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父亲抄书稿

    编者按：本文为钱穆先生次子钱行先生，因最近编辑出版母亲的《张一贯致钱穆家书》，而回忆自己参与《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出版的一段往事。并由这段往事而引出另一段更为久远的往事——钱穆先生写作《读史随箚》的故事。今编发此文以飨读者，借以重温宾四先生的名句：“尘世无常，性命终将老去；天道好还，人文幸得绵延。”

    这事开始在几十年前。1941年，我们弟兄三个，还都在上小学，两个妹妹，都还没有到上学年龄。我们随祖母、母亲住苏州。父亲在四川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职。

    那年寒假，过年，祖母大人于年初五那天，病逝于苏州耦园家中。小时候的事，只记得爸爸是没有回苏，丧事等等都是母亲请亲戚帮忙办的。直到几十年以后，才知道当时父亲因为祖母去世，未能在家也未能回来，哀恸之余，把原用的“未学斋”斋名改为“思亲强学室”，还写了一篇《思亲强学室读书记序言》发在杂志上。

    说到“未学斋”这个斋名，本来源自《论语》里“贤贤易色”这一章，说一个人能孝父母，能忠于事业，对朋友言而有信，这样的话，他虽然说未学，我也要说他是已学的了。因为自感“自惭未能事父，而事母亦未能尽力”，所以署了一个“未学斋”名号用以自勉；现在母亲也不在了，想要用孝父母来补足未学的缺陷也不可能了。只有“勉力强于学，虽不足以报深恩于万一，亦姑以寄孤儿荼蘖之心”，从今以后，就把未学斋改为思亲强学之室。（《责善半月刊》民国三十年四月）这是一篇序言，一本书的序言，而书内容，则有待日后读书有得，一篇篇写出来积起来了。

    从这个1941年三或四月 以后，父亲是思亲强学，写过不少文章，出了好多书，可是《思亲强学室读书记》这本书，始终没有完成，没有出版，只有《思亲强学室读书记序言》因已在刊物发表，一直存在图书馆里和人们的记忆里。后来父亲和继母在台北素书楼，也谈起过这书，说还是要编好出版的，而且改了书名，定为《读史随箚》，还拟定了部分目录，可是以后又写了不少文章，出过好几部书，这本书还是没有完成。

    三十年前，1990年，父亲在台北杭州南路家中安详地逝去，享年96岁。1992年1月，继母和几位素书楼弟子护送父亲灵骨，归葬大陆太湖西山岛。继母对我说，台北许多人正忙着整理编辑出版《钱宾四先生全集》，你正好从学校退休了，也来参加这事吧。我接到的第一个工作就是，为父亲抄书稿，就是这个书名定为《读史随箚》原名为《思亲强学室读书记》的书稿，都是父亲1941年起那几年陆续读书、陆续写下的文字。这些文稿不是写在人们习见的方格稿纸上，而是写在一张张大小不一、纸质不同、一面已经写过字的纸的背面的，且即使是在同一纸上同一篇文字，也会有不同颜色、不同大小的几段或是几次修改的痕迹。我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把这些纸上的文章，过录到常用的方格稿纸上，然后加上标点符号，有史书上的引文，则还需一一查对原书原文，以防错漏。那些写在字纸背面的文稿，按页数计算，大概有一百张左右，每张纸上字数有多有少，最后抄下来有几十篇文章吧。

    这《读史随箚》，当然都是关于历史的事，而我原来在中学是教数学的，再者几十年来读的写的都是简体字，现在要看、要抄录的都是正体字（繁体字），所以说，虽然就是抄写，其中困难也是不少不小的。总算完成，交稿，后续工作就都到台北，那边的教授先生们（多是素书楼父亲的弟子和他们的学生）接手最后成书。在全集中，《读史随箚》和《中国史学发微》二书合成一册，编为《全集》的第三十二册。《读史随箚》连同出版说明和目录，全部共181页。这181页文字，除了我从底稿抄下的以外，还包括以前已在刊物上发表过的和编书时写的“出版说明”在内。这在出版说明中也都讲了。序言是当年写了发表的，以后就在这刊物上（《责善半月刊》）发表过好几篇文末注明《思亲强学室读书记》的文章，还有几篇是同时期写的发在其他报刊上的同类文章。除序言外，全书共收三十五篇文章。那么，经过我手抄的文字，只是这其中一部分而已，但是在书前的出版说明中写到：“本书各篇，多就原稿整理，其有限发表于杂志期刊者，皆注明于各篇篇后，整理工作虽力求慎重，然疏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不吝指正。本书由钱行先生负责整理。”这最后一句，我知道，其实我真正负责的只是抄写、标点和部分引文的查对而已，其他许多进一步寻找佚文、整理编辑成书的工作，都是在台北诸位老师做的了。例如我从底稿抄的一篇《王通》，约有七页篇幅，后来在台湾，即发现《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二册）中《读王通中论》一篇开头的部分就是这七页文字，然后下面又续写许多成文，于是这七页“王通”就不再收入这《随劄》了。

    后来，在整个全集之中，我还“负责整理”了一种《理学六家诗钞》。这是有以前出版过的成书，不需我抄写，我只做了加上书名号、私名号和部分查对原诗的事，其他许多工作也是在台北完成，包括写“出版说明”在内，也写成我负责整理的了。“出版说明”说了，错误疏漏难免，现在我翻检这《随劄》，还发现一处疏漏。书中“东汉人之养生率性论”和“蜀中道教先声”二则，其实当年是同在民国三十年十一月《责善半月刊》发表的，现在书中在这两篇的文末，都注明了初刊时间，但是一处写《责善半月刊》二卷十六期，另一处写《责善半月刊》二卷六期，后者错了。同期共刊三则，现在都在书中，可考。

    二十多年前，我抄写父亲的这些遗稿，后来收入联经版的《钱宾四先生全集》；与此同时，当时我们兄妹四人发现，其实也不是我们自己发现，而是继母大人告知的，这部书稿写在写过字的纸背面，这些纸的另一面，即原来的正面，是谁写的什么内容呢？ ——竟然是当年妈妈从苏州写给爸爸的家书！ 还有少量的是我们三兄弟和妹妹写给父亲的信，还有那时和我们住在一起的姨妈写的信等等。那时我抄爸爸的文稿，我妹就去复印妈妈的信；我抄下来就是一篇篇文章，只有极少数是未完稿。而妹妹她复印所得，总共有分属九十多通书信的内容，有完整的信，有只存一半的，还有去头无尾的等等，她的整理工作比我费事多了。我妹是1940年10月出生的，90年代是五十多岁，没想到的是，她竟发现两通小姨和妈妈写的报告她出生情形和小时候事情的信。小姨的那信是出生喜报，从医院直接写的，说母女平安，小小妹健康，七磅多一点。妈妈则是出院回家过几天后写的，她写的女儿出生重量则是五磅，怀胎八月早产。二信有异！ 五十多年后分析，小姨写的喜报有水分，是怕姐夫担心，想让姐夫高兴一点吧。不知当年爸爸有没有发现她这好心！ 这些零信断简，经妹妹她整理按年排序后，又复印多份并另外录成文本，兄弟姐妹几家分别珍藏于家。原件书稿书信，仍都送回台北素书楼文教基金会收藏。

    1941年那次父亲从苏州辞别家人回四川的情形，几十年后，他写的《八十忆双亲》中有记载，说祖母带着我们兄弟几个送他到大门口，“余见先母步履颜色、意气谈吐，不虑有他”。却不料翌年新年初五，先祖母就辞世了，终年76岁。“自先母之卒至今又逾三十三年以上……八十年来非先母之精神护恃，又何得有今日”。父亲说八十年来受祖母精神护恃，其后面三十三年祖母已经不在，这精神护恃，自然主要是靠父亲自己的思亲强学了。直到前几年，2013年继母大人辞世归葬大陆时，台北亲友携来送回子女孙辈的素书楼家庭遗物中，意外地见有镶在镜框中的祖母大人遗像一幅，据称是从素书楼搬到杭州南路家中，父亲逝世后仍旧挂在家里的。现在杭州南路房子也卖了，这遗容又回到了苏州。推想当年1940年父亲离开苏州时，带在身边的应是一张小照片，后来不知在何时何地制成这幅遗容，一直跟随着他，一直精神护恃着他。祖母大人对父辈的精神护恃，还将在我们兄妹身上继续，并且将凭借父亲的回忆文字《思亲强学读书记序》以及这本《张一贯致钱穆家书》等等，而延及钱家以下几代的晚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