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思想的历史性与永恒性

    在一本小册子里深入而全面地介绍洛克，显然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约翰·邓恩趋易避难，明智地将洛克的思想生活提炼为两个大问题：“人类的认知何以可能？以及，他们应该如何生活？”显然，这不仅是哲学家的问题，也是所有人——无论生活在哪个时代——的共同问题。

    这本薄薄的《洛克》共分三章，分别是“生平”“基于信任的政治学”以及“认识、信念与信仰”。这样的安排干净利落地体现出邓恩的三个核心观点：首先，强调哲人生活之于思想的重要性——这也是“剑桥学派”思想史研究的宗旨所在；其次，把“基于信任的政治”视为洛克最重要的政治学遗产；最后，主张只有从神学背景出发才能真正地理解洛克哲学。

    上世纪60年代，以彼得·拉斯莱特、邓恩、昆廷·斯金纳和J.G.A.波考克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异军突起，他们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主张对政治思想史中的伟大文本进行语境化的理解，因为这些伟大论述往往出自危机时代，是由深刻卷入时代纷争的“一个个活生生的、思考着的、感受着的人写出来的”。

    但凡对政治思想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认同这个判断。公元前399年，柏拉图亲历苏格拉底之死，对雅典民主制丧失信心，自我放逐地中海，周游各邦苦思最佳政体之形式，遂成《理想国》一书；公元410年，“永恒之都”罗马城惨遭西哥特人洗劫，为警示尘世之城的统治者，奥古斯丁从基督教义出发解释罗马陷落的前因后果，写下《上帝之城》；1641年，英国内战如箭在弦上，为求自保，霍布斯主动流亡巴黎，此后十年，他的政治著述几乎与英国政局变迁保持同步的节奏（1642年霍布斯完成《论公民》，同年英国爆发内战；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死，与此同时霍布斯动笔撰写《利维坦》）。这样的名单可以拉得很长，康德、黑格尔、詹姆斯·密尔，以及20世纪的以赛亚·伯林、卡尔·施米特、列奥·施特劳斯、汉娜·阿伦特、约翰·罗尔斯，都不只是书斋里的学者、圈椅中的哲人，还以各自的方式回应时代的危机和挑战。

    相比上述哲人，洛克对政治的介入有过之而无不及。1666年，时年34岁的洛克遇见沙夫茨伯里伯爵，按照邓恩的说法：“在随后的十四年中，他‘学习顺从’沙夫茨伯里的奇思妙想，并且分享了庇护人跌宕起伏的命运。”洛克追随沙夫茨伯里反对皇权专制，深度介入1679年的《排斥法案》以及1683年刺杀查理二世的“黑麦屋密谋”。在思想上，沙夫茨伯里也深刻地影响了洛克关于经济事务、宗教宽容和政治合法性的观点，经典名著《政府论》正是创作于“排斥危机”时期，直接目的是替辉格党人的反对事业作辩护。

    按照这一思路，很容易产生这样的印象：洛克的思考受制于历史的局限，对于解决今天的政治问题并无帮助。有趣的是，在一篇访谈中，邓恩坦承，在写完博士论文之后一度失去了研究洛克的热情，理由正是“洛克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他那个时代的政治思想家”。所幸邓恩后来意识到，虽然洛克的政治思考立足特定的宗教背景和政治环境，现代人既无法移植他的前提，也不能照搬他的结论，但是洛克仍有不少令人豁然开朗的政治洞见。

    事实上，将《政府论》与同时代的政治小册子混为一谈是极为荒谬的事情。没错，它的确分享了特定的时代特征与问题意识，但是《政府论》以及后来的《人类理解论》《论宗教宽容》之所以成为名垂青史的伟大作品，恰恰在于它们在试图回应紧迫的时代问题的同时尝试回答永恒的人类问题。某种意义上，邓恩创作这本小书的主要动机就是为了揭示洛克思想的历史性与永恒性、地方性与普世性的内在张力。

    在洛克的所有观点中，邓恩最为激赏关于“信任”的思考。按照洛克的观点，人“依靠信任而活着”，信任的根基在于人对于上帝的信仰，这是维系人类生活的关键所在。无神论的最大威胁在于，它用互相对立的个人利益取代自然法作为人类信任的基础，结果却摧毁了人类信任的基础。由此观点，要想在根子上把握人类生活，就必须同时理解信任的不可或缺和岌岌可危。一方面，以政治生活为例，任何好的政治秩序都必须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为了获得和平以及随之而来的“安全、舒适和丰饶”，“人们通常都愿意信任统治者，哪怕这份信任远胜于后者所应得”。但是另一方面，信任又始终处在岌岌可危的状态，当统治者背叛信任，违反法律，伤及臣民时，人民将拥有反抗暴君的革命权。

    可想而知，洛克的革命权理论在当时的英国极具煽动性，为此他煞费苦心地试图削弱其现实影响力。可是在邓恩看来，真正值得玩味的地方在于，这个看似极端的理论植根于英国人特殊的宪政传统和政治文化，因此有可能削弱它的普适意义。邓恩指出：“革命对洛克来说不是一种报复行为，而是一种复原行为，是对遭到破坏的政治秩序的再造。”对于多数英国人来说，诛暴君论和革命权理论不仅顺理成章，而且他们具备如此行动的“政治能力”。可问题在于，这个理论并不适用于“从来没有合法政治秩序可供恢复的地方”，因为在这些地方，所谓革命更像是“报复”，而与“重建”或者“修复”无关。邓恩指出：“洛克自己所理解的革命权的核心在于，如此这般的共同体保护自身的行动的权利和能力。他从不认为仅凭正当的报复行为就能无中生有地创造出一个崭新的社会。”

    作为洛克专家，邓恩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确立了洛克研究的新范式：主张基督教的神启思想是理解洛克哲学的关键所在。按照邓恩的解读，洛克的核心观点，无论是人人平等、自由、私有财产、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根据，还是人的道德知识，乃至于自然科学，最终都立足神启与上帝的意志。对洛克来说，“真正的道德知识，如同真正的自然科学一样，超出了人类自身的能力范围”。换言之，没有上帝的指引，不仅真正的道德生活不复可能，真正的自然科学也不复可能。

    回到洛克思想生活的两个大问题：“人类的认知何以可能？以及，他们应该如何生活？”邓恩的结论是，洛克给出的回答缺乏说服力，他关于第一个问题——人类可以认识什么——的认识愈清晰，他对于第二个问题——人类何以有理由过自己的生活——的认识就愈加不可信。因为归根结底，对于“人类仅凭自己的理性，能否在现世过上良好生活？”这个问题，洛克始终充满怀疑。

    这真是一个让人失望的结论。不过好在，哲学家之为哲学家，不在于他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而在于他为我们提供了思考问题的方法和范式，哪怕最终证明此路不通。就此而言，虽然现代人深受洛克失败的影响，但洛克无须为成问题的现代生活负责任。

    人类仅凭自己的理性，能否在现世过上良好生活？这是哲学家的问题也是所有人的问题。我们无法推诿责任。我们和哲学家一样有责任认真地回答这些永恒的人类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