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为文明代言

    我相信很多人天生就喜爱艺术，很像人天生爱美一样，大概出于人的本能。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并非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开掘它、发展它。要欣赏千变万化的艺术，就需要把它置于历史和风格的框架当中。简单地说，它不仅需要观看的眼睛，还需要知识。正像我们经常意识到的，我们之所以不敢直面绘画，说出自己的感受，是因为惧怕自己的无知。无形中，我们竟剥夺了自己欣赏美、欣赏人类伟大创造的幸福时光，从而也让我们对自己所处的文明有种隔膜的感觉。而文明由艺术所物质化，它构成了人类生活的天堂。我经常强调艺术的美丽、艺术的优雅、艺术的崇高，乃是宇宙间的奇迹；宇宙间也许有更高级的生命，但也许没有比我们更高级的艺术。

    我的生活曾经有过一段艰苦的岁月，正是艺术给我带来的一些意外愉悦，让我心里自然也对艺术产生了永恒的感恩之情。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就想跟更多的人分享这种愉悦，因此开始翻译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

    《艺术的故事》是我从美术史书籍中精心挑选的。选它的理由，不是由于它在同类书中最有名，而是它把艺术风格的演变讲得最通俗，也最易为人所理解。它不用华丽的词藻，也不用高深的学问去讲述一件件杰作，而是时刻不脱离观者的眼睛，并让眼睛得到训练和愉悦，从而让心灵也随之潜移默化，不再觉得欣赏艺术是件困难的事。也许这就是摄影大师亨利·卡蒂埃·布雷松表达的那个方程式：“知识”加“眼力”，等于贡布里希的“观看之道”。

    为什么说艺术是文明的命脉？我们不妨先看一件发生在几年前的事例。大马士革2015年8月18日报道，ISIS杀害了帕尔米拉历史博物馆馆长阿萨德博士［Dr.KhalidAl-As’ad］，残暴地将他的遗体挂在他曾经深爱的帕尔米拉遗迹的柱子上，原因是他拒绝向极端分子透露古城文物的下落。帕尔米拉曾经是古罗马帝国行省的一个城市，号称“棕榈之城”，地处通往印度和波斯湾的贸易通道。公元129-130年哈德良皇帝正式访问之后，帕尔米拉取得了引人瞩目的发展，今日残存的那些柱廊依然令人神往，考古学家说它们“沿着帕尔米拉不规则的街道建起，从叙利亚的沙漠伸向天空”。我们可以想象它昔日的壮观，可它的忠实守护者、研究者阿萨德博士却竟然惨遭杀害。从这血的事实中，我们看到了什么？英国纪录片《文明》的作者就此议论说：“我们很多人会花费时间去争论什么是艺术，却很少有人准备去为它献出生命。”但对阿萨德来说，那些石柱、那些石像，绝不是简单的古物集合，他不需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证书告诉他，帕尔米拉的重要意义不限于一区一地而是属于全世界，既属于信徒，也属于非信徒，既属于西方，也属于东方。它是全人类文明的一块基石。

    我们可以花很长时间去争论什么是文明，什么不是。但是，一旦文明的对立面把它的粗暴与残忍，把它的狭隘与毁灭，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就知道了文明之为何物。从文明即将丧失的震撼中，从人类文明整体被肢解的事实中，知道了文明的含义。

    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写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刚刚经历了摧残文明的战争岁月。按照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格尔兹［CliffordGeertz］（1926-2006）的说法，贡布里希是中欧最后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他写作的目的是希望挽救经历了法西斯主义灾难后的欧洲学术遗产，在满目荒白、风雨迷蒙的战后世界予以重建。因此，《艺术的故事》关切的是对文明的维护。这也是贡布里希强调的“美术史家是文明的代言人”。他的职责，就是介绍文明的图像，向那些足迹有限、生命有涯的每一代人介绍他对往昔图像的所知。因为不仅我们这些普通人，就是天才横溢的个人，无论他是诗人还是科学家，都必须在伟大文明的历史图像的激励下，才能自知本身所具有的全部潜能，才能对自己所处的时代作出最大的贡献。

    美术史的各种观念中有一个不可动摇的观念——个人的创造性。《艺术的故事》开篇第一句话“没有艺术这回事，只有艺术家而已”正是强调个人的创造性。

    地球上仍是洪荒悠邈的上古，艺术家就开始了创造活动，在坚硬的石壁上、在嶙峋的山洞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这些艺术的星星之火，燃起了文明的火焰，照亮了人类文明的重大开端。文明化育人，知识的禁果则让人懂得：人的可贵就在于他是一个独立的有思想的人；人之应受尊重，就是因为他并非工具，而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生命。古希腊时代伟大政治家伯利克里说：“我们公民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生命的每一方面显示出他就是自己的当然主人，而且凭借着他自己独特的天赋才智和广博知识，去对一切事物做出主宰。”伯利克里对人的才华和智慧的尊重，使他启用了各种伟大的艺术家，让整个雅典城市在一片废墟当中焕然改观。我们至今还能见到他那时代的最伟大的杰作帕特农神庙，那座神庙几乎代表了艺术，代表了文明。

    关于美术史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知识生活中的重要性，中国美术史之父、唐代的张彦远是用一句简简单单的话表达的，他说：“若复不为无益之事，则安能悦有涯之生。”他距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似乎是整个文明史上第一次对艺术表达了一种超物质目的的观念，暗示出一种伦理的哲学：艺术是人类一切成就的典范，因此可以修正道德价值的尺度。由于艺术可以净化身心，因此能够成为对抗野蛮、对抗低俗的解毒剂；通过艺术获得秩序与和谐的体验不仅仅是一种愉悦感，更重要的，它是对最高的人性和道德价值的感召和塑造；一个时代越是暴力增加，越是文化趣味低下，通过艺术获得的体验，就越能闪烁出希望之光。

    从人类文明的最终目标而言，由于我们对图像的依赖出自本能，因此说到底，艺术是我们的终极需要。艺术是有生命的，正是它的新生的力量永不间断地萌发生长，体现了往昔的因素对现今各种力量的无法阻隔的影响。美术史家就置身于这些因素当中，他通过历史情境，让每件作品在历史的乐队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他指挥着这个乐队，就像其他的史学家的工作一样：他要发掘历史的主要特征，指明它的主要线索，对比它的明暗，协调它的色彩，令其间的过渡衔接自然，最后让它的基本轮廓脱颖出来。不用说，在这个过程中他要做出价值判断，不能让小提琴的作用和打鼓的作用混为一谈。然而除此之外，他还要有另一种独特的眼光，也就是说通过观看艺术品的眼力，让价值的判断通过鉴赏体现出来。

    价值的判断将一直伴随着我的思考，伴随着我的描述，选择西方美术史本身就有这种意味。我认为，这是研究中国美术史所应有的胸怀，因为正如一位美术史家所言，美术史的相互的交流不仅产生了新的行为方式，而且也可能给我们带来人文主义前所未有的状态。我们或许因为这一切而赞扬美术史，说它会崇尚时间之神，没有被愚昧和狂热所掩埋，从而让我们追赶日月，日日新，又日新，保持着永久的绝对的“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