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最早的域外诗杰作：东汉蔡文姬始创的《胡笳十八拍》

    笔者以为，留存至今的最早的域外诗是东汉的蔡文姬始创的《胡笳十八拍》。中国文学史上，论其才情，论其人生遭遇变故之戏剧性，论其作品之哀感顽艳，蔡文姬堪比屈灵均，可以说是女诗人中的屈原，《胡笳十八拍》则类《离骚》，或者说是仿《离骚》之作，故被称为“骚体叙事诗”。郭沫若认为，这是屈原《离骚》以来最值得欣赏的长篇抒情诗。所不同的是，屈原是被黜，蔡琰是被掳。屈原是自我流放到域内，蔡琰是被迫流徙到域外。汉末皇权旁落，军阀混战，社会动荡；南匈奴趁机入侵，公元196年，年轻守寡（时年23岁）的蔡文姬被南匈奴左贤王刘豹部下掳入胡地，被迫嫁入胡门，并生二子（有人传言说她嫁入左贤王府，且被纳为妃子，生了两位王子；不符合史实）。曹操一向尊崇文姬之父蔡邕，早知文姬之才，久慕文姬之人。阿瞒得知文姬遭遇后，便派使者至匈奴面见单于，以重金赎回文姬。文姬托付侍女留下照顾其二子，独自归汉。历代描写蔡文姬的戏曲剧目甚多，笔者上小学时曾在新华书店购买程砚秋的京剧《文姬归汉》连环剧照，作为迎春年画，贴于老家厢房墙上，着实令蓬荜生辉，得村老盛赞。

    附带说一下：学术界对《胡笳十八拍》的作者是谁问题尚有争议。郭沫若断定创作者非蔡文姬莫属；谭其骧则认为这是一篇拟作，即别人模仿蔡文姬的口吻写的。赵心放“揣测，蔡文姬创作了最初的版本，流传数百年后，肯定残缺了，经过董庭兰的补充编撰，以完美的形式重新问世”。笔者同意最后一种说法，即此诗始作俑者为蔡文姬，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别人（可能还不止“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君”即“董大”一人）有所增益掺入。谭其骧可能是出于反（郭沫若）权威的心态，为否定而否定；他否定文姬为作者的主要论据是：《悲愤》二章被公认为蔡文姬所亲撰，而见之于其中的蔡的亲身经历未见于《胡笳十八拍》。但我们通过比对文本发现，《胡笳十八拍》的情感基调和基本叙事框架就来自《悲愤》，而且不少感受和思想也来自《悲愤》，只不过具体语句不同而已。比如，作者在第一拍和第四拍中两次唱到胡地与中原风俗的差异以及自己的不能适应：“对殊俗兮非我宜”，“殊俗心异兮身难处，嗜欲不同兮谁可与语！”《悲愤》中也谈到了这种差异，而且更加具体：“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即这种差异的内容是胡蛮少义理，而华夏尊礼义。这“义理”，按照孔孟的说法，应该包括尊老爱幼，而匈奴人却没有这样的美德，第七拍补充解释似的说“俗贱老弱兮少壮为美”。

    有的人可能不同意我把《胡笳十八拍》列入域外诗的范畴，他们反对的理由是南匈奴隶属于汉朝，而不是在汉朝疆域之外。郭沫若在其剧本《蔡文姬》中对“南匈奴单于呼厨泉”作了一条注解，说：“此人以建安二十一年朝汉，被曹操留置于邺，遣右贤王去卑回匈奴，分其众为五部，各立其贵人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故在曹操手中，南匈奴等于归化。北匈奴早已西迁，其旧地为鲜卑族所占据。”他的意思是：北匈奴属于域外，而南匈奴则属于域内（已经归化）。而掳走文姬的恰恰是南匈奴，因此，有人认为文姬并没有出中国之域。

    在此我先说一条最直接关键的反驳理由。郭沫若所说的那次南匈奴归化事件发生在建安二十一年（216年），而蔡文姬被掳是在建安元年即公元196年，归汉则是在建安十二年（207年），即她没虏时甚至归汉时南匈奴尚未归化。归化事件发生在她被掳走整整二十年之后。

    一般人还会忽略一个特殊具体的历史情形，南匈奴本来在蔡文姬被掳之前确实也有归化情形，但由于汉末朝纲倾毁，他们叛离了——不是叛变，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属于汉朝，他们企图恢复他们的独立国家地位。所以，在当时，无论是北匈奴还是南匈奴，都基本上处于与汉朝貌合神离甚至背叛独立的状态。再加上蔡文姬有着比较浓厚的华夏正朔观念，因此，当她生活于匈奴，具有极为强烈的域外意识。她特别强调这种地域上的“汉”“胡”之别，如她在第三拍中就哀叹“越汉国兮入胡城，亡家失身兮不如无生”。一“越”一“入”，明确了她所被掳至的“胡城”不属于“汉国”，而是域外之地。否则，她后来也就谈不上“归汉”了。从她所描叙的客观现实层面说，也完全是异域风光、异国情调。如：“毡裘为裳兮骨肉震惊，羯羶为味兮枉遏我情。鼙鼓喧兮从夜达明，胡风浩浩兮暗塞营。”

    因此，《胡笳十八拍》完全符合我们对域外诗的两个最基本标准：作者到过域外，文本表现域外经验。

    这首诗堪称伟大：极为强烈的悲愤激情、极为娴熟的遣词造句、极为生动的刻画描写，极为顿挫的音乐调性。另外，作者心态坦诚，笔法细腻，叙事自然。两千多年来，这首诗一直传唱不衰，至今读来，还是那么动人心弦、撼人魂魄。

    这首杰作给中国后来历代的域外诗写作树立了光辉崇高的榜样，因此，每个朝代都出现了优秀的域外诗。盛唐和晚清则分别达到了域外诗写作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