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和乡村的歌手

    张学诗毕业于很著名的高邮师范，后入扬州教育学院进修。以后就一直在他的出生地兴化从事中学语文教育，做中学校长也有好些年头。他当校长的那所学校我曾专程去过。他领我看他的校园，学生们上课的一间间教室，我们走过的路的两旁都栽有很精神的树。

    一个人的名字或许一定程度会对其成长和性格塑造构成某种暗示或导引。学诗果然从学生时代就爱好写诗写散文，一边教书一边写，写到退休还在写。当然我们也是因了这个才熟悉并成为朋友的。那时我在刊物做编辑，他给我投稿。一次次的，也就慢慢了解了，相互走近了。记得上世纪80年代，他在南京出版社出第一本散文诗集，让我给他写序。当时我也属初生牛犊不畏虎，自说自话的就给他序了一通。那时候真的年轻，像老辈人说的，没有胆子。我给他写的序，后来投到北京一张名头很大的报纸去，发了出来。

    学诗与我就是在那样的年代里相识相知，一直走到了今天。因为距离的关系，我们不可能频繁走动，一两年里会有一次晤面吧。他来过我南京的家，在我当时租住的很逼仄的小屋里，啃过爪翅喝过啤酒，谈诗说文，海阔天空。我也去过他农村学校的家里，不过他比我隆重多了，到乡里的饭店，请最好的厨子做了一桌菜送到家里来，把分管文教的镇长也请来共叙。他拿出了最高的礼遇待我。

    我一直知道学诗是个大孝子，他写过很多关于父亲、母亲和老家的文章，那个叫作丰乐舍的村子对于我如雷贯耳。他还记得那么清楚，十三年前的一个初冬，我的好朋友开车，我领着太太和女儿一起去了丰乐舍，看望了当时还在晒谷坪上忙活的两位神态蔼然的老人。

    后来还去过学诗那儿，中间大约隔了有六七年。那时候他的老母亲已经走了。老父亲蜷缩在院子里的躺椅上晒太阳，学诗附在他耳边说，谁谁谁来看你了，老人不知所云。学诗的脸上掠过一丝惨淡的笑，他对我说，不认识人了。为了帮老人挪一个阳光更好的位置，学诗连躺椅一起把父亲抱了起来。这个镜头让我久久的一直不曾忘掉。

    今日读到学诗在家乡晚报上发表的新作《舍上老屋》，方知他父亲年轻时干过好些年的大队长，那该是怎样一种生龙活虎的威猛啊！学诗在这篇怀念老屋的文章结尾处，如泣如诉地写道：“没有了父母，也没有了老屋，我就成了故乡的舍上一只失线的风筝，一叶漂泊的浮萍……”

    在我心里学诗是这样一个人：善良、真诚、敦厚、持重，还有坚韧——无论生活中遇到了什么，哪怕是病痛、磨难，他都不泄气、不消极，能在苦难的背后看到温暖如春的火苗。

    他是农民的儿子。他外出读书，而后义无反顾地重回生养他的那片土地；早先他也曾种过庄稼，当过生产队长，后来就一直在校园里，与那些如他一样瘦弱也一样朴实的乡村少年在一起，做老师，做教导主任，直至校长；大约过了五十岁，他才来到县城，不过还是没离开校园，他选择在一所当地很有名的学校做了图书馆馆长。可以说，土地和讲台构成了他退休之前的全部人生。

    而写作，则是他生命里的另一个切面。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和人生所赋予的种种角色之外，不急不忙、从容有致地体悟着（或曰享受着）写作给他带来的那份不可言喻的欢欣。当然这过程里，也有煎熬也有沮丧，但翻过那座山去，一定是快乐的溪流在心床流淌。

    他的写作一直很低调，近乎默默无闻。如同农人耕作一样，他就这么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着、坚持着，用恒心和毅力说话。一篇篇写的时候或许并不觉得，若干年后回头一望，哟，身后还真有了那么一片如故乡油菜花一般惹眼的胜利果实了嘛。他已先后出版了五部散文和散文诗集，总字数超过了一百万字。

    重要的还不在于字数的多少，从来没有改变的是他一直就是个忠诚于土地和乡村的歌手。他的那些浸染着浓郁的地域风情和个人情感印记的作品，拨动着读者的心弦，为更多的文学爱好者所记取。早些年他发表在《扬子晚报》副刊上的一篇回眸过往的“故乡的雪”，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些久违了的粗糙的生活方式，和贫困中人们的相互依偎，甚或大自然里原本绝不稀奇的雨雪阳光，都令人深深怀念，且引发对现实及自我内心的一种审视或批判。

    他还写过少时在学校里学过的一篇篇老课文：《瑞华的梦》《红鼻子弟弟和蓝鼻子哥哥的故事》《向日葵笑了》《我跟父亲当红军》……莫非他还保留着几十年前学过的语文书？我读着他充满深情娓娓道来的那些课文里的内容，不只是钦佩他过人的记忆力，更惊叹于他那份乡间少年的纯真竟能保持得如此完美无缺。原本，沉淀在记忆深处的东西也不全是美好的，但由于有了爱，有了感恩，还有那份极为难得的孩童般的纯真，于是从记忆长河里捕捞而出的就一定是美的，可以荡涤和抚慰人心灵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