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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emory与Me-memory
“我记得（Iremember）……”，这是君特·格拉斯在2000年10月2日歌德学院题为“记忆的未来”的演讲的开头几句。接着他说：“或者，我被挡在我前面的某东西提醒（Iamremindedby）……某些老旧的信留下的气味……某种等待被记忆的东西（somethingwaitingtoberemembered）……”请注意这里突然的语法变化：“我”从主动到被动，主语“我”（I）换成了“某物”（something），“我”变成了宾语。
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细致地分析了I-Memory，并将之与故事联系。治疗的假设是：我们是被我们讲述的关于自己的故事塑造的。依据这个假设，身份建构借助了故事的帮助，后者赋予未分类的自传记忆（autobiographicalmemory）以秩序，并开启了未来视角的可能性。自传记忆并不是自动地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结构的。为了赋予这些未分类的记忆储存以一种形式，我们必须获得自己与自己的距离，采取辩证的立场和位置。这些自传记忆还有其社会的构成：我们必须处于一个重新清点它们的位置，向我们自己或者他人讲述它们。
尽管心理学家和哲学家都讲了许多I-memory，但是很少谈论处于无意识的、未经组织的me-memory。君特·格拉斯写道：“当我们来到一个我们过去经历过的、过去被摧毁过、现在已经有了新名称的地方，记忆就突然抓住了我们。”然后，他描述了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的一些旧物，如学校、街道等。学校、街道等在这里是个人的记忆之场所——相对于诺拉说的记忆的集体的或文化的场所。记忆的场所或对象对于me-memory是更加重要的触发器，“沉默的对象在我们身上促发记忆”（格拉斯）。
到底是什么样的魔力存在于这些不显眼的场所和对象，以至于它们能够如此强有力地突然感动我们？答案是，在它们具有如此大的力量之前，我们已经把某种东西投入其中。这样看，寄寓于场所和物体的记忆，其魔术般的力量类似古代的symbola的力量，这个词的意思是：拥有证券价值的东西。在协议签署的时候，这样的证券被一分为二，双方各持一半以作今后的鉴别信物。一旦两部分重新结合，合同的有效性和双方的身份就得到了肯定。
依据这个类比，我们可以认为，许多我们的自传记忆可以被分为两半：一半留在我们身上（symbola的一半），另一半则外化于场所与对象（symbola的另一半）。通过类似方式以及许多不可见的线索，我们的身体和感觉被连接到外在世界。Me-memory[我（宾格）-记忆]在内外与接通的那一刻就会被激活。场所和对象是强有力的触发器，这是因为它们是躯体化的记忆（somaticmemory）。当然，没有钥匙，没有地图，没有意识和意识控制的入口可以进入它。我们从来不能从外面控制它，但它有突然进入我们的特殊感觉线路和关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易进入这种me-memory的原因，因为我们不能简单地唤醒储存于它那里的记忆，而是等待它们降临我们。在me-memory中，记忆处于休眠状态，它们构成了不规整的、潜在的后备系统，它会出其不意地被外来刺激激活。一旦刺激与意向（disposition）相遇，身体化的记忆就被激活了，并可以从潜意识的me-memory转化为有意识的I-memory[我(主格)记忆]。
伯格森写道：行动的人的特点，是在特定的情境中敏捷调动与此情境相关的所有记忆。意识控制着记忆。尼采也崇拜行动的人，他们是I-memory的艺术家；而普鲁斯特、格拉斯等则是me-memory的艺术家，他们谙熟迷宫般的、块茎式的前意识记忆的结构。与此同时，这些记忆建构了看不见的网络，借助于它，我们的身体能够联系于对象的世界。
这样，可以在自传记忆中区分两个不同的系统：以有意识的重建工作为基础的I-memory和非组织化、杂乱的、不可组织化的、潜意识的me-memory。前者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得到发展的，而后者则是在与场所或物体/对象的互动中被激活的。这些场所和物体/对象作为触发器，使我们内部处于休眠状态的“一半”情感倾向得以变得整全，据此它们可以通过回溯而被提升到意识的层次，然后再分配给I-memory。但这时记忆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Me-memory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共鸣系统，或者一串可以发出声音的弦，哪一根被击中以及什么时候被击中，实际上却不由我们控制，而是基于偶然机遇。但有一个前提似乎是：被遗忘的、处于潜伏状态的经验以及它的鲜活性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从me-memory到I-memory的这个转化是记忆的本质方面：从无意识到意识、从意象到言说、再到书面文字的持续编码。不同于发生在图书馆、博物馆的那种物质保护，活生生的记忆总是发生在这样一个转化过程中。我们甚至可以说，记忆就是转译（toremem⁃beristotranslate），由于这个原因，记忆总是可塑的。
本真性（authenticity）问题
记忆的上述转化提出了记忆的本真性或真实性问题，因为转化或转译行为包含修改、变化、延误和置换等。（从一方面看）保持记忆之鲜活性的东西，从另一角度看也是一种威胁或危险。在这方面，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Wolf）表达了最激进的怀疑主义：“重新讲述某东西的方式总是与实际发生的方式不同。”她的怀疑包括经验和记忆、印象与表达之间无法克服的鸿沟。
以下通过奥斯维辛的两种不同记忆为例进行讨论。
普里默·莱维为我们描述了苏联军队到来前的那一天，即1945年1月27日，布纳-莫诺维茨（BunaMonowitz）集中营中悲惨惊人的图景。集中营的头领逃走了，带走了2万名犹太人。他们在漫长的途中几乎全部被屠杀。留在集中营的人是一些奄奄一息的病人，包括莱维。零下20度的严寒天气，基础设施已经全部毁坏，集中营的人们忙于自救。战争一结束，莱维从集中营刚一回来，就在《这是否是一个人》中写下了这一切。[《这是否是一个人》（IfThisIsaMan）是莱维的第一本重要的自传性作品，又名《活在奥斯维辛》（SurvivalinAuschwitz）。编译注]它已经成为随后一代（无论是受害者的后代还是加害者的后代）的某种集体的文化记忆。
历史学家科瑟勒克（Rein⁃harkKoselleck）关于集中营的自传式速写在战争结束50年后发表于一个日报。它属于完全不同的一种活生生记忆的类型。对于科瑟勒克这个德国军人来说，犹太人的解放日就是他的囚禁日。他描述了他的小组如何由美国人交给俄国人，如何随着犯人的车队一路向东。最后他们来到奥斯维辛。在这个时刻，奥斯维辛这个名字对于科瑟勒克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德国的战争囚犯第一次听俄国人讲几百万犹太人被毒气杀死，他们当中很多人不信，认为这是俄国人的宣传。但是科瑟勒克倒不这么认为。他说他立刻就相信了这些报道是真实的，而且深感震惊。他的坚信不疑缘起是这样一个细节：一个前波兰集中营的囚犯被指定负责看管德国的战争囚犯，并强迫他们干繁重的体力活。他在一个地方找到一把脚凳威胁地举在空中。但就在脚凳即将落到科瑟勒克头顶之际，这个集中营囚犯突然停住了，说：“我敲碎你的头颅干什么？你毒死了几百万人。”科瑟勒克说：“我非常震惊地感到他说的是真的。毒气毒死？几百万？这些是不能编造的。”
科瑟勒克说：“存在一种像炽热熔岩那样流入了我们身体之内的经验，它们永远冻结在那里，不能被移动，但可以被分毫不差地回忆起来。可以被转化为本真记忆的经验是不多的。如果有，那么，这些记忆就是那些强有力地建基于当下的经验。气息、味道、声音、鲜明的视觉，简言之，所有快乐或悲哀的景观，直接被重新激活，不需要有意识回忆的努力。”
科瑟勒克作为战争囚犯而不是纳粹牺牲品被带往奥斯维辛，他对于那里发生的罪行没有第一手经验。奥斯维辛解放后他才知道这个骇人听闻的地方。尽管如此，他还是发展出了关于真相的感性在场（sensual presence oftruth）的观点。他的解释证明了由对于纳粹屠杀的真相的突然知悉而导致的震惊效果。
在神经心理学的研究普遍怀疑回忆之真实性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怀疑科瑟勒克关于记忆之本真性的观点。但更新的理论中有一个例外，它属于与近来关于记忆不可靠的研究成果相反的发现，正好对应于科瑟勒克描述的记忆类型。对于被主观经验为本真的、不可改变的记忆，心理学家发明了一个词叫“闪光灯记忆”（flashbulbmemory）。闪光灯记忆的特点是极度的生动强烈，它们保存了意料之外的、无法预测的、细节非常逼真的经验。闪光灯记忆不但因其原发性和生动性而得到注意，而且被描述为是相当持久的一种记忆。闪光灯记忆代表了自传式或散片式（episodic）记忆的特定形式，它是由下面的内容组成的：当我们听到某个事件发生时，迅速记住谁在那里，谁在做什么。闪光灯记忆的最常见触发器，是突然进入当代见证者的意识、并对他们的生命造成了直接冲击的巨大历史变革。特别容易导致这种冲击发生的是下面这样的历史事件：这些事件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但同时对于经历它们的人而言具有未来定向的意义。比如二战，肯尼迪的被刺杀以及911等，都属于这样的事件。
踪迹与路径：记忆的两种模式
科瑟勒克将那些未经中介的记忆（就像身体内炽热的火山岩），区分于那些经过语言中介的记忆。前者具有现场感和直接性，后者则通过反复讲述而得到强化，而且在讲述的过程中失去了现场感和直接性，没有真理的具体在场感、感性的直接性。
尽管知识可以通过语言分享，储存于身体的、未经语言中介的经验却依然是无法交流，也是无法替换的。它们处于直接在场的层次。它是对于过去的极度个人化的知觉，具有一个人的经验的独特性，因此是本真的。
科瑟勒克实际上区分了两种储存记忆的方法：身体和语言。记忆通过这两种方式得到不同的稳定化：踪迹（trace）与路径(path⁃way)。萨缪尔·巴特勒（SamuelButler）已经注意到了这个区分：对于我们最不常做的东西和最常做的东西我们记得最好：前者是通过新颖性吸引了我们，后者则通过熟悉性被我们记住。前者就是踪迹——一次性印象；后者则是路径——在同样一个地方反复运动。身体化的记忆是通过感觉印象的强度（intensity）而得到储存的，而储存于语言中的记忆则是通过持续的反复得到储存的。[Samuel Butler：Life and Hab⁃it(London:J.Cape,1924),cited inOnCollectiveMemory,ByMau⁃rice Halbwachs, trans.,ed.Lewis.Coser(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2)80]
感性记忆（不经过语言中介的）的基础是刺激强度，而通过语词编码的记忆，其基础不是身体，而是交流的社会形式。我们能够回忆我们自己的许多记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有机会谈论它们。这个讲述（叙事）代表了一种精心的编码行为：把经验转化为故事。“精心的编码是一种我们通过生动、丰富的细节记住过去发生的事件的关键性的、也可能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如果不实施精心的编码，留给我们的将是非常贫乏的回忆。”[DanielSchacter,SearchingforMemory:The Brain, the Mind and thePast(NewYork:BasicBooks,1997),46]唯一的问题是：越是经常地谈论某事，我们就越少记住经验本身，越多记住用以叙述经验的那些词语。这意味着不被重复的东西将会遗失。沃尔夫的小说这样写到：“这是七年前的事情了，那是生命的另一个时期。如果他没有通过词语保存了它，那么他对它的记忆早已烟消云散。借助于词语，他可以随时回忆它。”[Christa Wolf, No Place onEarth,trans.JanvanHeurck(NewYork:Farrar,1983),81]这个被反复讲述的记忆，失去了“真理的感性在场”，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词编码的记忆就是“虚假的”。
科瑟勒克关于感性的-基于身体的记忆（踪迹）与基于语言的记忆（路径）的区分，可以对应于被动的me-memory和更加主动的I-memory的区分。感性的记忆是被重新激活的、不需要主观意识努力的，而且储存在感性印象中的记忆，比经过词语重复的中介而被储存的记忆更加直接而真实。它们还联系于两种不同的记忆理论：保存理论（retentiontheory）和（再）建构理论[(re)con⁃structiontheory]。保存指向记忆的持久的身体化踪迹，长久不变；（再）建构则指向这样的观念：记忆只能通过再生产而得到稳定化，因此它总是以新的、有时候不同的方式出现。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神经科学激烈地挑战了把记忆视作被动“容器”的观点，转而把它看作一种活动，一种高度可锻造的、因此也是不可靠的活动。但这个观点其实并不新鲜。这里面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是一劳永逸地埋于（buriedin）我们身上的记忆的承载者；还是，我们一直以新的方式书写记忆？意识和记忆是如同弗洛伊德说的相互排除的吗？还是意识包含在记忆行为中？
其实，这个问题是假问题，记忆既有意识的也有无意识的。
在基于主观记忆（subjectivememory）的那些见证中，对于真实性的反复保证常常起到很大作用。用以保证真实性的最重要的论据之一，是强调形象化记忆（figurativememory）与语词记忆（verbalmemory）的显著分离。比如普鲁斯特强调他的记忆基于语言之外的场所或通过不自觉的刺激重新浮上水面的感性印象。当然，他部分地通过语言捕获了这些记忆并借此使它变得可以交流。但这类“转译”不见得必然发生。它们中仍然有很多处于语言或意识层面之下，也就是处在交流之外。普鲁斯特说：“我们的胳膊和大腿充满了蛰伏的记忆”[Mar⁃cel Proust, In Search of LostTime, vol. 6,Time Regained,trans. Andreas Mayor TerenceKilmartin(New York: RandomHouse,1993)，275]，它们没有被抓住，但顽强存在，并被意识唤醒。他把这个身体化的过去的神秘在场比之于照片的底片：好像什么也没有，但是却可以冲洗出图像来。
照片的隐喻在关于记忆的本真性的争论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心理学家卡如斯（Carl GustavCarus）说，他书写记忆的时候发现自己保存的全部是过去的清晰、独特的感性意象，最早期的记忆中根本没有思想。在他的模式中，记忆通过了语言这个漏斗的过滤。
非意愿的身体化记忆的隐喻,追随的是记忆的踪迹模式，而不是路径模式，它至少联系于一种关于主观真实性（subjectivetruthfulness）的主张——如果不是客观真实性的主张的话。世界不可能自动地刻印到人类心理——就像照相机的快门释放。在记忆中，触发快门是构成情绪记忆的核心要素的情感。
近来的研究质疑了“刻写”模式与“渠化路径模式”（canalizedpathway）之间的二元对立而走向综合模式。
记忆与想象
阿兰·巴德利（Alan Bad⁃deley）说：“知道某事件但却不能捕获它，这是很常见的经验。我和妻子肯定曾经访问A城小镇，但却怎么也回忆不起来这件事，但我又有一些关于它的生动鲜明的感觉印象。我很难区分我记住的东西中哪些是属于我实际经验的事情，哪些是来自我的阅读或看电视的时候偶然看到的（信息）。”
[Alan Baddeley：Your Memory:AUser’sGuide(NewYork:Firefly,2000),62]
这说明，区分关于一个人自己的经验的记忆和通过其他渠道获得记忆是非常困难的。遗忘在这种情况下的发生不是通过记忆的物质化的失败，而是通过另一个记忆（来自非亲历的信息）的卷入。在这种情况下，这另一个记忆是一个心理意象（mentalim⁃age）——通过各种文化媒介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所激发的意象。它可以是如此生动，至于可以与我们自己的身体化记忆难分彼此。这样，我们又怎么区分身体化的记忆和非身体化的、来自其他渠道的记忆？两者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清晰的边界。非身体经验性的记忆为“隐喻记忆”（metaphoricalmemory）——仿佛站在心理意象前（有距离），而身体经验性的直觉印象/心理意象则为“转喻记忆”（metonymicmemory）——仿佛被心理意象淹没。
心理意象的特点是感觉性、想象性和碎片化，除此之外，他还加上了身体化，即回忆起来的场景之直接物理接触形式。生动的想象与我们的身体化记忆在我们的记忆中并不能得到清晰的区分，它们经常是混合、杂交的。主观回忆和来自阅读等的客观知识相交切，对于自己亲身经历的东西的回忆总是受到已经知道的东西的支撑、转化或压制。我们的记忆并不是存在于真空中。回忆（recollection）和心理意象总是在我们的记忆中相互作用，我们的记忆总是联系于由媒介和文化档案提供的外部的文本以及意象。
关于记忆有多真实的问题不可能有笼统的答案。从脑科学研究的角度看，谈论真实性问题缺乏基础。脑科学家斯宾格（WolfSpinger）有言：记忆是“数据支撑的捏造”。记忆本质上就是趋向于使自己适应变化的环境，而不是指向准确的实录。脑科学研究证明，记忆踪迹的每一次重新激活，都是一次新的、必然改写原初经验的刻写。
但是我们却不能由此成为怀疑主义者，而是要持有一种质疑和区分的批判性态度。记忆通过清晰的知觉、情感的力量、经验的深度及其通过语言中的表达而得到强化，“记忆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隶属于其使用中的变化。”[Hans J. Markowwitsch andHaraldWelzer, TheDevelopmentofAutobiographicalMemory（Sus⁃sex:PsychologyPress,2009）]把记忆比作照片是误导性的，不符合事实。记忆不是准确记录的机器（犹如照相机），我们的记忆的持续的重写和适应可以更加现成地比之于润色（retouching）,从照片中过滤掉了偶然的和扰乱性的因素，修饰、强化、放大进入焦点的东西。就像极权主义国家宣传部门的官方审查机制在与国家自我形象的关系中发挥功能一样，一种内在的审查机制也在与一个人的自我形象和自己的历史的关系中发挥功能。
总体而言，我们的记忆是不精确的（imprecise）、变化的，原则上我们不能依赖细节。当我们从关于我们想要记住的某物的外在资料获得信息的时候，我们经常经验到这种不可靠性。对于我们的大部分记忆而言，没有外在的证据，但是当存在另一种记忆、甚至是来自历史资料的证据与我们的记忆竞争时，我们直接面对的就是我们记忆的弱点。而且记忆是向阐释开放的。由于我们的记忆并不保存连贯的序列而总是抓住我们用以建构我们自我的那些片段，因此，回溯性的叙事可以在一生的不同阶段发生变化。
如果我们问一群人“911事件”中有多少飞机参与，答案会五花八门。说2架的人心中想的是双子塔的爆炸画面；回答3架的人则把五角大楼也加进来了；回答4架的则把宾夕法尼亚爆炸的那架飞机也记住了。这些由媒介中介的记忆是有差别的，但由此怀疑其真实性或者认为它们是虚假的，则走得太远了。
通常情况下，记忆不是用于检测现实的，因为我们既不拥有、也不要求用文献证据来证明主观的经验。它们首先是无可置疑的，也是自我合法化的。记忆真实与否常常无关紧要，在一个社会情境的脉络里（inthecontextofasocialsituation），一个伟大故事的意义指向比它的事实性更加重要。在自传性回溯的框架内，经验必然得到重新阐释，并被带入新的、支持相关自我形象的语境。无疑，记忆并不是孤立地存在于大脑，而是扎根于社会空间和客观世界，这个根赋予它额外的支撑，以及修正的可能性。同时把关于真理性的问题置于另一个层面。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记忆可靠地处理、回应着日常生活加诸于它们的多得难以置信的要求，真理的问题只有在机构化语境下才是有争议的，比如法庭审判中的证词，或者道德见证者的陈述，在这里，对于真实的或传记的真理（factual or biographicaltruth）的显著要求才被提出来。因此，重视我们记忆的可靠性绝不意味着作为个体或者社会成员，我们能够简单地悬置记忆的真理问题，不再对其负责。因此，我们需要继续让我们的记忆经得起检查，用自我质疑的话语来强化它。
（本文编译自Aleida Ass-
mann:ShadowofTrauma:Mem-
ory and the Politics ofPostwar
Identity, Tran by Sarah Clift.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6.
p.97-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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