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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0年11月25日 星期三

    李佩甫:绵羊地里的寻根人

    《 中华读书报 》( 2020年11月25日   18 版)

        李佩甫,1953年10月生,河南许昌人。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河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著有长篇小说《生命册》《羊的门》《城的灯》《城市白皮书》《等等灵魂》《李氏家族》《河洛图》等12部;中篇小说集《黑蜻蜓》等7部。《生命册》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羊的门》被评为改革开放四十年十部最具影响力长篇小说之一。还获庄重文文学奖、施耐庵文学奖、人民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华表奖,中国图书出版奖等。作品曾译入美、英、法、俄、日、韩等国。

        《李佩甫文集》(河南文艺出版社)今年8月上市。这是一部对当代中国史有着社会百科全书意义的作品。共15卷,490万字,集40余年创作之大成;也见证了李佩甫从平原出发,书写中国和世界的文学履迹。

        李佩甫是中原作家群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自1978年发表处女作开始,至今笔耕不辍。

        对文学的热爱,是李佩甫一生的命题。他一直把“平原”当作他的写作领地。这个平原已不是具象的某个地方,而是他心目中的平原。他说,中原是灾难深重的一块土地,同时也是儒家文化浸润最深的土地,是块“绵羊地”;河南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这里的人民勤劳勇敢,最大的优点一个是忍,一个是韧,这些作品在他的作品里有充分体现。

        中华读书报:河南文艺社出版了《李佩甫文集》,是您创作40余年首次结集。其中长篇小说12卷,既包括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生命册》,2017年“中国好书”《平原客》,入选“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羊的门》,也包括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河洛图》,以及当年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等等灵魂》和《城的灯》。中篇小说卷收入了您的代表作《无边无际的早晨》《学习微笑》等。短篇小说卷收入了名篇《红蚂蚱,绿蚂蚱》《画匠王》等。能够得以集中展示创作成果,对您来说,也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吧?

        李佩甫:本人已过了花甲之年,文集出版时,白发苍苍。怎么说呢?时间的烟云洗去了很多东西,再也回不去了。文学是我终生的热爱。文集的出版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它应该还不是句号。翻拣一些文字的时候,让我不由心生惭愧。唯一让我欣慰的,是几十年过去了,一些书还有人看。我一直期望自己更努力一些。

        中华读书报:其中的散文卷也是您的首部散文集,时间跨度30余年。对您而言,散文和小说是怎样不同的创作状态?

        李佩甫:我对散文是抱有敬畏之心的。从广义上说,大散文论的是人类境界(同时我认为,小说也应该属于大散文的范畴);小散文讲的是人生态度。先人们把标尺拉得太高,一般是不敢碰的。所以,我一直没有出版过散文集。写的也极少。在一段时间里,我曾经分管过作家协会的工作,我写的所谓散文,大多是为推介新人而作,有一些写得很匆忙,想来还是有些愧疚的。以后吧,我一直想以后好好写一写散文。

        中华读书报:评论家王富仁说:“中国当代作家都在摸索中国的文化,李佩甫摸索的是中国文化的根部,是中国人内在的灵魂,是那些埋在土里不容易被人看到的东西。”您认同吗?

        李佩甫:我十分感念王富仁先生的鼓励和鞭策。我一直试图追寻中原文化的根部,写人与土地的关系、土地与植物的关系;写一个特定地域的精神生态。应该说,这一直是我努力的方向。

        中华读书报:《河洛图》中,康氏饱读诗书以求取仕途。不料“两进士”双双罹难,康秀才为此念叨出“书把人读了”的悔恨之语,康家自此不再求取功名仕途,而是转向了经商发家。但是诗书典籍仍是康家子弟的功课,小说中出现《诗经》《世说新语》《三字经》《西厢记》《庄子》《妙法莲华经》等典籍。您是如何看待诗书典籍在小说中的作用?

        李佩甫:在我的大多数作品中,是很少使用典籍的,因为我的作品大多写的是当代生活。《河洛图》则不同。这部长篇写的是一个兴盛四百年的家族,一个被中原民间称为活财神的家族,至今仍有巨大庄园为见证的大家族。这样一个石墙上曾经挂满匾额的家族,定然是很有些历史积淀和字墨的。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是有时光记忆的。

        中原地区被称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是有原因的。我认为所谓的文明,是把前人的智慧、经验、血泪等,用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传达给后人,这才叫“明”。甲骨文发掘于中原腹地的安阳,所以,中原才敢称之为文明的发祥地。同时,作为发祥地的中原也是受儒家文化浸润最深的一块土地(当然,儒家文化里边有精华也有糟粕)。所以,我写这样一个家族,一个曾经被字墨浸润,又被字墨伤害过的一个家族,自然会写到一些诗书典籍对这个家族的影响。其中一个人物是清朝的老秀才,虽然屡考不中,却也是满腹经纶。塑造这样一个人物,自然就使用了一些诗书和典籍,这是为塑造人物和烘托特定的时代背景使用的。

        中华读书报:《河洛图》中关于中原地区的婚丧嫁娶、祭河神、美食文化与豫剧等具有文化符号的一系列细节和情节,描写非常生动。这部作品其实也融入了您对中原文明的理解,写作过程中是否动用了您多年的积累,写得酣畅?还有什么写作难度吗?

        李佩甫:我每年都要下去走一走,到一些县份里去,期望对中原风情、文化有更多的了解。可是,每一次写长篇都是重新开始,每一次都是苦不堪言,这都是因为储备粮不够。一部长篇常常会把你整个掏空,把你一生对某个方面的了解全部都砸上去,仍然是不够的。或者说写出来的不甚满意,没有拿出最好的认知,这是很苦恼的事情。比如,《河洛图》写到河南豫剧的时候,虽然我曾经在一个地方有名的剧团里采访过一个多月,童年里也经常在戏院门口傻傻地站着,这些采访加记忆全都用上了,仍然觉得不够。后来,在写作过程中,是我童年的一个邻居启发了我。我出身于工人家庭,在底层的一个大杂院里长大。院里住着五六十户人家。其中一家是蹬三轮车的搬运工人,他妻子就是一个民间所说的戏子。这是一个看上去让人感到恐怖的女人,满脸满身像鱼鳞一般的黑紫色癣疥,十分丑陋。但她一伸手就是兰花指,站相、身段极雅致。据说,她从小学戏,因为夜里要背戏词,师傅怕她记不住,就在她们住的铺草下泼水,因为身下太湿,睡不着觉,就彻夜背词……为此她染上了一身无法治愈的疥疮。戏学成后,上台红了没几年,嗓子又倒了。为了生存下嫁给了蹬三轮的搬运工人,只有这个搬运工人不嫌弃她。就是这个满身疥疮的丑女人,在困难时期收养了同是戏子生下的两个孩子。这些内容,我经过改造后都用在长篇里了。

        中华读书报:这部作品读起来非常有画面感,人物形象非常饱满,是否有原形?有资料提示,作品是以河南巩义康百万家族人物为原形,那么,有原形和没有原形的创作,应该还是大有区别的吧?为了写这部书,您是否也做了大量的准备?

        李佩甫:坦白地说,写作《河洛图》我所收集到的只是一些民间传说,没有真正的人物原型。早些年,我去康百万庄园,看到的是一个空空荡荡的、破败了的庄园(现在已经是人满为患的旅游景点了)。如果不是阴差阳错,庄园被保护下来,恐怕后来早就毁掉了。我遍地走访,拾到的只是一些似是而非的民间传闻。后来,我沿着康家发家的轨迹,去了山东的临沂和陕西、山西一些地方,拾到的也只有一些传说。一个家族的传说延续了几百年,并被称之为活财神,那一定是有原因的。所以,我写《河洛图》是在想象中再现。

        中华读书报:尤其是周亭兰,断指乔、仓爷颜守志、马从龙等和她有交往的人,对她又敬又爱,心甘情愿为她付出。生活中有这样的女人吗?

        李佩甫:如果经常到下边走一走,你就会发现,民间有各式各样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比如我认识的一位生活在县城的朋友,人已经七十多岁了,近四十年来,从不进医院,不吃一片药,就靠练一种《易筋经》强身。这本身就是奇迹。说到女人,在民间,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优秀女人很多。你听说过新疆的棉花么?你知道新疆一望无际的棉田里的棉花过去都是谁收的么?那些坐着闷罐车、或是一般的绿皮慢车,一坐十天半月,去遥远的新疆摘棉花的,大多是河南的乡下女人。上千的乡下女人,她们躬身在一望无际的棉田里干一两个月,腰累弯,手磨烂,再拿上挣来的工钱坐半个月的车回河南,年年如此。河南是出花木兰的地方啊,应该说,她们是中华民族的底座。

        中华读书报:小说将康家的发家历程放在社会变革的大时代下认真审视,对于当下依然有着借鉴和启发意义。写完此书,您认为康家发达的密码是什么?

        李佩甫:在中原,康百万庄园几乎可以说是神性的庄园。这里成就了一个民间口口相传的活财神。这里书写着兴盛近四百年、传承十多代的发家史。一个巨大的庄园,虽然空空荡荡,但它是一个活的例证。尤其在金钱至上、泥沙俱下、物欲横流的当代,它的存在是有警示意义的。

        我认为,康家发达应该是有缘由、有密码的。虽说康家也算是最早使用经理人制度(那时称为相公制。总经理为大相公;一般经理人为小相公)的一个家族,但他最重要的秘籍其实就是两个字:留余。这个留余看似简单,但极为深刻。尤其是其中“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可以说是具有现代意识的。

        什么是造化?那是大地、白云、蓝天、绿水,是大自然赐予的一切。它是说,人啊,千万不要把你们的聪明才智用尽,不要竭泽而渔,不要破坏性地使用上苍赐予人类的一切财富之源。“巧”是可以用的,智慧是可以使人发达的,但一定要留有余地。人类要学会互相包容、共处,要学会爱惜世间万物,这才是源远流长的大智慧。

        所以,我写《河洛图》有两个主题:一,解读一个特定地域的生存法则。二,写时间。就是说在大时间的概念里,任何聪明算计都是不起作用的。

        中华读书报:您在解读一个家族命运沉浮的生存智慧的同时,也把豫商的经营理念以及治家方略展现出来了。读完此书,河南人民的形象顿时变得高大了。您是如何看待豫商的?又如何看待社会上对河南人的不同评价?

        李佩甫:我说过,中原地区是受儒家文化浸润最深的一个区域。同时,也是历史上灾难深重的一个区域。可以说,宋代以前,这里是首善之区,也是最繁华、最适于人类生存的一个地方。但宋以后,中原地区一直战乱频繁,所谓“得中原者得天下”嘛。一个大战场,是谈不上民生的。有钱有势的人都跑了,“衣冠南渡”。二是长年受黄河之害。有据可查,在1949年以前的三千年里,黄河决堤一千五百多次。黄水泛滥受害区域主要是身处下游的河南一带。历史上,对于河南人来说,黄河是一条害河。一直到解放后,黄河才真正被锁住,特别是有了小浪底工程之后。战乱频繁,杀气太重,加上黄河连年泛滥,民不聊生。中原百姓受苦久矣。

        我曾经对一句民间传言耿耿于怀,很不服气:历史上,凭什么山东人逃荒要饭叫做闯关东。一个闯字,豪气冲天;而河南人逃荒要饭却叫做走西口。一个“走”就是逃了,流民是也。当然,这是因为地理位置决定的——河南人是逃水,逃连年泛滥的黄河水。历史上,河南老百姓逃荒的路线一直是往西走的,西边地势高嘛。第一站是西安,最远会逃到新疆的乌鲁木齐(我童年最早学会的一个词就是乌鲁木齐。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那是遥远和理想之地的代名词)。

        我必须承认,中原是一块绵羊地,是一块多次被杀伐征服过的一块土地。我也承认,在历史上,中原人是有流民记忆的(逃难时也被人叫做盲流)。应该说,历史上中原百姓的生活是相对粗糙、缺乏建设意识的。一个逃字像达摩利斯克之剑一样悬在头上,朝不保夕,靠什么去建设?记得很多年前,我到黄河故道采访,鸡是在树上卧的,老百姓会把锅挂在树上(那是随时准备逃黄河水)。在逃水的路上,因为无依无靠,因为饥寒交迫,小偷小摸、顺水牵羊的事应该说是会有的。但大奸大盗、烧杀抢掠,却很少有中原人。我们也得承认,人性中有嫌贫爱富的陋习,历史上河南穷,自然容易被人嫌弃。

        《河洛图》所描写的康百万庄园是个真实存在的个案。我也知道,在国内你无论走到任何一个城市,都有晋商和徽商、浙商的遗迹,到处都可以看到山陕会馆。在这方面,豫商是无法相比的。因为长年的战乱加上匪患、水患的侵扰,就连号称康百万这样的大商贾也不得不采取守势,虽然康家的商路从东到西……但康家建这么坚固的巨大庄园,主要还是防备土匪抢劫的(至今仍可以看到城堡里有一个直通后山的地下逃亡暗道)。匪患猖獗,民不聊生,没有些依仗的老百姓还敢做生意吗?

        中华读书报:您经常上网浏览作品?记得有次采访,您说诺贝尔奖作品也是在网上看的,比如赫塔·米勒。您通过什么平台?

        李佩甫:是的,现在是网络时代了。尤其是现在我基本上使用电脑写作,写作之余会上网看一看,一是看新闻,二是浏览一些作品。比如赫塔·米勒的作品,帕慕克的作品,最早都是在网上看到的。平台很多,我也记不清了。

        中华读书报:您对文字是很挑剔的,也是很敏感的。那么是不是很少看网络小说?

        李佩甫:我一直认为,文学作品的文字代表着一个作家的思维水准和认知方向。所以,对一种新的语言表述方式的出现,我会十分关注。

        现在几乎是全民写作的时代,任何人都可能在网上发表自己对社会生活的认知。这应该说是好事。网络文学的大量涌现,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精神生活的丰富,其中不乏好的、优秀的文学作品。但我坚持认为,作为“创作”的文学作品,品格还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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