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学的第四次“结集”

    由赵光勇、袁仲一、吕培成、徐卫民四位先生主编、数十位学者倾注多年心血完成的《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于近日推出。这套皇皇大作的出版，必定对推进“《史记》学”的发展、对拓展《史记》研究空间产生巨大影响，发挥重要作用。

    有幸先睹为快，兹将初读的感悟，略述如下。

    一、体例的“集成”与“创新”

    “《史记》学”在我国的学术史上有独具特色的发展历程。其中的一个特点就是：每隔若干年，就会有汇总诸家研究成果的“集成”之作出现，从而将某个历史阶段的研究精华“凝练”和“结集”到一起，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便利。

    “《史记》学”的第一次“结集”，以著名的“三家注”为其标志。《史记》现存的早期注本，是南朝刘宋时期裴骃的《史记集解》，其次有唐朝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三书原本单行于世，自北宋时被散列于《史记》各篇之下，合称为“《史记》三家注”。这套早期《史记》注释结集之作的“三家注”，致力于相关史事的考订和补正，对《史记》的宗旨、体例等问题，也有探讨，对《史记》的整理与传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史记》学”的第二次“结集”，出现在清代乾嘉年间。以梁玉绳的《史记志疑》（现有中华书局1981年版）影响最大。此书共36卷，是梁玉绳历时20年、五易其稿完成的心血结晶。它对于《史记》研究，不仅在文字上有探本溯源、匡谬正疵之功，而且在探讨史事真相、发掘史学价值方面均有建树。《史记志疑》被认定为乾嘉史学的代表作之一。以考据学而著名的钱大昕推崇它可以与“三家注”并列为四家。此书所归纳的《史记》编写“通例”，得到了学林的高度认可；特别是以史料批判的精神而做“志疑”之说，粱玉绳综合运用多种资料对《史记》的相关记事做出分析，对习见之说提出自己的不同判断，尤其

    令人敬重其见识卓越；粱玉绳对“三家注”等前人研究《史记》得失所做的讨论，在对比、鉴别的基础上，多有推陈出新的实效。所以，《史记志疑》虽然是粱玉绳的个人之作，但是从本书的内容而言，却无愧于“研究集成”的美誉。

    “《史记》学”的第三次“结集”出现在日本。日本学者泷川资言（1865—1946）编撰的《史记会注考证》一书，于1934年在东京出版，被日本学界视为奇宝。此书传入中国之后，反响评价不一。鲁实先教授于1940年出版了《史记会注考证驳议》，对该书做了严峻批判。日本学者水泽利忠于1957年推出《史记会注考证校补》，针对鲁实先的指责，一一加以补正，纠正泷川资言的讹误，补出引用文献的出处，并增补了部分资料，使得《考证》的体例趋于完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把泷川资言的《考证》、水泽利忠的《考证》汇于一编，很便于读者使用。中国学术界对《考证》的学术价值，有不同层面的肯定与判断。陈直先生曾经说：“泷川《考证》一书，其体例以日本官私所藏各旧写本，钩稽异同作校字。又用日人及我国注释史记者，汇合贯串作考证。在校字方面，将删佚之《正义》，全数补入，在考证方面，采摭众家，搜罗宏富，是其所长也。”（陈直：《史记新证·前言》）

    时光不居，学术日新。《史记》研究在最近几十年间经历了新的发展，带有时代特色的成果不断涌现，堪称蔚为大观。再次“结集”《史记》新旧研究成果以承上启下、开拓来路，成为学术发展的要求。就此而言，“《史记》学”的第四次“结集”之作，应该出现了——这就是《史记研究集成》应该具备的历史定位。也是我拜读《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部分内容之后的感悟。

    如果统计《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所收录的的研究著作总数，必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编纂者的意图是将古今中外研究成果

    的精华汇入一书。海量的汇总与收录，意味着编纂者付出了更多的搜集与涉猎功夫，也是此书具备“研究集成”性质的坚实基础。广采学术精华，又以设计合理的框架统摄，使得此书具备了便利于读者的实用价值。

    此书的编写体例安排，可谓匠心独运，在“继承”的基础之上，颇见“创新”。在每篇《本纪》正文之前，首列【题解】，收录古今学人的“点题”总论，可以使读者了解历代学者分析司马迁设置这篇本纪的用心之所在。罗列不避繁复，务在不遗要义。以《五帝本纪》为例，【题记】就收录了始于东汉应劭、止于今人陈蒲清共计26位学者的论断。进入《史记》正文之后，每个“问题点”之所在，分别列出【汇校】【汇注】【汇评】三个部分，对疑难问题分门别类地加以处理，所列注释和评点，无一不是精选之文。特别是其中的【汇注】，诚如《凡例》所言，“所有部分，皆不惮其繁，一一罗列各家之言”，极为便利读者。在正文结束之后，又有《研究综述》和《引用文献及资料》两个部分，各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由以上所述几个部分构成的全书体例，立足于为读者提供尽可能完备的学术信息，提供最有效的使用便利，可谓周备精当。

    二、内容的“兼容”与“开拓”

    所谓内容的“兼容”，主要体现在对不同学术观点的兼采与包容。试举两例为证。一是《五帝本纪》中涉及的上古“圣王”的历史真实性问题，一直是见仁见智的问题，聚讼纷纭，难有定说。对此，编纂者不强加裁断，而是在【汇注】和【汇评】中注意兼采各家的不同观点。既采用顾颉刚等“古史辨派”人物的质疑性论断，也保留有针对性的驳论。司马迁在《五帝本纪》篇末的“赞”中“传疑”而不做明确论断的态度，古代学者也有精到的议论，编纂者也将之收录其中。锺惺曰：“《五帝本纪·赞》不作一了语，其一段传疑不敢自信之意，往往于运笔虚活承转处见之。字字是若存若亡光景，使人读未终而先得之，其引证原委又似历历有据，正其不敢自信处。盖多闻而后能阙疑，多见而后能阙殆也。‘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

    作史之本；‘择其言尤雅者’是作史之法。一部《史记》，要领尽此矣。”（第492页）真正善于独立思考的读者，阅此数语，就该顿悟研读《史记》、钻研古史必须有通达的学识和眼光，不可过于拘泥。

    第二个例子是《秦始皇本纪》中对秦始皇的评价问题。针对“焚书坑儒”之事，既保留了傅玄严词批评之说：“秦始皇之无道，岂不甚哉，视杀人如杀狗彘。狗彘，仁人用之犹有节，始皇之杀人，触情而已。其不以道如是，而李斯又深刑峻罚，随其指而妄杀人。秦不二世而灭，李斯无遗类。以不道遇人，人亦以不道报之。”也保留了李贽的独特之论：“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是圣是魔，未可轻议。”（俱见第203页）编纂者又以《编者按》的形式，发表对此重大问题的看法：“以思想言论罪列于刑罚，著之法律，这应该说是始皇帝的一大发明……始皇帝将妄言、挟书、诽谤、偶语列入法律，且处以族、弃市等重刑，是极为突出的。”

    《集成》内容的“开拓”，亦所在多有，主要体现在《研究综述》部分。我们不妨以《吕太后本纪》的《研究综述》为例，来体悟编纂者“开拓”学术发展之路的追求。全文分为“概说”“本传的主题是什么”“司马迁为什么给吕太后立本纪”“如何评价诛灭诸吕？”“本篇的艺术手法”“研究新角度”“从《汉书》看《史记》”和“结论”等八个问题。或许其中出现的个别看法还有从容讨论的余地，但是这篇文章确实涵盖了吕太后研究的方方面面。作者提出的如下结论，我是很赞同的：“吕后去世后，围绕着权力中心所展开的斗争，是《吕太后本纪》描述的重心。诛杀诸吕是一场严酷的政治斗争，风云波谲曲折，其文字之张弛有道，人物个性描述之精彩，堪称千古奇文……此本纪成为绝妙好文，读之令人难忘。”（第186页）我今年刚刚出版了一本小书《西汉朝廷“大洗牌”——汉文帝入继大统前后的政治博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许多史料来源于《吕太后本纪》，我对其中一些问题的思考，也和《研究综述》作者有相通之处，由此也就更能体悟作者用力之勤和探求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