来名字被打上黑框。”他坚持让我做主编。这项工作由于各种原因推迟了几年，苗先生急了。在一次给博士生上原著选读课时，他直接打电话把我叫去他家。一见面，他就把手里的书摔到沙发上，对我发火道：“你还要让我用这书到什么时候？”那是蓝公武先生翻译的《纯粹理性批判》，虽然它的声誉一直比较高，可以说是一个信本，但毕竟它的语言已不符合现代习惯了。老先生一发火，我的一切拖延理由就无效了，直接被“逼上梁山”。当时我们两个就做了分工，我做主编，负责组织工作和德文审校。苗先生负责写序，以及所有译稿的最后审定。但是没想到，第一卷的工作尚未完成，苗先生就去世了。

    苗先生去世比较突然，也很安详。他的书桌上还放着我的译稿，上边还有铅笔的批改。《康德著作全集》汉译本的序言已经写好了，第一卷里我自己承担的部分也已经译完并经他审阅过了。先生去世，我只好承担起所有工作，来完成先生的遗志，否则我真是没有这个胆量，在当时的情况下承担起翻译《康德著作全集》的全部工作。

    自从苗先生去世后，我要保证这个十年计划按期完成，除了一些非做不可的研究和授课任务，我把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推掉，专心来做这项工作。自始至终，学校和出版社都非常重视这件事，并给予了大力支持。

    《全集》出齐时的出版社社长贺耀敏已经是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而最初立项时他任科研处处长。2000年这个设想刚提出来，学校科研处就拨了两万元作为启动经费。除了学校和学院的两级支持，后来几卷也都通过不同的项目得到了资助。同时，学校和学院给我提供了宽松的工作环境，而最重要的是对翻译工作的承认。早些年翻译在国内学术界不算成果，至今有些学校还在执行这种制度。但是，无论《亚里士多德全集》的翻译，还是《康德著作全集》的翻译，都得到了学校的高度重视。这种重视就是最大的支持。还有人大的宗教学研究所，作为这个研究所的专职研究人员，那些年我在宗教学方面缺乏研究成果，他们也完全谅解并且支持我的翻译工作。《康德著作全集》出版后，我先后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特别奖”“吴玉章优秀科研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足见学校以及上级部门的重视。

    与出版社的合作总体上是非常愉快的。感谢几位专业素质良好且极负责任的责任编辑：李艳辉、杨宗元和李静韬。他们的严谨和“挑剔”是对我的鼓励。鉴于他们是我的真正的“第一读者”，凡是他们提出意见或者疑问的地方，我逢错必改，不错也要再斟酌，琢磨更好的表达方式。为了一个词的译法，我们经常往返几次邮件。正是他们这种“挑剔”，保证了这套全集把错误减少到最低程度。

    《康德著作全集》的出版，首次提供了完整的、统一的康德著作中文译本，有力地配合了长盛不衰的康德哲学研究，因而不仅受到学术界的普遍欢迎，而且还引起了不少收藏家的兴趣。然而，由于中文版《康德著作全集》完全遵从德文科学院版的体例，按照时序来编排康德卷帙浩繁、涉猎广泛的著作，不免让一些读者使用起来觉得不方便，于是就出现了按照内容分卷出版的呼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决定顺从这种呼声，先是出版了部分康德著作单行本的注释本，后来又推出了《康德文集注释版》。与我合作多年的责任编辑杨宗元女士不辞辛劳地承担了总体设计、编纂体例、各卷内容划分等方面的繁重工作，终于使它以目前的面貌出现在公众面前。

    《康德著作全集》出版后，读书界给予这个译本以充分的肯定和赞誉，并广泛使用，我深以为幸。当然，也时而从不同的渠道传来修改的建议和批评的声音，我同样深表敬意，且以此作为鞭策。随着一次次的加印、重印和单行本、选集本的发行，我又对译文进行了一些修订，以求进一步的完善。这里面，自然少不了批评者们的贡献。

    在众多的声音中，有一种呼声引起我的高度重视，那就是增补原科学院版的编者导言和注释。原科学院版《康德全集》的编纂是一个集体劳动成果。康德的每一篇著作都由该领域的专家充当编者，并撰写导言，作出注释，根据其版本的不同列出一些词语的异写。这些都是编者们的重要研究成果，导言大多介绍了该篇著作产生的历史过程和思想脉络，而注释则大多涉及康德的说法与其他思想家的横向联系，这些对我们理解康德哲学无异是大有裨益的。它们在《康德全集》（KantsSchriften）最初出版时都被附在所属的那一卷的卷末，而在1968年的《康德著作全集》（KantsWerke）版本中则被集中为两卷附在《全集》的后面。我们最初在编译《康德著作全集》时，因遵循“全集不加注”的原则而没有把这个部分译出，现在看来是一个缺陷。因此，为了响应读书界的呼声，也为了真正实施“完全遵照科学院版”的原则，在随后的康德著作单行本和选集本的编纂中，译者已先后陆续地补上了原科学院版编者们的导言和注释，而关于异写的罗列，则对于中国读者意义不大，就没有勉强补充了。现在，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尤其是与我多年合作的责任编辑杨宗元女士）的建议和要求，把这些导言和注释纳入《全集》中，就形成了《康德著作全集（注释本）》。

    在《康德著作全集》出版十年后，注释本的推出既是《康德著作全集》十年来汇聚学界建议的成果，也是对《康德著作全集》出版十年的纪念，同时也以此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建社65周年表示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