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大宋之变》：君知司马相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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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栋：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深圳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法律史、法理学、普通法和宪法史。

    什么是好的历史书写，当代中国史家应当如何书写历史？这恐怕是所有历史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史学诞生之初，无论是中国之太史公，还是希腊的希罗多德，皆以叙事知名。19世纪现代史学诞生，虽仍以政治史为主，但更重学理分析。殆至20世纪中叶，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史写作都日趋衰微，新社会史蔚为大观。中国学界虽素以政治史（王朝史）为脉络书写，但已不复独尊之势，宋史研究遂有“走向活的制度史”和“新政治史”之议。此之外，公众史学要求历史学从“资帝王之治”转向“涵育国家国民之智”，更使历史书写难上加难。

    处此探索之中，赵冬梅的研究路径综合了历史细节、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她一方面通过细节重新理解历史，另一方面又关注结构性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通过历史细节，赵冬梅不惟展现了历史语境和偶然性，更进一步重新发现了历史事实。传统上，研究者关注十六个月的“司马相业”，主要是进行肯定性或否定性评价。这些评论的前提都是默认司马光大权独揽，颠覆了王安石变法的成果。赵冬梅发掘了司马光执政前九个月的困局，展现了历史的偶然性，并重构了这一时期的历史事实。同时赵冬梅通过分析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维护了人的主体性，使历史免于成为散落于时间的偶然性。宋代的“士”既是文化主体，也是政治主体，共享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赵宋王朝希望稳定安全，追求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国家－社会平衡的政策以及行之有效的监察纠错机制，达到了中国古代的“理想政治”。

    在具体书写中，赵冬梅选择以政治人物的命运来探寻王朝政治的演变。非常有意味的是，赵冬梅选择了司马光，毕竟1063年到1086年的政治史中最光彩四射的是王安石。对于熙宁变法，古今中外的讨论卷帙浩繁，并由此产生了对司马光诸多截然相反的评价。自南宋至晚清，王安石被认为是变乱祖宗之法终致北宋亡国的罪人，司马光则是维护祖宗之法的忠臣。18世纪法国人杜赫德出版了《中华帝国全志》，在西方知识界确立了王安石的鲁莽诡诈以及司马光的备受尊崇。受此影响，1906年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争论俄国土地国有化问题时，都认为王安石是推行土地国有失败的改革家，尽管事实上王安石并没有推行土地国有。梁启超1908年出版了《王荆公》一书，王安石才为人肯定，一跃成为跨时代的改革家。王安石在民国为时人推崇，并在20世纪50到70年代被确立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尽管80年代曾流行过“抑王扬马”的观点，但总体上王安石获得了大多数中外学者的认可。

    在此情势之下，赵冬梅选择为她的“光哥”做辩护，何其难也！为司马光辩护，一者在历史学的技巧。赵冬梅承宋史治学传统，对官方史书认真考证；但也不泥于史料和家法，对私人记录和时人的诗文奏议详加勘破。她深谙文本，破除了苏轼《司马光行状》《司马光神道碑》以及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对司马光的“政治书写”和“形象建构”，苏轼“建构”神宗赏识司马光是为了维护司马相业，苏辙“书写”司马光晚年刚愎自用只是崇宁元年自保之手段。

    更重要的是，赵冬梅真切展现了司马光在政治斗争中对政治原则和政治理想的捍卫。在神宗朝，司马光不任枢密副使，抵制王安石变法。退居洛阳十五年后，司马光重新被国家需要，尽管责任重大形势复杂，尽管个人没有政治经验和政治资源，但司马光仍勇于任事。他协调新旧关系，追求政治和解，力图回到多元政治。令人遗憾的是，北宋的宽容政治在王安石变法中已然逝去，司马光的宽容政治只能换得被宽容的司马光的个人立场。最终，司马光如“风中的黄叶”，直道而行，以身殉国，赵冬梅将司马相业的失败总结为“宽容政治悖论”。

    概言之，《大宋之变》提供了专业化和公众化结合的历史书写典范。《大宋之变》的首要典范是求真，力求在史料考证中发掘事实。《大宋之变》的第二个典范是共情，赵冬梅以同情之理解再现了“光哥”的政治理想和知行合一。《大宋之变》的第三个典范是展示历史的复杂性和偶然性，子嗣生产和父母寿命总使王朝命运跌宕起伏。《大宋之变》的第四个典范是叙事技巧。赵冬梅笔下常带深情，深入浅出，明白晓畅。

    不过经历了赵冬梅的雄辩辩护之后，笔者仍未能尽然认同她的观点。在赵冬梅的论述中，北宋的政治体系是一个稳定的系统，秩序和公义达至了基本平衡，司马光维护了一个开明的政治系统。但是在笔者看来，这个政治系统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对德性要求过高，尤其是对帝王德性要求过高而对帝王实际限制又太软弱；另一方面该政治系统尽管具有近世特征，但超越性不足，如余英时先生所言丸之不能出于盘也。在此意义上，王安石超越儒家传统的“理天下之财”是不是颇有探索意义呢？正如任公先生处晚清季世有富国强兵之愿，荆公改革是不是也可以看作拯救天下危亡的时代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