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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28日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纪念日。恩格斯的名字是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虽然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和社会运动一直在进行，但毋庸讳言的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很多人对恩格斯的生平和业绩已经越来越不了解，而在学术界，关于他本人的思想以及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解释和评价又一直存在着争议。有鉴于此，在今年这个特殊的年份，沿着恩格斯生命历程的轨迹，“重返”其重要的人生“驿站”，清点他所做过的具体工作和业绩，就成为对他最好的纪念。
伍珀塔尔之子
欧洲著名的莱茵河在德国西部有一条支流，绵延16公里（在19世纪初，行船“大约3个小时行程”），沿河两岸有两座小城——巴门和埃尔伯费尔德。1930年，它们连同周围几个乡镇合并成统一的“伍珀塔尔”市（Wuppertal，Wupper为河流名称，Tal是“河谷”之意）。这就是恩格斯的故乡。
恩格斯于1820年11月28日出生于巴门一个富商之家。从18世纪开始，其家族就开始经营纺织加工，后来又扩展到丝绸大宗交易。历经曾祖父、祖父两代，创办了在伍珀塔尔地区数一数二的产业。恩格斯的父亲更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他不仅在巴门独立创办公司，后又去英国拓展生意，最终又与人联手在曼彻斯特和科伦附近的基兴合资设厂。“父亲的规划对于年轻的恩格斯来说，其影响是决定性的。”作为长子，他必须延续家族产业，替代逐渐老去的父亲承担起作为公司代表的责任。
然而，在涉足家族企业之前，恩格斯的视域却要宽泛得多。钟鸣鼎食的家境使他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巴门市立学校和埃尔伯费尔德文科中学学习期间，大量阅读恺撒、西塞罗、希罗多德、柏拉图等人的作品，让他受到源远流长的古希腊和罗马文明的滋养；歌德、席勒、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的鸿篇巨制，更使他接受了近代以来启蒙精神和人学思潮的洗礼；而代数、几何、力学乃至矿物学、植物学的学习，培养了他的理性思维能力和对自然科学的兴趣；至于多种古典语言的训练，不仅为恩格斯以后的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显现出他在这一方面特殊的天分。虽然恩格斯没有实现完成高中学业并进大学深造的愿望，而是屈从于父亲的意愿去学习经商，但青少年时期的学习为他打开了视野，培育了他观察问题的历史眼光和超越现实的坚强决心。
不仅如此，幼小的恩格斯不同于父辈之处还在于，他对家族财富的积累和产业的壮大无所挂心，却细致地观察和思考了故乡整体的社会状况。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虽然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但不同社会阶层的生活处境却极为悬殊。一方面，包括自己家人在内的资产者心安理得地过着舒适而富裕的生活，而这样的人只占极少数；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下层等级……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工人们“在低矮的房子里劳动，吸进的煤烟和灰尘多于氧气，而且大部分人从6岁起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这就剥夺了他们的全部精力和生活乐趣”。人本主义教育和普遍之爱的情怀，使他对现实产生了疑问、怀疑，觉得这样的社会是不公正的。
当然，恩格斯也从家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曾祖父是“最早把纺织机械引入德国的人”，这使恩格斯自幼对先进技术之于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抱有很深的印象。而作为资本家的祖父不仅扩充了家族企业工人的居住区，并且为工人孩子的上学专门创设了一所学校，还引导家族投入社会事务，慷慨救助贫困的人，这让恩格斯感到资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矛盾的化解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多种途径的。
不来梅初试锋芒
1838年8月，恩格斯来到不来梅。在父亲的安排下，他在一家批发商行学习商业基础知识，主要是出口贸易和外汇交易。不来梅是“汉萨同盟”重要的城市和港口，商品贸易非常发达，恩格斯每天都要处理许多来自世界各国、使用多种文字的商业信函，接触操不同语言的商人和水手，浏览多种语言出版的商业报刊，所以，他不仅掌握了一般商业和贸易操作的规则、步骤和流程，也充分利用便利的条件更加努力地学习外语，他一生程度不同地掌握了24门之多，有些语种的基础是在这一阶段奠定的。
不来梅也是当时德意志四个自治邦国（Stadtstaat）之一，和汉堡、巴伐利亚和萨克森一起享有自由权和自决权。这是一座思想高度开放的城市，不实行书报检查制度，自由和民主思想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获得广泛的传播。书店里出售反映各种思潮的书籍及报刊，从中人们可以接触到那些时尚乃至激进的理论，阅读最新的时事评论。在这个“自由和民主思潮澎湃”的地方工作和生活，让恩格斯大开眼界，特别是“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尖锐的观点和“年轻德意志”作家们前卫的作品，对他触动很大，于是他也开始通过写作来表达自己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恩格斯“白天和数字打交道，晚上则变成了文字”。他以“不来梅通讯员”的身份给多家报纸、杂志写文章，特别是为《德国电讯》撰写的“伍珀塔尔的来信”系列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显示出较为深刻的批判能力和清晰明了的叙述逻辑，诚如有评论家所指出的，“他的笔具有一种威力”。此外，在不来梅，恩格斯在思想上的一个很大变化是对宗教的理解。受传统和家庭教育的影响，他也曾经是宗教的信奉者，但当他目睹了现实中宗教虔诚主义的非理性和虚伪，最终转变为以理性主义的方式来观察和认识世界的无神论者。恩格斯当时频繁进出的办公楼就坐落在不来梅马提尼教堂的对面，悠悠的钟声定期敲响，在他心目中，宗教的功能就只体现为西方文化的一种载体、生命个体终极关怀和信仰的象征了。
学习经商和撰写文章之外，这一时期恩格斯的生活也多姿多彩。工作之余，他到歌咏团唱歌、上歌剧院听音乐，他还是不来梅击剑俱乐部的活跃分子，夏天能在威悉河中连续横渡四个来回，冬天则顺着结冰的河面滑行到很远的地方。他还善于绘画，尤其擅长漫画，他把不来梅的风光、河边的船夫、街上的马车夫、还有剑手、传教士等等，都以素描和漫画的方式画在信中，以便让收信人从中看到这座城市的风土人情。
1841年3月底，恩格斯离开不来梅。在这里度过的三年岁月成为他人生和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按照恩格斯纪念馆展览解说词的说法，是“他成名和政治生涯的开始”。
柏林“志愿兵”的哲学沉思
在故乡巴门短暂停留后，1841年9月底，恩格斯乘坐邮车，一路颠簸前往柏林，他要在这个普鲁士王国的首都履行其“公民义务”，参加为期一年的军事训练。在著名的菩提树大街上做一名“近卫军”，“并不是一拍脑门的主意”。恩格斯自幼爱好军事，后来还写了很多关于军队和战争的评论，都与这段经历密切相关。而更为重要的是，那里靠近著名的柏林大学，他在军训之余可以去旁听课程，一了“无机会进入大学”的遗憾。
恩格斯很幸运。恰逢德国古典哲学大师谢林应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邀请接替黑格尔去世后空出来的教席，从1841年秋开始在柏林大学讲学。在当时这是轰动德国思想界的重要“事件”，两位哲学巨匠观点上的“交锋”，体现了理解、把握世界的两种方式的差异。恩格斯不仅认真聆听了谢林讲座及其开设的《启示哲学》等课程，更不计身份、不畏权威，以“凡是真的东西，都经得住火的考验；一切假的东西，我们甘愿与它们一刀两断”的信念，向这位学术泰斗发起了挑战，写出一篇专题论文和两本小册子，并且很快得以发表。通过这些著述，恩格斯不仅以专业眼光从多个方面洞悉了谢林与黑格尔之间的思想差异，同时也大大提升了自己的哲学思维水准。他的思想开始突破“不来梅时期”观照社会和时代问题时的感性态度，进入了理性沉思阶段；特别是他强烈地意识到，需要“按照辩证法这一强有力的、永不静止的思想推动力”的要义在现实与思想张力之间重构一种“新世界观”。
此外，恩格斯还撰写了一些札记，表达他对当时柏林学界的看法，现在读来不仅没有显得过时，相反仍有切中时弊、发人深省之效。比如，他把“只埋头学术的麻木不仁的气氛”看作是“德国学术界的不幸”，相形之下，认为柏林大学承担着“当代思想运动的中心”和“思想斗争的舞台”的使命，教师中各种派别的存在造成的“活跃的辩论气氛”，“使学生们轻而易举就对当代各种倾向有清楚的了解”。
巴黎“涌出的生命之流”
现在位于巴黎一区圣奥诺雷大街（RueSaintHonoré）167号的“摄政咖啡馆”（CafédelaRégence），在距离富丽堂皇的卢浮宫不远处一片僻静之地。与巴黎街头众多的咖啡馆相比，它显得很普通，但屋内伏尔泰的白色雕像和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绘画标志着它非凡的过往。176年前，两位来自德国的流亡青年在此“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在10天时间里，他们一起喝咖啡、抽雪茄，就那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展开深入探讨，交流各自的看法，“在一切理论领域取得完全一致”，决定开始毕生“共同的工作”。他们就是当时激情澎湃的26岁的马克思和24岁的恩格斯。
他们合作的第一本书是《神圣家族》。在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表达了在诸如法国大革命、“犹太人问题”、唯物主义史、当时流行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所描绘的社会众生相等问题上与“思辨哲学”不同的见解，“涌出生命之流的许多清新的源泉”，开启了他们与青年黑格尔派进行剥离的思想之旅，初步建构了“以现实、历史和实践视角观照和把握世界”的“新哲学”，标志着人类历史上一种新的世界观在酝酿成熟。
但历史有时并不公正。《神圣家族》作为恩格斯与马克思首次合作、介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一部过渡性的作品，长期遭受了冷遇。更不应该的是，由于该书的绝大部分章节由马克思执笔，章节编排、最终定稿和出版也由马克思来完成，所以很多论者在论及《神圣家族》时忽略了恩格斯在其中的贡献和作用。但是，如果还原历史、关注到以下细节，恩格斯的意义就会凸显出来。首先是署名情况。这部著作出版时，恩格斯是第一作者，也就是说，他的名字是位于马克思之前的。其次是写作过程和状况。1844年8月底，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巴黎会面时共同讨论并拟定了全书的大纲，合写了《序言》；恩格斯在很短的时间内起草了自己承担的部分，他离开时把这些留给马克思，然后在此基础上由马克思进行写作、统稿并最后出版。第三是关于文本结构及其思想蕴涵。从全书的章节安排来说，马克思特意将恩格斯执笔的内容单列三章，并且放到整部书的最前面，因为在这三章中，恩格斯分别就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关于工人的贫困、“英国的迫切问题”以及当时柏林大学的思想和言论状况等方面的观点展开分析，表明了他对具体社会历史问题和事件的立场和观点，以及他分析和思考这些问题的方法。这意味着，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的批判奠定了整部书的主旨、基调和思路。令人遗憾的是，恩格斯所写的这三章内容很少被研究者所关注。
布鲁塞尔“同盟大街”上的“合作模式”
1845年2月，马克思被法国政府驱逐，带领家人来到了布鲁塞尔。当时他手里的钱所剩无几了，在与恩格斯的通信中叙述了自己生活的艰辛。恩格斯很快就寄来两笔款项，缓解了马克思一家的生活压力，这也开始了这两位思想上的同道在个人生活方面的相处模式——恩格斯成为马克思以后一生物质生活的资助者。
当然，恩格斯更清楚的是，马克思来布鲁塞尔并不仅仅是为了避难，更重要的是要继续进行理论探索并展开实践活动，所以4月他也来到这里，在马克思租住的房子附近住了下来——分别住在“同盟大街”（Rue de L'Alliance-Ver⁃bond-Straat）的5号和7号。较之在巴黎短暂的会晤，这次两人几乎每天都在一起探讨问题，切磋思路，再加上有其他流亡者如赫斯等人的加入，马上开始了密切的合作，其成果便是《德意志意识形态》。通过这部著述，他们彻底剥离了与曾经作为他们思想背景的青年黑格尔派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派别的关系，取得了世界观上的重大突破，初步叙述了他们的“新哲学”体系的基本思路和观点。幽默、讥讽、拟喻等多种风格的采用，给他们寂寞的探索和艰辛的创作增添了乐趣。直到在马克思逝世后不久的1883年6月2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女儿的信中还回忆起当初合作的情景，说他和马克思写到得意时常大笑不止，“闹得你们难以入眠”。由于多种复杂的状况发生，这部著述在当时并没有最终完成和出版，但就他们的思想发展来说，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理论之花结出实践硕果。1848年2月，恩格斯和马克思最终奉献出他们合作的巅峰之作——《共产党宣言》。这是作为政治组织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正义者同盟”，而“正义者同盟”的前身则是德国“流亡者同盟”。这些政治组织之所以发生前后相续的嬗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其纲领一再流产，其成员对其活动的目标、步骤等一直没有形成一个明确而统一的意见。1847年8月，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建立德意志工人协会，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教育并向他们宣传其思想主张。从此，位于布鲁塞尔“大广场”（LaGrandePlace）上的“天鹅之家”（LaMaisonduCygne）成了德意志工人协会的主要活动场所。恩格斯和马克思定期去那里发表演讲。1847年1月底，恩格斯和马克思在确信“正义者同盟”领导人愿意改组同盟并接受其理论之后，同意加入同盟。6月初，恩格斯出席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委托为同盟起草了纲领草案第一稿《共产主义信条草案》。10月底至11月初，恩格斯在此基础上修改成第二稿《共产主义原理》。11月29日—12月8日，恩格斯和马克思出席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委托他们在恩格斯前两稿的基础上，正式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理论和实践的纲领”。1847年12月9日—1848年1月底，两人合作并最终拿出了定稿——《共产党宣言》。此后他们还为此撰写过7个《序言》，其中有两个是马克思、恩格斯联合署名的，其余5个都是恩格斯写的。这些《序言》连同三个稿本一起组成了《共产党宣言》“文献群”，展示了两位共产主义者精诚合作和不断思考的详细过程。
在科隆高擎“民主派”的灯塔
在马克思、恩格斯漫长的理论和实践生涯中，1848年欧洲革命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关节点。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他们在科隆创办的《新莱茵报》是一座“灯塔”。
1848年春，先是巴黎发生了“二月革命”，紧接着柏林发生了“三月革命”。为了推进革命形势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返回祖国，来到“共产主义者同盟”力量较强的科隆。通过商讨，他们决定创办一份大型政治性日报。为了继承传统，强调这份报纸同1842年《莱茵报》的联系，名称定为《新莱茵报》，副标题是“民主派的机关报”。编辑部由8人组成，马克思为主编，包括恩格斯在内还有7个编辑。马克思担任总的领导和组织工作（特别是在报纸创办的最初几个月），而大部分社论则由恩格斯执笔。
这是他们战斗的舞台。诚如恩格斯所说，《新莱茵报》“完全得到了出版工作中一般所能有的两个最有利条件：第一，绝对的出版自由，第二，深信你的听众正是你想要同他们说话的人”。报纸彰显出鲜明的政治倾向，就是要“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和对俄国进行一场包括恢复波兰的战争”。前者是民主革命在德国的首要目标；后者则是民主革命在欧洲的目标（当时的俄国是欧洲所有反动势力最强大的背景）。为了把德国和欧洲各地最重要的事件迅速报道出去，他们常常在一天中出报两次，材料多时再出增刊，有重大消息时，立即出版号外。由于建立了广泛的通讯员网，报纸消息灵通，内容丰富。1848年6月巴黎工人运动遭到镇压时，《新莱茵报》“是高高举起被击溃了的无产阶级的旗帜的唯一报纸”。1849年春季德国爆发护宪起义时，“报纸的语调就变得一期比一期更猛烈和热情”。作为《新莱茵报》的代表，恩格斯甚至于当年5月10-15日参加了这次起义，担任维利希军团的副官，并成功地率领一支小分队突袭了敌人的一个军备仓库。
革命不会一帆风顺。1848年9月26日，科隆当局宣布戒严，《新莱茵报》被强行停刊17天，10月12日才得以复刊，继续“以坚忍不拔的精神维护全体人民的民主利益”。这期间恩格斯受到通缉，被迫去国，先到巴黎，后从巴黎步行流亡到瑞士伯尔尼，行程700多公里，历时一个月。1849年初，由于当局撤销了通缉令，恩格斯等编辑部成员才返回工作岗位。但好景不长，《新莱茵报》还是激怒了当局，普鲁士政府以各种借口企图用法律手段制裁报纸。在报纸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被起诉23次之多。马克思7次受到庭审，恩格斯则2次站到被告席上。最终，政府在找不到查封《新莱茵报》的借口的情况下，把马克思当作“外国人”驱逐出境，以此迫使《新莱茵报》最终停刊。5月19日，这份已经拥有6000订户的德国第三大报纸出版了最后一期，用红色油墨印行的告别辞写得豪迈动人：“别了，但不是永别，\他们消灭不了我们的精神，弟兄们！\当钟声一响，生命复临，\我们将立即披甲返程！”
曼彻斯特二十年：“分裂的生活方式”
英国是资本时代的“典型”，曼彻斯特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城市，在那里有“社会灾难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早在1844年，恩格斯就“用了21个月的时间，通过亲身观察和亲自交往来直接了解英国的无产阶级，了解他们的愿望、他们的痛苦和欢乐，同时又以必要的可靠的材料补充自己的观察”，进而写成其早期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作品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从“身体、智力和道德”诸方面作了极为细致的描述，诸如：在恶劣的环境下苟且偷生，为了生活，从事“强制性的劳动”，“在大多数劳动部门，工人的活动都局限在琐碎的纯机械性的操作上，一分钟又一分钟地重复着，年年如此”，尽管如此，连最必需的生活资料都不能保障，“衰弱的身体无力抵抗疾病，因而随时都会病倒。所以他们老得快，死得早”。恩格斯更从精神层面揭示了无产者的境遇。诸如：没有一个地方真正实行义务教育，工人阶层中只有少数子弟才勉强有机会上学就读，但即便如此，也只能去质量最差的学校，绝大多数儿童则只能在工厂或家里做工。这种“生活的毫无保障、挣一天吃一天”的状态，引发了社会严重的“堕落”现象，酗酒、纵欲、暴力，蔑视社会正常秩序，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资本”超越封建时代的专制统治方式而成为“塑造”世界最重要的力量，这本来意味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然而，它却造就了占人类群体大多数的无产者阶层，使“工人阶级处境悲惨”，“使文明社会越来越分裂”。恩格斯通过亲身观察并且付诸笔墨，给资本时代画像，写下这样“漂亮的罪孽录”。
1850年11月，恩格斯再次来到曼彻斯特，在父亲和他人合伙经营的纺织厂工作。这时的马克思已经到了伦敦，开始深入研究资本的逻辑及其运动，而恩格斯则用在父亲工厂工作的收入资助马克思。“对恩格斯而言，这如同漫长的走钢丝表演。”因为在这里他的身份、职业与其志趣、感受是矛盾的。他本身属于资本家阶层，代表着自己企业的利益；但他的人生定位却是“社会主义者”，所以他又要竭力为无产者争取权利。这种双重身份意味着“不仅是分裂的生活方式，而且也是迥异的生活内涵”。在给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一位同志的信中，他把这称为“一个股票经纪人同时也可以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现象，并自我剖析说，自己作为一个工厂的合伙人，属于理应遭到谴责、憎恶、藐视的经纪人阶层，面对工人的贫困状况应该感到抱歉；但“假如我确信明早能在股票交易所里挣到100万，然后它们能够为我们的党派在欧洲和美洲的工作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时，我就毫不犹豫地去交易所”。由此可以知道，赚钱不过是恩格斯为工人党和民众服务的手段，在最终的立场上，他是坚定地站在劳工大众一边的。知人论世，他的这种选择真是难能可贵！
在曼彻斯特的20年中，除了“该死的生意”，恩格斯还进行了广泛的学术研究。传统的经济学、哲学、政治学、历史学之外，在军事学、语言学乃至自然科学诸领域他都展开了对前沿问题的追踪和探讨，写出了很多具有重要价值的论著。而同一时期也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资本论》写作最紧张的时期，恩格斯成了无可替代的帮手、顾问和参与者。1867年8月16日，这部划时代的作品的第一卷最后一个印张校对完毕，马克思迫不及待地给恩格斯写信，激动地说：“这本书能够完成，完全要归功于你！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繁重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
伦敦岁月：工人运动、理论创造和体系完善
1870年9月恩格斯脱离“棉花企业主”的身份，离开曼彻斯特搬到了伦敦，实现了与马克思真正的团聚，两人终于可以长期在一起从事理论著述和展开实践活动。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重新获得了自由。从昨天起，我焕然新生，仿佛一下年轻了10岁。”
恩格斯花费了很多时间从事工人运动。1870年10月，经马克思提名，恩格斯当选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员，并先后担任负责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的通讯书记。1871年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巴黎公社”事件爆发，恩格斯致信国际工人协会各支部，呼吁举行集会给予声援；起义失败后，又展开对公社流亡者的救济和援助，为其寻找工作。
在伦敦，恩格斯更有大量的时间可以进行自己作品的创作，《论权威》《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法德农民问题》一大批著述相继问世，坐实了他作为当时世界上最深刻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之一的位置。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去世。17日在伦敦海格特公墓举行的葬礼上，恩格斯发表了对其一生盖棺论定的著名讲话。鉴于马克思遗留下占其著述总量三分之二的手稿，恩格斯毅然放下自己的研究和著述工作，把其余生的主要精力献给了马克思遗稿的整理，以几乎双目失明的代价出版了《资本论》第二、三卷等著述。
然而，诚如文献专家所感叹的，“恩格斯在编辑马克思的手稿时面临的是多么令人沮丧的任务”！《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清晰的思路、详实的内容和完整的体系框架，在马克思手稿中根本不是显性存在着的，相反，“留下的文稿很多，多半带有片断性质”，即使其中存在一些经过校订的文稿，大多数也变得陈旧了。有的理论部分作了详细的论述，但是在文字上没有经过推敲，而另一些同样重要的部分则只是作了一些提示。马克思搜集了用作例解的事实材料，但几乎没有分类，更谈不上系统地加工整理了。还有很多离开论题罗列出的在研究过程中冒出来、其最终位置则需要以后安排的枝节问题。很多表述是按照思想形成时的原始状况写作的，并不是从原理上进行的阐发。此外，马克思笔迹的难以辨别是众所周知的，甚至“连作者自己有时也辨认不出的字体”。
面对马克思手稿如此的状况，恩格斯披沙炼金，首先将马克思大量的手稿围绕《资本论》第二、三卷的内容和主题进行归类、编号，接着对所选手稿进行字迹辨认和誊抄，最后进入艰难的编辑程序——MEGA编辑曾将恩格斯所做的工作总结成6大类19项，包括：“改变原文的编排”（划分章节、调整位置、把插入部分编入正文、把脚注变为正文、修改关于结构计划的表述）；“扩展原文”（内容上的补充、增补新出现的材料）；“删除一些段落”；“处理重复的地方”；“润色原文”（分段、合并段落或增加铺垫语、取消着重号）；“订正”（订正内容、统一概念术语、修辞改动、核准计算数字、复核、补充和翻译引文）。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对马克思有关思想的理解问题。多少文献编辑和思想研究者经过检视，中肯的结论是，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忠实而准确地呈现在恩格斯编辑的”第二卷和第三卷中，“恩格斯编辑的……应当被看作马克思的”。《资本论》这部巨著最终由恩格斯整理完成，这是资本批判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第三卷于1894年问世，第二年8月5日恩格斯溘然长逝。
在七十五年的生命历程中，恩格斯亲身感受资本时代的“疾苦和病症”，悉心清理资本形成的历史过程和现实运动，并通过整理《资本论》手稿完成了对资本逻辑和结构的体系化建构，更借助工人运动有效地探索了超越资本的实践方式。可以看出，这位在人生自白中将“放轻松”作为其信条的人，一生其实过得并不轻松。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和社会实践来说，恩格斯不仅仅是马克思之后的“接棒人”和“延续者”，更是马克思毕生探索的“参与者”和“同路人”，乃至马克思重要思想或研究领域的“启迪者”和“完善者”。他把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奉献给了马克思，特别在其生命历程的最后十二年，他不遗余力地为挚友整理书稿、解析原理、完善体系、维护形象、扩大影响。这使得恩格斯成为马克思与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中介，相当程度上也影响和启发了20世纪东方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
自古圣贤多寂寞，恩格斯去世后骨灰撒入大海，现在于世间找不到一块可以凭吊的墓地。然而，在我看来，时至今日，恩格斯的思想可以讨论、地位也可以重估，但其人格、道德绝对无双。在他诞辰200周年之际，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还在蔓延，我们无法踏上其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为他献上一束鲜花，但感念先贤的作为和品德，面对全球化时代愈加复杂而难解的现实困境，重新清理和回顾他的生命历程和伟大业绩，以便从中请益，寻找前行的方向、能量和参照，这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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