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人教社几位老领导

    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使我有幸接触到一批德高望重的教育界和出版界老领导。在人教社建社70周年之际，我深深怀念对我有深远影响的几位老领导。

    叶圣陶亲力亲为修改书稿

    叶圣陶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文学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主张规范现代汉语的语法、修辞、逻辑、词汇等；又提倡在出版物中使用白话文，使读者容易读懂。叶先生参加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特别是在文字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1950年1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成立，叶圣陶先生以教育部副部长的身份，兼任人教社社长、总编辑。各编辑室送的书稿，叶老都会认真审阅，仔细修改。1960年，叶老不再兼任总编辑，但在一段时间内还继续审阅部分书稿。物理编辑室老编辑董振邦曾经告诉我，1962年6月某天上午，叶老秘书史晓风先生请物理室所有编辑到叶老办公室，叶老将初中物理上册书稿从头到尾修改了一遍，向大家讲解修改了哪些地方和为什么要这样修改。

    我们64届毕业生到人教社工作时，叶老已经70岁，很少上班了。史晓风先生请我们到叶老办公室，他拿出叶老以往修改过的各科书稿，请我们各自挑选一种阅读，了解书稿是怎么写的，叶老是怎么改的。我们看不懂时，史先生就从语法、修辞、逻辑等方面，讲解叶老为什么要这样改。

    叶老的文字艺术示范，对我一生的文字工作影响极大。后来，我在编写教材、撰写读物、加工书稿乃至在广东碧桂园学校撰写工作报告和总结报告，文字方面都要下一番功夫，努力做到既简练又准确。

    戴总编辑讲解陶行知学说

    戴伯韬先生，1928年毕业于陶行知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学校，受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影响很深，著有《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

    1954年戴先生调任人教社第一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主持日常工作。1960年提升为第一副社长兼总编辑。

    我1964年到人教社工作不久，戴老提出每天下午5点到6点为编辑干部的子女开办辅导学校。一是为了有子女的编辑干部集中精力工作；二是为了这批孩子的兴趣爱好得到发展；三是为了让年轻编辑在编写教材中注意引导学生参加实践。我得知后立即报名，报的活动内容是制作晶体管收音机。我在北师大曾经制作过电子管收音机，这项制作活动一提出，就吸引了五六位男孩参加。

    有一天晚上，戴老家的电视调不出来节目，叫我去帮助调电视。我到戴老家调好电视后，戴老让我坐下来，然后对我说：“毛主席称赞陶行知先生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教育学说的核心是‘教学做合一’，简单说是‘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陶行知的‘行知’，‘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戴老说：“听说是你自已还没做过晶体管收音机，就敢于辅导孩子去做。这项活动可以用陶行知教育学说来解释：制作晶体管收音机就是要做的事，你做的过程也是你学的过程；你辅导孩子去做就是你教的过程；孩子在你辅导下去做就是孩子学的过程。整个过程，教、学、做融为一体，教和学都围绕做(制作晶体管收音机)而展开。”

    戴老继续说：“人教社的任务，主要是编写中小学教材。人教社的编辑，应懂得如何做学校教育，既要组织课堂教学，又要组织课外活动，两者相结合，才能实施教学做合一。人教社的编辑，应懂得如何编教材，在教材中既要讲述相应深度和广度的知识，还要引导学生进行调查、探究、观察、实验等实践活动，配合学校实施教学做合一。”

    戴老一席话，让我第一次知道陶行知教育学说的核心内容。戴老对我的肯定，让我倍受鼓舞。戴老倡办辅导学校，让我们年轻编辑践行教学做合一，尽快成为合格的人教社编辑，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使我在华师附中读书时就萌发的教育理想从感性认识开始向理性认识过渡。

    吴伯箫的延安作风影响我

    吴伯箫先生1938年投奔延安，是中国著名的散文作家和教育家。吴老撰写了大量充满激情的散文，《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猎户》等，曾经收入中学语文教材中。

    1954年吴先生调任人教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调吴老到人教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请吴老领导编写语文和文学的分科教材，即将语文课改为语言课和文学课两种并列课程。语言和文学分科教材编写出版后，1955～1958年在全国部分重点中学试用过。1965年我陪吴老到南方调查时说，1955～1958年我正好在华师附中上高中，用的就是语言和文学的分科教材，学到了不少古典文学作品，并对古典文学产生了兴趣。吴老表示，他对语言和文学分科，仍然坚持肯定的意见。

    吴老对我最大的影响是艰苦朴素、严于律己的延安作风。1965年，我们6位编辑干部陪同吴老去庐山、井冈山、赣州、长沙、武昌调查研究。吴老所到各地，当地教育局领导都十分重视，要派专车接送，要派专人跟随。吴老一概谢绝，坚持乘坐长途汽车，只要教育局开具介绍信。当地干部已经安排吴老住单人房，吴老坚持退掉，与我一起住双人房。

    每到一个地方，吴老总是带领我们到半农半读学校、农业中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去听课，召开教师座谈会，召开学员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吴老总是提出各种问题，与教师和学员展开讨论；还向教师和学员咨询，用什么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还将学校所用的教材和资料，整套购买下来。吴老的延安作风影响了我一辈子。

    张玺恩主任为每位职工着想

    张玺恩主任，1953年调入人教社数学室工作，1958年任人教社总编辑办公室主任，1964年兼任副总编辑。张先生是人教社大管家，不仅对社长、总编辑、副社长、副总编辑布置给他的工作认真落实，又乐于为每一位干部和职工着想。

    1965年，大多数年轻编辑和职工还买不起电视机。张先生请示领导，由出版社购买了一台电视机，指定由我来管理。冬天和下雨天在房间内观看，夏天在房间外露天观看。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每天晚上都播放电视节目，按张先生布置，每个星期六和星期天晚上以及有特别好节目的其它晚上，我都会准时开电视，每次观看的编辑和职工都很多。

    我在人教社工作了16年，张先生一直对我很信任。包括在五七干校时，人教社(七连)分配到一台手扶拖拉机，张先生安排由我来使用和维修；人教社(七连)分配到一部电影放映机，张先生也安排由我来为干校学员和公社社员放电影。

    1980年我调到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我调到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我到广东碧桂园学校当校长，张先生还继续关心和帮助我。1997年，我将我写的论文《保证基础，发展个性，服务社会》寄给张先生审阅。张先生打电话告诉我，论文写得很有创意，他已经将这篇论文推荐给人教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主办的《课程·教材·教法》杂志。这篇论文刊登在《课程·教材·教法》杂志1997年第6期上。有了张先生的支持和肯定，使我在广东碧桂园学校期间，实施“保证基础，发展个性，服务社会”的中西融合教育模式更加坚定不移。

    雷主任指导我编写物理教材

    雷树人主任，1954年调入人教社，任物理编辑室主任，是我国中学物理教材的奠基人。

    雷主任在人教社主持编写物理教材，以“加强基础，培养能力”为指导思想，强调五个方面：第一，加强物理实验。第二，重视基本概念和规律。第三，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第四，重视培养四种能力。第五，发挥教书育人作用。

    我在人教社工作的16年期间，在雷主任的指导下，参加过两轮物理教材的编写工作。1964～1965年，我参加过十二年制高中物理教材“中改本”的编写工作；1977～1980年，我参加过十年制高中物理教材的编写工作。

    在参加物理教材的编写过程中，雷主任指导我，不仅要了解世界各国教材的具体内容，还要从各国中小学采用的教育模式中，去理解各国教材的特点。这促使我通过阅读教育丛书，了解到世界各国主要存在着两种教育模式：一种是传统教育模式，强调“课堂中心、教师中心、课本中心”，特别重视知识传授，学生基础知识扎实；另一种是现代教育模式，强调“生活中心，儿童中心，活动中心”，特别重视能力培养，学生个性得到发展。我对各国教育模式的初步探究，为我教育理想的提升作了重要铺垫。

    我在华师附中读书时，从初三到高三做了4年少先队辅导员，萌发了教育理想，但当时我的教育理想只是一种感性认识。后来我的教育理想逐渐向理性认识提升，提出“保证基础，发展个性，服务社会”的中西融合教育模式，并在广东碧桂园学校担任校长期间得到比较完满实现。我的教育理想逐渐向理性认识提升，就是在人教社开始的。

    （本文作者系广东碧桂园学校创始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