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中少：长长短短十二年（二）

    编者按：编者见证了李学谦就任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12年的历程。之所以称李学谦为“出版家”，不仅仅因为他将文化理想与出版务实平行兼容，从而实现在出版领域的成就——卸任之际的2018年，中少达到15亿销售总码洋，任期内实现了一年一个亿码洋的攀升，其中原创选题90%以上，还有还未完全展开的数字出版和阅读服务双翼；更因为他的胸襟、气度和战略眼光。

    初到出版界，他坦承自己是“出版学徒”，放低姿态学习和接纳；在他担任中国版协少读工委主任的五年间，“美美与共”，他推动中国的少儿出版不断融入世界主流出版圈，更在每个关键阶段以重要思想和言论，助推中国少儿出版发展与攀升。如号召中国少儿出版从“卖产品”到“卖产权”；2011年，就提出了中国少儿出版的发展三部曲，即从传统出版商，到“少儿传媒集团和少儿阅读服务供应商”的跃升，并在内容运营的基础上，升级为“少儿文化产业集团”；审慎观察中国少儿出版的发展模式，意识到粗放式的规模增长不可持续，要素投入、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负面效应高企，2014年，李学谦提出少儿出版的“提质增效”路，2016年，提出“少儿出版供给侧结构改革”，并成为少儿出版界的共识。

    卸任之后，李学谦从搜寻和阅读历史文献开始，决心要把现代少儿出版萌芽、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搞清楚，用几年时间，从根本上回答“为什么会有少儿出版”“少儿出版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少儿出版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等核心问题，出版几本专著，做扎扎实实的少儿出版发展的学术研究。

    《我和中少：长长短短 十二年》是本报向李学谦特约的独家文章。在学术研究之余，更以中少总社12年的发展为个案，李学谦在该文中坦露了自己对少儿出版的整体认知，复原了自己掌舵中少期间、关键发展事件的来龙去脉，更有12年出版生涯的心路历程和出版体悟，相信会对出版从业者有所裨益。文章分三期推出。

    积小胜为大胜

    我上任的时候，中少总社有5种报纸、11种期刊，每年出版新书500种左右，类别有思想品德、文学、科普、历史、教育、低幼、动漫等。我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像在当报纸总编辑时一样，把主要精力放在版面上。到中少总社后，在内容管理上，我更多的是注重把握好导向。首先明确底线，《出版管理条例》明确禁止的，碰都不要碰，擦边球都不要打；其次是把好定位，各个报刊、每本书，都应当有各自明确的读者定位，最好能用一句话描述出来自己的读者是什么人；第三，结合实际做好配合党、团、少先队工作大局的宣传；第四，注重流程管理，尤其注重选题论证和审读。至于具体内容，我相信主编比我更了解读者和作者，专业知识比我更丰富，业务能力比我更强，因而比我更有发言权。再说，我如果事必躬亲，什么事情都一竿子插到底，事无巨细都要我拍板了才能干，那我能力和精力的边界就是中少总社发展的边界了。

    我认为，一把手最好只做必须由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能做，别人也能做的事情，最好让别人去做；必须做，但别人能做得比自己更好的事情，也尽量让别人做。要想把事情做好，把队伍带好，一把手不能贪功，更不能诿过。我所说的必须由一把手亲自做的事情，制度规定和上级要求的当然包括在内，但更多的是指一把手主动发现、主动解决的事关全局的大事。

    不同单位有不同的必须由一把手亲自做的事情，同一个单位在不同阶段必须由一把手做的事情也不一样。我到中少总社后经过几个月的调研和思考，感到在生产、经营、管理、机制、体制以及观念转变方面要做的事情很多，但不能一下子都做起来，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愿意跟着干。更何况，任何对现状的改变都会或多或少地触动既有的利益关系，我如果四面出击，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四面楚歌。“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中少总社当然不能与治国相比，但一样需要有敬畏之心，一样需要小心翼翼。既然全面推进总社改革的时机还不成熟，我就选择重点突破，每年干一两件牵动全局的大事，积小胜为大胜。

    突破口

    从哪里入手呢？ 我选择了图书出版作为第一个突破口。之所以选择图书出版，首先是少儿图书出版的行业地位明显高于少儿报纸和期刊。2006年少儿图书在图书整体零售市场上的份额占9.57%；除34家专业少儿出版社外，还有三四百家出版社参与少儿图书出版。无论是在整体市场上所占比重还是少儿图书市场参与度，少儿图书都远高于少儿报纸和期刊。图书的各种奖项、推荐活动也远比报纸、期刊多，足见主管部门和社会各界对图书出版的重视。作为我国唯一一家“国字头”的少儿出版社，中少总社图书出版上不去，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扛不起“国家队”的牌子，更愧对过去的历史。

    选择图书出版作为突破口的第二个理由是，图书出版在总社整体经营中举足轻重。我过去没有接触过图书出版，到中少总社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发现图书出版一是投入大，生产成本占总社生产总成本的50%以上；二是风险大。报刊是先征订，回款后再按订数印制、发行，而图书是出版社先垫资出版，按预测的销量印制、发行，再按约定账期与经销商结账，不仅回款周期长，而且呆坏账时有发生；三是品种多。每年新书几百种，动销品种数以千计，宣传推广顾此失彼，不少品种自生自灭。我感到，图书出版上不去，想要使总社经济效益从根本上得到改善，是不可能的。

    认识趋向一致后，图书中心很快在分管社领导的带领下酝酿改革方案。要改变图书生产的现状，就必须转变图书经营机制，使图书经营转到以需求为方向、以市场为目标的轨道上来。

    从2007年5月开始，图书中心开始推行经营机制的转变。与以往的局部调整不同，图书中心的这次改革着眼于经营机制的转变，从发行体制改革入手，继而对图书产品结构进行调整，并根据调整后的图书产品结构，对编辑部进行了重组。编辑部重组后，由8个变为3个。通过改革，图书中心形成了内部市场化的运营机制，即编辑部和市场部形成了两个既相互依存、又各自具有不同利益的模拟市场主体。编辑部成为“出版商”，市场部成为“发行商”，市场部以一定的折扣认购编辑部出版的图书，然后进行销售。未经市场部认购的选题，不能立项。这些现在看来是很平常的做法，对当时的图书中心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的改革。在此之前，图书中心对编辑部的考核主要看入库码洋，编辑只管出书，不关心发行，编辑工作与发行工作相互脱节。

    图书经营机制的转变，使图书中心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时我和图书中心都在东四十二条原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办公楼里上班。我发现，傍晚后图书中心亮灯的办公室多了，加班的人多了。这说明，改革激发了图书中心的活力，中少总社图书出版业务正在重振旗鼓。

    2007年总社财务决算显示，图书经营状况有较大改善：发货码洋同比增加近4000万元，增长40%；回款同比增加1300万元，增长40%，创历史新高；退货率下降，销售折扣有所提高；全年实现销售利润300多万元，同比增长20%以上。

    《中国少年报》改版

    我选择的第二个突破口是《中国少年报》改版。前面说过，《中国少年报》曾是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报纸，陪伴了几代少年儿童的成长。但我到中少总社上任后看到的《中国少年报》已经是风光不再了。第一次看到《中国少年报》时，我几乎愣了：新闻纸印刷的四开小报，一共只有八个版；纸张有些发黑，印刷质量也不好，彩色印刷的照片，颜色不正，黄不像黄，绿不像绿。我不禁想，孩子阅读是从读图开始的，他们首先被色彩、图片所吸引，然后再关注文字和内容。现在，成人都进入了“读图时代”，可眼前这张报纸，色彩不好看，印刷质量不高，孩子们能喜欢吗？ 凝视着摊开在办公桌上的报纸，我有些唏嘘。

    分管新闻中心的社领导是《中国少年报》的老人。我对她谈了我第一次看到这份报纸时的感受。她说：我们也觉得不好看，也想改版，但是没钱啊。她说的是实话，改版需要调研、设计栏目和版式、出样报、征求读者和经销商的意见，都需要用钱。《中国少年报》编辑部在当年成本中列支改版所需经费，同时还要完成社里下达的利润指标，的确有困难。

    我记住了这位社领导的话，打算把《中国少年报》改版也作为改变中少总社经营状况的一个突破口。《中国少年报》是全国少先队队报，不是一般的报纸、一般的期刊，更不能等同于一本普通的图书，而是中少总社作为团中央直属单位必须承担的一份政治责任，是一份“不办不行”的旗帜性报纸。因此，我对《中国少年报》的态度是八个字：“不办不行，不改不行。”

    从哪里改起呢？《中国少年报》风光不再，原因是多方面的。原中国少年报社的一位老社长经历了报纸的鼎盛时期，我前去拜访时，她对我说了这样一番话，《中国少年报》过去发行量之所以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全国少工委的文件一出来，别的报纸不登，《中国少年报》登，报纸比文件发得快，全国的少先队辅导员能从《中国少年报》先了解到全国少工委的精神，所以大家都愿意订。她这番话不是对过去《中国少年报》办报经验的全面总结，但是讲了一个很深刻的道理：办好《中国少年报》，必须坚持全国性队报的定位，为少先队组织和少先队员服务好。但问题是，现在团中央、全国少工委的信息传播手段早就现代化了，《中国少年报》是周报，靠它来传达文件精神，黄花菜早凉了。那么，怎样在新的条件下发挥好《中国少年报》全国性队报的作用？ 这只是当时《中国少年报》面临的一个问题，还有如何发展新媒体、如何抓好包括通讯员队伍在内的办报队伍建设等许多别的问题。我反复斟酌，感到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少年报》的发展问题，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但是也不能等，必须先改起来，不改变《中国少年报》的现状，听任其颓势继续发展下去，恐怕将来连改的机会都没有了。而改版，通过改变《中国少年报》的形态来增强其对孩子的吸引力，是相对容易形成共识、相对容易推动的改革举措。

    对于报纸来说，改版是经常的事，过一段时间，就需要对版面结构进行调整，以适应读者阅读需求的变化。我在《中国青年报》工作的6年中，报纸就进行了两次较大的改版。但《中国少年报》这次改版，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报纸形态，由未经装订的散页报纸改成类似于期刊的“本儿报”，开本由四开改为八开，用纸由新闻纸改为胶版纸，印刷由黑白改为全彩色，定价也要做相应的调整。

    改成“本儿报”，是由《中国少年报》编辑部提出来的。他们告诉我，不少读者反映，报纸要展开来才能看，孩子的课桌又小，读起来很不方便；还有不少发行人员和老师抱怨，报纸与期刊比起来，投递、分发费时费工，还时有漏页、错页的事情发生。我问了一些发行人员，他们与编辑部的意见是一致的。为了更全面地了解读者意见，我们委托媒介市场研究机构央视索福瑞对报纸形态进行专项调查。他们发放了几千份问卷，调查对象涉及孩子、教师、家长和发行人员，最终的结论是绝大多数被调查对象赞成改为“本儿报”。

    2007年1月22日，新闻中心召开《中国少年报》改版动员会，我在会上做了动员讲话，在强调《中国少年报》“不办不行，不改不行”的同时，提出了改版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关于改版的指导思想，我强调，第一，不能把单纯的“利益最大化”当作目的。第二，不能不考虑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市场已经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基础性作用这样一个条件，必须要把报纸办成具有特殊属性的商品。

    关于改版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我强调，《中国少年报》作为少先队队报的性质、定位不能变；突出《中国少年报》“成长第一报”“为孩子说话，让孩子说话，说孩子话”等品牌特色，激活知心姐姐、小虎子、小灵通、动脑筋爷爷四个品牌形象；着眼于遵循少年儿童的成长需求，勇于创新，创设出新的版面、栏目、形象，新的表达方式，新的报纸形态；以产品创新为龙头，整体推进《中国少年报》的发展，内容、活动、发行和自身建设四个轮子一起转起来。

    此后大半年的时间里，《中国少年报》的同事们在保障报纸正常出版的同时，做了大量的改版工作，发放了2000多份问卷，召开了大量的座谈会，走访了大量读者、经销商、家长和教师；编辑出版了2期根据改版方案设计的样报，并根据主管部门、读者、经销商反馈的意见进行调整完善。

    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对《中国少年报》改版全力支持。2008年7月的一天，分管总社的团中央领导召集全国少工委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开会，听取了中少总社关于改版工作的汇报，并审看了样报，通过了我们的改版方案。团中央办公厅还拨出100万元专款，支持《中国少年报》改版。

    改版之后的《中国少年报》为8开16版，胶版纸全彩印刷，全年订价由39元提高到72元，发行量同比基本持平，但码洋上升约70%。改版取得了成功，也为《中国少年报》进一步的改革赢得了时间。

    “卖书就是卖版权”

    我是空降到中少总社当社长的，在此之前，从未接触过出版工作。尽管此前已经被空降过一次，没当过一天编辑、记者，直接到《中国青年报》当了总编辑，但这次不一样。空降到中青报是当总编辑、党组副书记，是二把手，前面还有老社长引路、把关，直到5年后，我才成为一把手。这次空降是当一把手，党组书记、社长、总编辑集于一身，没有人为我引路、把关了，一切靠自己。

    总社是个业务单位，在业务单位当一把手，免不了要和业务打交道。刚到总社时，我被“码洋”“入库码洋”“发货码洋”“销售码洋”“校网”等一连串的出版专有名词弄得晕头晕脑。来请示汇报工作的部下们完全忽略了我是门外汉这一点，按照他们的习惯和思维方式，把我闻所未闻的词儿一连串地甩给我。他们大概理所当然地认为：你是社长，你就该明白这些事儿；你不仅要明白这些事儿，你还得为怎么办这些事儿拿主意。我明白了：在这里，没有人会等我学会了当社长之后才把我当成社长，我必须尽快熟悉出版业务。

    于是，刚上任的几个月里，我白天找人谈话、看材料、处理日常事务，晚上恶补出版知识，看了不少出版概论、编辑学、出版史一类的书。但对出版我还是似懂非懂，不能把书上讲的出版与我当中少总社社长的实际联系起来。直到有一个周末，我读到了兰登书屋的创始人贝内特写的《我与兰登书屋》，才有了顿悟一般的感觉。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兰登书屋的可供书目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今后二十年内哪怕关门大吉，赚到的钱要比现在还多，就像在人行道上弯腰捡金子一样容易。”这是贝内特在他退休后对兰登书屋成就的一个总结和概括。他讲的“可供书目”，是指兰登书屋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目录；他讲“关门大吉赚到的钱要比现在还多”，是指兰登书屋哪怕不再出版实体书，仅靠专有出版权授权（即“卖版权”）就可以赚大钱。读到这里，我仿佛被电击了一般，感到眼前的窗户纸一下子被捅破了：什么是出版？ 出版就是版权的积累 ！ 做出版就要像兰登书屋那样，拥有强大的可供书目。怎样才能拥有强大的可供书目呢？ 显然不能靠出公共版权图书，因为公共版权图书谁都可以出；也不能靠引进版权，因为版权是外国人的，可以给你，也可以给别的出版社。或者，这次给你，过几年再给别的出版社。想要拥有强大的可供书目，就必须有对内容产品持续的独立发现和制作，也就是要做强原创出版。再说，出版公共版权图书、从国外引进版权，也可以算是出版，但那最多是加工而不是制造。一个有强大生命力的出版社，不能只有加工能力而没有制造能力。

    2007年的博洛尼亚之行，进一步坚定了我的想法。接手中少总社时，老社长对我说，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一定要去看一看，看了这个书展，就会明白什么是少儿出版了。我记住了这句话，决定尽早去看看这个书展。2007年初春，我如愿以偿地来到了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走进展场，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个接一个上万平米的大展馆，一个挨一个来自各个国家出版社的展位，摩肩擦踵、川流不息各种肤色的人群，色彩缤纷、形态各异、用各种文字印刷的儿童图书，在这里可以看到全世界的童书和童书出版商。最让我开眼的是设在25号馆、26号馆的学乐集团、麦克米伦、兰登书屋、DK等欧美强社的展位。里面最占地方的不是图书，而是一张张用来洽谈的小桌子，小桌旁永远坐满了前来洽谈版权的人。我问懂外语的同事能不能去跟他们聊聊？ 同事很没有信心地说：跟他们谈都得提前几天预约，现在约不知道约不约得上。我也只好作罢。

    一个一个展馆转下来，我对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有了一个大致的印象：这是一个国际版权贸易平台，也是各国出版人走向国际市场的重要通道。而在这个平台和通道上，不同国家的出版人扮演者不同的角色。对于中国出版人来说，角色的基本定位是顾客，他们到这里来的唯一目的是买版权，标准形象是拖着沉重的拉杆箱穿梭在欧美强社的展台中，拉杆箱里装满了搜罗来的样书或资料。欧美甚至是日韩的出版人则扮演商家的角色，他们喝着咖啡或者香槟酒，气定神闲地等待着一批又一批的顾客上门谈生意。我生出了一种强烈的感觉：中国少儿出版与世界出版强国的少儿出版相比，一个显而易见的差别是，他们在卖产权，我们卖的只是产品。这就决定了在世界出版生态链中，我们还处在比较低端的位置上。我下了决心：中少总社绝不能只会加工不会制造，一定要把原创出版做起来。

    从原创图书抓起

    但是，拍胸脯容易动手难。我征求一些骨干编辑对做原创出版的意见，一开始得到的回答几乎是一致的：社长，您的想法好是好，就是太理想化了。

    没办法，我只好先看看总社以前出版的原创图书中，还有没有可以再版的。我找来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图书的目录，一条条检阅，感觉还不错的，就从总社样书库中借出来看。但这样的书不多。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虽然是个老牌出版社，但“文革”以前出版的书，大多难免有当年的时代烙印，现在时过境迁，再版怕是不会有什么读者了；像《宝葫芦的秘密》《小兵张嘎》《小布头奇遇记》这些当代儿童文学经典，也花落别人家，我们没有版权了。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一个朋友提到林汉达的《中国历史故事》才心中一动，急忙从样本库借出来。

    林汉达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家、语言学家，曾担任过教育部副部长。《中国历史故事集》是1960年他应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之约写的。这套书一共5本，包括《春秋故事》《战国故事》《西汉故事》《东汉故事》《三国故事》。前四本于1962年出版，《三国故事》是1980年代初出版的，那时林汉达先生已去世多年。

    记得我是在一个周末读这套丛书的，5本书我读完了4本，虽然还有1本没有读，但已经足以作出判断了。林汉达先生真是大家，用一个个成语把不同朝代具有典型意义的一个个历史故事，编织成绵延千年的历史画卷，史实是那样准确，语言又是标准的京味儿白话，作为孩子学习历史的入门读物，再适合不过了。怎能让这样的书继续躺在样本库里休眠呢？ 星期一早晨刚进办公室，我就迫不及待地把图书中心负责人叫来，拿出我从样本库借出来的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问她这样的书为什么不出？ 她有些狐疑地问我，这书还能卖吗？ 我说，开玩笑，这书不能卖还有什么书能卖？ 她将信将疑地说，那我们就试试看吧。

    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再版后，成了中少总社的畅销的常销书，每年销售码洋在3000万元左右。后来，我们又征得林汉达后人的同意，请雪岗先生续写了从东汉至清朝中国古代史的其余部分，成了一套完整的《中国历史故事》。雪岗先生是1980年代初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再版时的责任编辑，后来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副总编辑，我到中少总社时，他已退休。雪岗先生作为图书编辑，当得起“杰出”二字。他非常熟悉林汉达先生的写作思路和语言风格，历史、文学方面的学养都非常深厚，编辑作风十分严谨细致。《中国历史故事》中的“三国故事”，林汉达先生在世时并未完成，是雪岗先生在林先生遗稿的基础上加工完成的，应该是续写《中国历史故事》最合适的人选甚至是唯一人选。几年后，雪岗先生续写的《中国历史故事》也出来了，与林汉达原来的那几本互为补充，相得益彰，销量也非常不错。图书中心的同事们从再版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的实践中尝到了甜头，又陆续整理再版了《神圣抗战》《中华人物故事全书》等历史类图书。当然，这是后来的事。

    话再说回来。中少总社已经出版的图书中，像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这样的书毕竟不多，靠挖掘历史资源来打开原创出版的局面，有些勉为其难。随着对总社情况了解的逐步深入，我把发展原创图书出版的希望寄托在发挥期刊的优势上。（未完待续）

    （本文作者为前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前中国版协少读工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