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小学语文课本，要用好儿童文学

    课本编写不仅增添了较多儿童文学的成分，而且注重围绕一个主题、符合单元教学的要求；对于选取的脍炙人口、富有教育意义的名篇寓言，他也不是一选了之，而是按照儿歌的韵律作了一番深加工和大改造。可以说，该课本的最大特点是“尽量使用了儿童文学这个有利的武器”。

    刘御是陕甘宁边区小学语文和常识教材的编写者，人民教育出版社首部自编的小学语文课本的主编，新中国第一场关于语文教材问题争论的主角。新中国成立前后，刘御在陕甘宁边区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时，编写了《识字课本》《初小国语》《初小常识》和《小学课本语文》及其教学参考书等，使其成为边区儿童文学和小学教材的开拓者、新中国小学语文教材的奠基人。刘御的小学语文教材编写思路，对当下的教材编写实践仍有启示意义。

    刘御生平

    刘御在儿童文学特别是儿童诗歌创作上的贡献最大、时间也最长，走出了一条从革命诗歌到儿童诗歌，从儿童教育到儿童文学之路，成为“自然之歌、乡土之诗”创作的典范。

    刘御出生在云南缅宁（今临沧市）乡下一个地主家庭，自幼在家乡私塾念书，1924年12岁到县城高小就读，并喜欢上了民歌民谣。1928年考入省城昆明东陆大学附中，开始天天写日记，曾在《新缅宁》上发表散文和小说，从此走上了革命的创作之路。1931年初中毕业只身赴上海求学于立达学园，受教于夏丏尊、叶圣陶、刘薰宇、丰子恺、周予同等，并加入了进步组织“中国互济会”，出壁报、写标语、秘密散发传单，后被学校开除。

    1934年，刘御化名杨采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左联工作。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谷景生、谷牧三人组成北平左联党组。其间，又发表了一些诗歌，如《月光曲》《越思越想越生气》《这不过是斗争的开端》《发动》《囚徒之歌》等，并将自己过去写过的17首诗结集为《史巴克诗歌第一集》准备出版。其中《越思越想越生气》（1934）是以一位少年车夫的口气写的，展现了两个不同的阶级，两种不同的生活，成为那一时期不可多得的佳作。

    1936年5月刘御被捕，与薄一波等61人关在一个监狱里。几个月后经过党组织营救出狱，赴日本东京暂时躲避。1937年“七七事变”后，刘御毅然回国奔赴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并在“一二九”纪念晚会上朗诵了长诗《咱们不干谁来干》。之后，他创建了一个诗歌团体——“战歌社”，被推举为社长，又与公木、萧三、海棱等延安诗人组织开展了影响广泛的“街头诗运动”。刘御完成陕北公学学业后，被分配至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周扬）教材编审科（科长辛安亭）任副科长，由此开启了他的儿童教材编写和儿童文学创作相结合之路。

    为了做好本职工作，刘御从擅长的诗歌入手，创作了大量儿歌和故事，成为边区少年儿童阅读和学习的重要读物。他说：“我在延安所编写的教科书主要是小学教科书。为了要做好这一工作，我必须经常到小学校和小学生当中去，我必须对我的服务对象有所了解，并且向他们虚心学习，就在这个基础上我开始搞了点儿童文学。”1938年夏，刘御为孩子们写的第一首儿歌叫《梦》（《新中华报》），通过夸张手法和幻想色彩的梦境，抒儿童之情，揭示抗战主题。

    接着，刘御又在《新中华报》《警钟季刊》上发表了许多儿童诗，如《小阿毛》《小公鸡》《小英雄》《小脚苦》《萤火虫》《我们也来写诗了》等。1939、1940年分别集成两书，取名《新歌谣》和《边区儿童的故事》，都由边区教育厅石印出版，以供小学生课外阅读之用，成为延安最早出版的儿童读物，其中“《新歌谣》是边区出版的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后来，他又以鸟兽虫木为题材写了不少儿歌，与孟溪合作在延安新华书店出版了《儿童歌谣1》《儿童歌谣2》。

    刘御与董纯才在给小学生编写课本的同时，还为他们办了个石印小报——《边区儿童》。该报是综合性的，发表了《边区儿童歌》《朱德童年的故事》《找牛的故事》《一个抗日小英雄》等作品，通过诗歌、小说、图画、故事、游戏等各种题材和形式帮助边区儿童学习各种知识和常识，关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动向，也是陕甘宁边区教育厅作为小学补充教材出版的。毛泽东为《边区儿童》创刊号（1938年6月16日）亲笔题词：“儿童们起来，学习做一个自由解放的中国国民，学习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自由解放的方法，把自己变成新时代的主人翁。”刘御回忆说：“参加办报，也曾是我工作的一

    部分……”“但是这个小报——老解放区的第一份儿童报纸——仅仅办理两期就在纸张不足的情况下，被迫停刊了！”

    边区小学教材编写特色

    小学语文与儿童文学分属两个不同学科领域，却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对小学语文而言，能否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儿童，编写出适合儿童需要、具有儿童文学特性的课本，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刘御就是一个善于从儿童角色出发、以童心编织小学教材的人。从1938年到1950年，他在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和西北行政大区教育部编写小学教材时，不仅创作了大量儿歌，并且很好地运用了儿童文学这个有利的武器，并使其成为解放区小学教材编写的开拓者。

    刘御早在北师大学习时，署名史巴克发表了《谈谈儿童文学与〈表〉及其他》（载《西南风》1935年6月10日第2期）、《语文论战之发端及其开展》（载《云南旅平学会季刊》1935年第4期），可谓其最早关于评论儿童文学和语文问题（从“中小学读经”到“文言文、白话文和建设大众语”）的文章。

    刘御的第一部教材是他初到陕甘宁边区时编写的《识字课本》（2册，冬学用，周扬校阅，陕甘宁边区教育厅教育所印行1938）。其内容主要是关于日常生活中一般知识，并突出了抗战主题；其形式包括诗歌、小调、书信、日记、传单、通知、挑战书和说理议论文等，并且课文后面附有练习题，偶有插图。从我们见到的《识字课本》第二册，共有355个生字（均有注音），课文有《一年四季》《阳历和阴历》《方向》《中国的地势河山》《海洋和陆地》《地球是圆的》《雨水回老家》《怎样战胜水灾和旱灾》《一去不回头》《盐》《生物和无生物》《生物都要吃东西》《假如世上没有水》《轮船》《车子》《中日关系》《飞机》《仪器吃不吃东西》《中日战争》《九一八事变》《机器变成了武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八一”宣言》《七七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野蛮侵略与正义》《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中国抗日战争是持久的》

    《一个八路军士兵的日记》《传单》《通知》《给前方战士的一封信》《一封挑战书》《救过公粮》《自卫军》《不识字》《小脚婆姨》《怨爹妈》等40多篇。其中，《小脚婆姨》是刘御自己的作品。

    1945年春天，刘御接受了重新编写陕甘宁边区初小国语课本的任务。为了把这项艰巨而光荣任务完成好，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其中之一，就是对过去那三部初小国语作了一次批判的研究”。在1938、1942、1944年三部初级小学国语课本的基础上，刘御独自编写了《初小国语》（6册，新华书店1946），并且接着又编写了《初小常识》（2册，新华书店1946）。其中，《初小国语》“为供给陕甘宁边区春季始业之三年制初小之用而编撰，共六册，前四册与常识合编。本书内容，以边区儿童今日之实际需要为主，并照顾其接受能力，故不强调抽象的知识体系……一、二册以韵文为主，以引起初学儿童之兴趣。三册以后则逐渐以普通文为主，以便儿童之摹仿与应用”。每一册前面都有“本册教学参考”，以供教师教学之用。1949年春，为了适应新解放区小学四二制（老解放区是三二制）之急需，刘御又编写了《初小国语》第七、八册，作为“临时课本”，由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审定使用。《初小常识》则供给陕甘宁边区三年制初小三年级使用，共二册，每册25课。该教材与《初小国语》，都多次修订再版，一直使用到新中国成立后，并改由西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审定，主要在西北地区小学中流行。

    《初小国语》和《初小常识》这两种课本是刘御早年教材编写的代表作，是陕甘宁边区小学流行的重要教材。与国统区和各大解放区的同类教材比较，其内容和形式具有时代性、区域性的特点，体现了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的有机结合，尤其在适应边区生活实际、切合儿童心理上下了很大功夫。课本编写不仅增添了较多儿童文学的成分，而且注重围绕一个主题、符合单元教学的要求；对于选取的脍炙人口、富有教育意义的名篇寓言，他也不是一选了之，而是按照儿歌的韵律作了一番深加工和大改造。可以说，该课本的最大特点是“尽量使用了儿童文学这个有利的武器”。比如，他编写的《初小国语》（8册，1946）第一册里，有一个单元是这样写的：

    第三十二课小弟弟说：我有六个指头。小妹妹说：我有八个指头。妈妈说：错了错了。一只手，五个手指。两只手，十个手指。

    第三十三课一个人，两只手。一只左，一只右。拿碗的，是左手。拿筷的，是右手。

    第三十四课左手和右手，两个好朋友。不论穿和吃，动手样样有。

    第三十五课我的手，会扫地。爸爸的手，会种地。姐姐的手，会洗衣。妈妈的手，会缝衣。

    第三十六课猪儿没有手，狗儿没有手。有手不动手，好比猪和狗。

    这一单元一共132个字，围绕“手”这个中心，讲到了手的主要功能、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以及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还讲到了左和右这两个方位概念以及五与十这两个常用数字的倍数关系。通过上述具体、形象和简洁的寓言，小孩子不但读起来朗朗上口，而且也不难理解其中有点抽象、艰深的内容，既解决语文学习的问题，也增加了常识知识（当时初小一二年级语文与常识合一）。不仅如此，

    在这个单元后的练习环节，又用学生已经学过的字词，编写了一篇相关的可读性强的阅读材料（多为散文），进一步温习生字、巩固认知、加深理解，也能够弥补韵文“不便于儿童之摹仿与应用这一缺点”。

    又如，《初小常识》“也曾努力使这部常识课本多一点文艺性。在实践工作中，我发现确有一个这样的公式：‘知识性+文艺性——知识的趣味性+学习的积极性’——我正是遵循这一公式来编写《初小常识》的”，“在多数课文里使用了文艺手段，就是为求得知识的趣味性和学习的积极性”。

    此外，配合小学教材编写和使用工作，刘御还撰写了一些研究文章，如《我对陕甘宁边区抗战期间三部初小国语课本的认识》（1945年，发表在《人民教育》1950年第6期）、《谈谈初小国语教科书中的劳动观点》（载教育资料丛刊社编：《小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新华书店1950年8月）等。

    新中国首本“语文”小学课本的编辑

    1951—1955年，刘御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担任语文组组长、小学语文编辑室主任，主持编写了五年一贯制的小学语文课本及其教学参考书。这是人教社第一部自编的通用小学语文教材，也是我国首次使用“语文”名称的小学语文课本，还引发了新中国第一场有关语文教材问题的论争。

    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教科书的一个过渡期或特殊期，当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国通用教科书，各地以大行政区为单位使用各自新华书店和其他书局出版的教科书。1950年12月，由教育部和出版总署联合成立的人民教育出版社，适应中央关于集中统一教科书的大政方针，成为实现教科书编辑、出版和发行规范化、专业化、统一化的“桥头堡”和重要基地。1951年8月，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编审室副主任的刘御作为特邀专家出席了全国第一次初等教育会议。这次会议提出从1952年起，五年内小学初、高两级六年学制改为五年一贯制，要求负责全国通用教材编写出版的人教社尽快完成新学制小学全套新课本的编写工作。教育部长马叙伦在会上指出：“我们的准备应该集中于各级学校师资的培养和各级各类教材的编印工作。”

    会议一结束，刘御就被组织安排到人教社担任语文组组长（1951年9月，前任为文史学家宋云彬）。与刘御前后调到人教社的，还有其曾在陕甘宁边区工作的同事辛安亭（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王微（中学语文编辑室主任）和霍得元（数学组负责人，组长由刘御在立达学园的数学老师、人教社副总编辑刘薰宇兼任），以及曾在晋察冀边区从事教材编审工作的柳湜（兼副社长、副总编辑）、刘松涛（人教社代管的《人民教育》杂志编辑部主任）等。他们这些人带来的是新老解放区的教育和教材工作的经验和做法，也是当时国家中小学教科书编写工作所急需的一个方面军。人教社领导负责中小学语文教材审订工作的是社长兼总编辑叶圣陶和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辛安亭，他们也都是小学语文教材的著名专家，其中一个是国统区的进步代表，一个是解放区的先进代表。

    语文组包括中小学语文教材编写出版，可谓人教社第一组，人员整齐，兵强马壮，汇聚了一批学有专长的名家，如朱文叔（副总编辑兼）、蔡超尘、王泗原、黎明（黎季纯）、张中行、周石华、姚韵漪、李光家、张传宗等。不久，语文组分成小学、中学两部，刘御改任小学语文编辑室主任，成员有朱文叔（副总编辑兼）、黎明、丁酉成、张翠英、周石华、王绮（1953年前后小语室又调来了陈伯吹、陆静山、霍懋征、文以战、刘永让、黄秀芬、钟华、张田若等，中语室则调来了张志公、张毕来、刘国正、余文、韩书田、孙功炎、洪心衡、吕冀平、钱琴珠、刘诗圣等）。其中对儿童文学颇有造诣的，除了刘御之外，还有叶圣陶、辛安亭、陈伯吹、陆静山、计志中等。

    刘御在人教社工作四年（1951—1955），带领小学语文编辑室编写了一套小学语文课本及其教学参考书，并配合这套教材，在《人民教育》《编辑工作》（人教社内刊）等报刊上发表了《对初中语文课本第一册思想内容的几点意见》《谈谈小学语文课本第一册的思想内容和教学要求》《介绍小学语文课本第一册形式方面的五个特点》《再谈小学语文课本第一册的思想内容和教学要求》《关于小学语文教材的几个问题——答吴研因先生对试用课本语文第一册的批评》《在改进小学语文教学座谈会上的发言》《少打官腔，多讲道理》《难道可以这样对待调查材料吗？》《从苏联小学语文课本的质和量看我们的小学语文课本》《“关于中小学教育的性质和目的”的学习总结》等文章。此外，还出版有诗集《小青蛙》（少年儿童出版社1955）、《延安短歌》（通俗读物出版社195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等。

    刘御在人教社，主要负责五年一贯制语文课本的编写工作，根据《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案）》，在过去人教版第一套小学语文课本（1950—1952，主要是改编）的基础上，编写了《小学课本语文》（三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这既是人教社第一次自编的通用小学语文教材，也是我国第一次使用“语文”名称的小学语文课本（最早使用“语文”名称的是宋云彬等编写、人教社1950年12月出版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其中，第一册40课，8个单元，编者署名“朱文叔、刘御”；第二册48课，8个单元，编者署名“丁酉成、朱文叔、张翠英、刘御”；第三册30课，6个单元，编者署名“人民教育出版社”；每个单元后面附有练习。作者都是人教社小学语文编辑，绘图者为王璛、任梦璋、傅乃琳、靳尚谊、杨之光、詹建俊、刘继卤、蔡亮、鲁少飞、权正环、丁井文、吴为、孙鸿绪、张同霞、江萤、刘菁蕙，以及人教社绘图室的李惠乔、陈圣西、蒋德舜、刘承汉、孙全洁等，都是国内有名的专业画家或教科书绘图者。此外，刘御还主持编写了《“小学课本语文”教学参考书》。教育部和出版总署在1952年秋季和1953年中小学教科书的决定中，将该课本及其教学参考书作为“小学部分”语文教科书的首选向全国推荐。

    其中第一册目次为开学、上学、同学、老师、好学生、放学（练习一），回家、讲故事、课本、国庆日、到北京去、红领巾（练习二），工人、农民、中国人民解放军、手、种瓜得瓜（练习三），秋天、公园里的花、马和牛、羊和狗、鸡（练习四），洗手洗脸、要上课了、值日生、这样坐、书和笔（练习五），扫树叶、拔萝卜、大葡萄（练习六），棉衣、爸爸回来了、不要吃得太多、换牙、新年、拜年（练习七），猫捉老鼠、听妈妈的话、大雪、东方红（练习八）。课文开始前有国旗和毛主席与少先队员在天安门城楼上合影的两张彩色照片。刘御借鉴陕甘宁边区教材编写经验，将《小学课本语文》每册全部课本分为若干单元（练习置于每个单元之后），并将几课划为一个单元进行编排的做法，与其他解放区的一些国语课本的编写思路都是一样的。但是，其第一册起始课文（第一单元）为“开学了”“我们上学”“学校里同学很多”“老师教我们。我们听老师的话”“我们天天学习。我们要做好学生”“放学了，我们回家。我们说‘老师，再见！’老师说‘再见！再见！’”，基本沿袭了他过去编写的《初小国语》的路数，既不同与其他解放区国语课本流行的人、手（左右手或一人两手）、指（五个指头或十个指头）和一二一、排队走的开头，也有别于国统区小学国语教科书流行的人、猫、狗、马，来、跳、跑、叫，一二三四、弟哥姐妹和手、走、来的开篇方式。

    小学五年一贯制改革推行以后，遇到了师资、教材准备不足等很多困难，于是政务院决定从1954起一律暂行停止推行，小学仍沿用四二制，即分初、高两级。因此，刘御等1951年开始编写的五年一贯制《小学课本语文》及其教学参考书，于1952年秋季开始使用，1954年停用，只出版了第一、二、三册。

    新中国第一场语文教材论争

    《小学课本语文》尽管其寿命不长，但影响不小，还引发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场关于语文教材问题的争论。这次争论从1953年开始，持续了两年。一方是以1952年小学语文课本主要编写者、出身于陕甘宁边区的刘御为代表，另一方是曾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学教材多年的教育部初等教育司（也称小学教育司）司长吴研因为代表，借助《人民教育》杂志为阵地而展开，史称“刘吴之争”。

    1953年初，教育部为了研究改进教材，曾发出调查提纲，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对小学语文课本的意见。6、7月间，教学指导司（司长张萃中）负责小语工作的陆静山、黄秀芬、刘永让等将各地几百封（来信434件，最后确定为494件）所提出的正反意见作了整理和统计。小学教育司司长吴研因以这些意见为基础，撰写了《各地区对小学试用课本语文第一册的批评建议》一文发表在《人民教育》杂志1953年11期上，批评刘御等编辑的试用小学语文课本第一册思想性不强、生字过多、内容较深、韵文较少、句子和文章都有些太长、不用手写体印刷等等缺点。1954年12月《人民教育》发表刘御的文章《关于小学语文教材的几个问题——答吴研因先生对试用课本语文第一册的批评》，不同意吴的批评，认为“吴先生在文章中曾不加分析地引用了一些调查材料。引用的标准是：合乎自己的看法的，即便是个别教师的意见也罗列无遗；不合乎自己的看法的，即使是‘有的地区’的反映也一笔带过。显然，用这样的方法绝不可能揭露事物的本质，绝不可能从萌芽状态中去认识新鲜事物，当然也不可能得出正确的论断”。1955年1月号《人民教育》又发表吴研因继续批评的文章《读“关于小学语文教材的几个问题”——我对小学语文教材的主张兼答刘御先生》。这本是关于小学语文编辑原则的争论，参加争论者也不只吴、刘二人。

    到1955年春，不少读者来信，对吴、刘最后的两篇文章提出意见，认为他们有的地方是无原则的意气之争，并希望《人民教育》作出结论，不应再把争论这样发展下去。同时刘御认为吴研因在《人民教育》1953年11月号发表的《各地区对小学试用课本语文第一册的批评建议》一文，使用各地来信的统计数字完全与事实不符，又写出《难道能这样对待调查材料吗》（后刊登于《人民教育》1957年第9期）一文，要求发表。为了弄清楚这一问题，教育部曾委托李之乾、鲍永瑞、张新民三人组织一个翻查组，把各地方来信及当时统计情况加以调查，写出一份报告，认为“吴文引用的统计材料是不全面的、不科学的，以多数意见来断定课本的优缺点也不见得是完全正确的。但刘御如因此而拒绝批评、不考虑批评意见，也是不正确的”。可以说是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了事。后来，教育部机构改革撤销教学指导司，涉及此事的几个人张萃中、陆静山、黄秀芬、刘永让以及李之乾、鲍永瑞、张新民都调到了人教社，或担任或兼任社领导，或专门从事语文教材编辑工作。

    “刘吴之争”之后，刘御因身体一直不大好主动要求离京，于1955年6月被调往家乡云南工作，担任昆明师范学院（现云南师范大学）副院长、党委书记，中国作家协会云南分会党组书记、副主席等。他与小学教材的关系则逐渐疏远，将创作精力主要用于儿童文学上，撰写和发表作品50余篇，整理出版旧作多部，如《绿鹦鹉》《红山茶》（云南人民出版社1964）等。文革期间，刘御因属薄一波“六十一人案件”之一员而长居底层，因此写了不少年的申诉书，1979年才得以平反恢复名誉。改革开放以后，刘御先后担任云南教育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云南省文联副主席、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等职。其间，又焕发了儿童文学创作的热情，先后出版《鸟兽草木儿歌一百首》（新蕾出版社1985）、《要吃果果把树栽》（未来出版社1991）等。1988年，刘御在昆明因病去世，终年76岁。

    （本文作者为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辑、课程教材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