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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废汉字与推广世界语说起
在西潮汹涌激荡的近代中国，启蒙、救国成为时代主旋律。清末民初的中国精英知识分子认为汉字笔画太多，汉语汉字无论在书写、辨识、标音和语法各方面，较之拼音文字都有所不足，难识、难记、难学，是造成中国文化传播落后、民智闭塞的元凶祸首。正因为如此，在“救亡兴国”这样冠冕的理由下，“汉字落后论”“废除汉字论”“汉字繁难论”“汉字拉丁化论”甚嚣尘上。汉字自甲午战争之后在这批新派知识分子的笔下竟然和男人的辫子、女人的小脚一样成了落后的象征，何止是“一无是处”，简直是恶贯满盈的“千古罪人”，即“国家兴亡，文字有责”；弃其野蛮不适用的旧文字而用之，正如脱去极累坠的峨冠博带古装，而穿极便利之短衣窄袖新装也，真是个大解脱、大自在。为了中国能够步入世界发达国家之列，“废灭汉字”成为时髦的口号，民族语言文字的改良持续一个多世纪，让汉字遭受了近百年的不白之冤。许多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都毫不迟疑地用最苛刻的字眼来攻击汉字，真诚地将汉字视为必一举沦葬的糟粕，倾心于西方拉丁化拼音文字。“汉字拉丁化运动”犹如狂飙横扫一切，如魔附体，似乎保留汉字则中国亡，而废灭汉字则中国兴。只要汉字一去，新知即来，易如反掌，中国人民的文化水平就能登上一个新的台阶。钱玄同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中主张废灭汉语、汉文而径用世界语取代之。鲁迅更是呐喊“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在《关于新文字》一文中称“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瞿秋白《普通中国话的字眼的研究》一文则将汉字比喻为“僵尸”，以极为耸动的语言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毛坑！”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1936年发表的《建设的大众语文学》一书也声称汉字“不是好工具，是坏工具”，“经过种种的比较研究，大家目击身验，铁案如山，不必再论”。这不啻经过几十年审理之后对汉字论罪的判决书，汉字成为等待“末日审判”的“死囚”面临“咔嚓”的命运。
蔡元培在1912年出任教育总长后，通令全国师范学校开设世界语选修课，1917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又希望利用北大的阵地推广世界语。作为“五四运动”的一个方面的“语文现代化运动”，受改造汉字的推波助澜，世界语在民元前后曾一度风行，让不少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之神魂颠倒达数十年之久。著名作家巴金在“五四”前后就开始学习世界语，往后六七十年之间对世界语的发展始终保持着相当的关切和兴趣，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还抽空阅读世界语书籍，在垂暮之年仍对世界语一往情深，浪漫情怀老而弥笃，直到1980年还坚信“世界语一定会成为全体人类公用的语言”。
30年前，正当英特网、电脑化方兴未艾之际，汉字又面临了一次科技革命的挑战，在电脑输入上汉字不如英文快捷，“汉字落后论”又开始再度抬头，许多人遽下结论：汉字不如英文进步，是一种原始的工具、落后文字的海洋，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言不顺则事不成，必须对汉字进行改革来适应电脑的输入。这样的论调貌似有理，但稍加推敲就不难发现其中削足适履的错误。汉字在中国已有数千年，电脑不过是近几十年来勃兴的科技产品。如汉字不能适应电脑的操作，需要改良的是电脑而不是汉字。然而，这种论调转瞬之间不攻自破，汉字不久时来运转，咸鱼翻身。一个世纪以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各种汉字输入法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汉字印刷书写的劣势。目前汉字输入速度远远快于英文、法文等任何一种拼音文字，愈加方便的中文输入法令普通人在键盘上运指如飞，弹指千言。百年呼啸而过，撼山易，撼汉字难。汉字除了稍减繁重之外，依然故我，不仅没有寿数已尽，销声匿迹，丝毫没有从图像表义的基本结构转向字母拼音的迹象，反倒是“汉字拉丁化”偃旗息鼓，其道犹困而难施。而越南语已经拼音化，大多数越南人已经不能理解祖先留下的财富了，再想恢复将难如登天。“汉字拉丁化”试图把表意文字改革为西化的表音文字，但经过百年的追逐最终失败，并未推进下去。而人造语言的活动力远不如自然语言强，世界语这个乌托邦语言已是前世春梦、不可能再提的“死文字”“死语言”，让人不禁感慨历史演变的吊诡！
历史发展规律：“道理”抑或“死理”
从20世纪中期开始，一场关于历史哲学特别是历史解释的争论成为历史学界内的重要现象。如果说在此之前的时代中还没有留下多少关于历史解释的痕迹，那么这场争论则可以说将历史解释从偏僻的角落推到了引入瞩目的前台。这场争论的对立观点可以概括为“覆盖律模型”和“合理性解释模型”之争。前者又称为亨佩尔模型，或者说演绎法则模型、涵摄模型，以亨佩尔、怀特为代表，其基本观点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无非是一个与自然科学一样受客观规律支配的过程，一旦新的事件发生，其解释就是对原有规律的符合和覆盖；“合理性解释模型”又称德雷模型，以柯林武德等为代表，其基本观点则是：社会发展规律不同于自然科学规律，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是“外化”于自然规律的解释的。
亨佩尔认为经验科学就是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而德雷认为历史学更多地是回答“怎么样”的问题。“为什么”的问题总是要论证事件发生是必然的，而“怎么样”的问题则是讲述实际发生的故事，回答“怎么样”的问题要先于“为什么”的问题。在《历史的规律和解释》一书中，德雷则认为，不同于逻辑学家所说的事件，历史学家解释的事件是唯一的事件，是不会重复的事件，特别是在描述细节时，其对一个情境和事态的描述是唯一的。对这类事件的描述根本不需要使用规律，“覆盖律”不仅在逻辑上是人为的，而且在方法上也是误导的。历史学家要想获得解释，不仅要像“覆盖律模式”那样得到外部的解释，而且其还有一个强加给自己的本然任务，就是从内部理解人类的行动，历史学家必须透视现象背后，洞察情境，同情地理解历史人物，想象地投射进对象的情境之中，重新复活、重新设定、重新思考、重新经验其所试图理解的这些希望、恐惧、计划、观点、意图等等。所以，对人类行动的解释就包含两个层面：外部经验事实的因果解释和内部意识的合理解释，考虑到人类行动的自由意志，合理解释不能还原或替换为因果解释。
卡尔·波普尔被认为是“规律性解释”的倡导者，其虽然早在1934年出版的《研究的逻辑》一书中就提出了“覆盖定律模型”，认为历史解释必须合乎科学解释的普遍模式，“只有联系某些普遍规律，一个独特事件才是另一个独特事件（它的结果）的原因”，但该书当时以德文写作，直到1959年英译本问世后才在英美国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亨佩尔因为长期从事科学史研究，在科学哲学方面致力于经验科学方法论的统一，强调历史与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的统一性。他虽然没有坚持认为所有的经验科学都可以还原为理论物理学那样的科学，但主张所有的经验科学在方法论上都有重要的相似之处，认为所有的科学解释在逻辑形式上都是相同的，历史学对历史现象可以像自然科学对自然现象那样作出解释并得到证明。这一点与狄尔泰、李凯尔特、韦伯等学者通过理解和体验来解释人类行为和历史现象的方法论迥乎不同。亨佩尔认为“移情理解方法”或者说“心通意会的理解方法”并不能构成一种解释，而只是一种非常富有启发性的方式，只有普遍假设的可靠性才决定解释正确与否。显然，亨佩尔忽略了行为和事件背后的人的思想、情绪等因素影响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任何“覆盖律”所能“覆盖”的程度。
许多历史解释很难基于普遍规律，相反，人们往往会自然而然地接受一些完全无以为据的解释。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存在的“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有压迫就会有反抗”“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之类常识性概括并不具有自然规律的普遍性和确定性，只不过是某种具有相对性、局部性的“常理”或常识，除不具备可定量化的特征外，事实上都具有反例。例如，压迫并不必然导致反抗，也可能导致屈从与沉沦。历史中缺乏类似自然界物理、化学定律那样严格规律的原因大体上不外乎历史的一次性、独特性和人类自由意志两方面理由。前者意味着不可重复，而可重复性乃规律的普遍性品格的基本保证；后者则将作为单一通行解释规范的机械型规律无情粉碎。例如，尽管失败后徐图“东山再起”乃常理通例，但偏偏就有项羽“不肯过江东”的明显反例令其不攻自破。历史规律可以认为是关于历史及其发展的“道理”。否认历史规律的存在无异于将历史发展视为随机任意、毫无道理的乱麻一团，但历史规律也并非如基督教观念中所谓上帝为人类先已写就的神秘剧本，人类的历史活动不过是在无意识中将之在历史舞台上一一合若符节地搬演。历史的道理并不能被坐实为一种机械的“死理”，而只是金岳霖所说的“理虽有固然而势无必至”的历史合理性，否则将切断人类探索和发现的头颅。人凭借主观能动性创造历史，导致历史规律与自然规律之间具有本质区别。简言之，社会历史之“理”无确定性，而仅有概率性，通常理有概然，而势无必至。
彭加勒指出：“牛顿向我们表明，定律只不过是世界的目前状态和它的紧接着的后继状态之间的关系。从此发现的所有其他定律概莫例外；总而言之，定律就是微分方程。”彭加勒“定律即是微分方程”命题的核心思想就在于：定律是今天的现象和明天的现象之间的恒定关系。这在历史学领域是难以作如是观的。历史告诉我们的唯一无可争议的真理就是未来总会出乎我们的意料。以现在的状况预测未来，十有八九都是盲人算命。人类历史具有典型的混沌性质，在某些分岔点上，一间之差往往导致截然不同的结局。历史不会是线性发展的，以为可以一马平川的道路，到头来发现荆棘载途。孔子曾言：“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历史学家并非仅仅说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也解释历史发展的合理性，揭示历史发展的偶然性。
历史解释的目标：理解抑或应用
历史学本身属于基础性学科，历史无用论固然不值一驳，但这种以“无用之用”为目的的历史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取向于认知，其直接目的并不在于应用于社会现实。它并不根据过去来为当前的政策辩护，也不认为在过去中包含着目前的当务之急。不过，这并不否认存在以变革社会现实为直接目标的历史解释。
在一个崇古的、以古拒新的国度里，任何作为往往都需要“本之古人”，或借古而行，或以古释今。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鉴于当时举国上下变法阻力过巨，遂重解经典以求变法之理论奥援，在旧瓶非常流行而新酒的商标还未打响的情势之下，不得已而采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绍述张皇近世学说，撰写《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出于改良社会的政治需要，康有为借微言大义而阐明孔子所作《春秋》等著作包含着“托古改制”的思想内容，将孔子塑造成一位制法之王，从《公羊传》中“通三统、张三世”的旧说出发，表彰夏商周三代因时变革的朝代更替观以及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变愈进步的历史发展规律观。经过一番穿凿附会的改造和微言大义的引申，所谓“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的公羊三世成为康有为关于“由君主而立宪而共和”的现代社会改革观念的张本与依托。康有为并非实事求是地考古以求真，而是创造过去以改革当今，以学术考证表达政治诉求，由目的性决定的主观任意性对历史多所曲解。给古人穿上现代衣服的“时尚的图解”，无疑是布洛赫所说的“时间科学中最不能原谅的罪过”。这种历史解释借古讽今，以古喻今，实际上已经超越自身界限而步入历史诠释的界域。
经世致用的确是历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正因为从现实出发才使得历史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但我们在这里不能忽视的是：历史的功用或者说历史研究的功用并不等同于历史解释的功用，两者尚有一间未达。按照亚里士多德的一般方法原理，方法必须依其对象而定。贝蒂区分出解释的三种类型：再认识性解释、表现性解释和规范性解释。与之相应，也就存在着这样三种文本：历史和文学文本、戏剧和音乐文本、法律和宗教文本。历史解释服务于历史研究的认知，并不直接服务于现实实践活动。既然历史解释将目光投向深邃的历史，说明其目的并不在解释主体切近的视域。这与法律解释直接服务于司法审判活动具有明显的区别，后者绝对不是为了纯粹的认知目的。在法律领域，如果对文本的解释与立法者意图有着表见的违背，那么，该事实就否定了解释的合法性，但这在艺术解释中则并非如此。除非有特殊的考虑让我们将作者的意图纳入考虑之中，艺术作品的自主性意味着作者的意图与对其作品的解释不具有相关性。
劳榦《历史的考订与历史的解释》一文强调，严格的历史学或者狭义的历史学作为纯正科学应当有纯正科学的尊严，绝不容许任何应用问题来纠缠，以降低纯正科学的风格。“多数的历史学家，可能尚想打着鉴往知来的大纛，无奈所作的工作，在严格的范围中，至多只能说是知识的一部分。至于是否能够鉴往，更是否能够知来，那简直如无边的大海，茫然不知道。假如单纯地想用历史的线索来鉴往知来，那就将更成为不可能。换言之，历史学家的任务只是正确地供给人类经验上的材料。至于将来的世界向哪里走去，那就牵涉太广泛了，严格的历史学家应当只有敬谢不敏，无能为役。”劳榦的主张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历史对于过去的解释都如同雷德所言没有十足的把握，只能进行合理的解释，而历史与现实又存在差距，时移世易，绝非贩卖古代丹方所能济事，至于后现代主义“复线历史”更揭示了诸多分岔发展可能的充斥，预言未来往往只能如同星占术的伎俩。
传统观点认为从实然中推不出应然，从存在中推不出当为。但此种非此即彼的立场已被学界所扬弃，学者往往从过去的实然推知未来的应然。然而，韦伯相信“存在性知识”（关于“实然”的知识）永远无法让人得到“规范性知识”（关于“应然”的知识）。“从存在性知识推论出规范性知识是可能的”这种谬误看法通常是基于相同的错误信念：社会研究包含揭露不变的法则及趋势，而这些法则及趋势都是理想的且不可避免的。对韦伯而言，历史虽有趋势，但并不具有超越人类施为的、不可逆转的铁律，也无法清楚指引我们何种方向是更可取及可欲的。有些学者运用含糊的词汇“进步”来重构、衔接历史的发展，从而将应然与实然混为一谈。“终极评价”中的“进步”一词只有到了确切的终点才有意义。历史绵延不绝，某个时期的辉煌往往成为此后另一个时期衰败的伏因。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当人们惊叹花开灿烂之际，哀鸿遍野的萧条可能已经踏上迎面而来的行程。韦伯指出，太多人想要成为预言家或先知，并且藐视专业学者的严谨作品，没有认知到对“学术”发自内心的献身所具有的巨大尊严。
金融教科书式案例的佐证：绝顶聪明与致命错误
沃尔什在《历史哲学导论》一书的“历史学与科学”一章中对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的异同从以下三方面加以比较：其一，历史学家主要关注个别事件而非普遍的结论，自然科学则相反；其二，自然科学具有真正的普遍性命题，而历史学则没有；其三，自然科学的普遍性命题可以作出成功的预言，而历史学没有预言能力。事实上，与自然科学预言不同，社会预言会影响事态的实际进程，进而引起或阻止所预言的事情的发生。这种情况被波普尔称为“俄狄浦斯效应”。例如，假如A气象专家根据长期的观察实践与各种情报研判而预测天气三日晴朗无云，此后转入阴雨天气，那么，这种天气预报的准确性将是有保障的；但假设B证券专家预测股票行市三天看涨，然后看跌，那么，在市场进行博弈的每个人都会在第三天竞相抛售股票而造成当天股票行市急剧下跌，就可能否证了此预测。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于1994年由华尔街债券套利之父梅里韦瑟发起创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科尔斯、美国财政部前部长马林斯皆为该基金的合伙人，每个人都聪明到多余的脑力已经无处发泄的爆棚状态。长期资本管理在成立后更是一直业绩骄人，每年的投资回报率直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分别为：1994年28.5%，1995年42.8%，1996年40.8%，1997年17%，与量子基金、老虎基金、欧米伽基金一起被称为当时的国际四大对冲基金。这家对冲基金公司总共只有百余名雇员，在1996年的盈利竟然高达21亿美元，而麦当劳一年在全世界汗流浃背卖数以亿计的汉堡包的利润也弗如远甚。这支堪称阵容豪华的“梦之队”用四年超音速增长的创奇性辉煌震撼了华尔街，让自己的名字印在教科书上，然后在第五年出现了戏剧性断崖式下跌而破产，最终成为基金风险管理领域百年不遇的经典反面教材。这些接受万众敬仰的天才们不是不会犯错误，而是他们和吾侪芸芸众生不一样，只擅长犯致命的弥天大错。斯科尔斯等诺奖得主把历史数据加以搜集整理后，相信风险是可以按照自己的大数据分析算法精确计算出来的，忽视小概率事件。按照斯科尔斯等人设计的期权定价模型，市场的价格波动是一种随机游走，服从标准的正态分布，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使用的模式仅仅建立在短暂的四年数据基础之上，颇有管窥蠡测的味道。由于垃圾债券和国家债券在这段时间内的价差徘徊在3到4个百分点之间，长期资本管理因此赌定价差不会逾此范围，但事实上就在1990年，垃圾债券和国家债券的价差还超过了9%。按照他们的模型，东亚金融危机这样的黑天鹅事件每100亿年都不会爆发一次，但现实却是金融危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所以，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其他投资者都纷纷狼奔豕突，拼命外逃，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却奋不顾身地冲进去火中取栗，笃信这一危机恰恰是人弃我取的绝好吸金机会，市场很快就会从惊恐中回过神来，价差一定会缩小。这些数学天才计算风险的模型看上去无懈可击，足以令其稳赚不赔，但实际上，当年能够以手工计算积分到小数点后55位的牛顿担任英格兰皇家铸币厂总监，在南海公司股价泡沫事件中遭到严重顿挫之后就曾坦言：“我可以精确计算星辰的运行，但无法估算人类的疯狂。”在金融市场上，人类的很多行为是很难去按正常逻辑进行把握的。按照斯科尔斯这种精准计算的模型投资原本就是一直在铁轨上捡钱，一旦出现小概率事件，可能满盘皆输。俄罗斯宣布国债违约终于成为压倒长期资本管理的最后一根稻草，恰如沃伦·巴菲特所言，“10个或15个平均智商为170的人”竟让自己陷入了“一个可能输得精光的境地”。
诸葛亮被国人视为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神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其借东风、七擒孟获、空城计等故事在民间家喻户晓，其隆中对的大战略彪炳千古，但即便对于历史考证后的真伪姑置不论而按照历史演义的叙述，诸葛亮也并非算无遗策，否则就没有失街亭后斩马谡乃至不得已而唱起空城计的无奈。即便诸葛亮鞠躬尽瘁，也不能改变曹魏政权一统天下的大势。这说明事后诸葛亮非常容易评论往事，都可以赛诸葛，但的确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身处时局之中的诸葛亮也面临许多难以勘破参透的玄机而无能为力。许多人可能相信：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有可能未来的某一天，我们可以窥见到历史的任何一个环节，从而进入一种“自由王国”，摆脱历史的束缚，成为历史的主人。这是一条历史主义路线中的非历史主义路线，表现出危险的自信。我们是不可能摆脱历史的，总是被各自的历史片段所局限。我们对于未来的看似合理的猜想，随着时光流逝，蓦然回头，往往令人哑然失笑。对于韩非子所说的“刻舟求剑”的寓言，当代人往往觉得滑稽可笑，但事实上，我们自己对于未来的展望与刻舟求剑的楚人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任何人手里都没有一个水晶球可以用之来完全读懂未来，所能做的最好的就是从最近的过去得到某种启示而已。笔者在《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年的中国》中强调以长时段的眼光通古今之变，目的就在于反对以线性史观解读社会发展趋势而思出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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