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还在写作“舒适区”？

    据9月9日央广网报道，最近的图书市场上，有几位蜚声国际文坛的作家都有译介的新书与我们见面。这些拿奖拿到手软的“前浪”们，显然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拿过的奖项以及黄金般的写作履历，对他们来说，在“舒适区”里写作可能会让他们感到不安，年龄从来不是停止思想与创造的理由……

    我们先说82岁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加拿大女小说家、诗人、文学评论家，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去年，她凭借着她的新作《证言》，与英国小说家伯纳德·埃瓦里斯托一起，获得了当代英语小说界最高奖项布克奖。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前前后后一共获得了两次布克奖(《盲刺客》2000年、《证言》2019年)、五次布克奖提名，还获有其他各种高级别的文学奖。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起便保持着持久旺盛的创作力，创作出了众多精妙绝伦的作品，拥有18个长篇、17部诗集、十个短篇集、八部童话，还写过剧作，让人无法淡忘。有评论家说“阿特伍德的小说几乎一直在表现女性的命运，写那些被遗忘的、被无视的、被彻底他者化的、沉默无声的女性，如何在苦难斗争中获得自我意识，如何争取自我主体的完整性。”阿特伍德认为“性别偏见，恐怕只是众多偏见中的一个”。她所写作的《证言》，就是体现她这一女性意识的主题思想内核的作品。

    所以，对女性所面临的自身困境的不断加深的反省，女性怎样从“自我”迷失走向“自我”觉醒，这成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走出创作“舒适区”的动力。

    的确如此，女性在男权文化之下的命运和遭遇，女性怎样拥有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平等权利和地位，女性的社会需求、文化的需求、生命的需求，以及女性在性别意识、主体精神方面的觉醒和自我反思，大胆审视和批判男权文化，这是国际文坛女性作家女性文学最主要的表达和诉求。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为什么这几年她红成这个样子？恰恰是因为近几年全球的社会状况、政治状况、女权运动等，使得阿特伍德在小说中写下的一些预言真的要成真了。在这种危机感中，读者读她的书，会觉得每一页都扑面而来。而她的这种先验性，恰恰说明她始终保持着对这个世界的敏锐度。”

    再说伊恩·麦克尤恩。伊恩·麦克尤恩被誉为英国“国民作家”，他也是当今英国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从1975年发表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最后的仪式》并迅速引起轰动以来，麦克尤恩写小说的辉煌大半生，已来到古稀之年，但他不断寻求突破“舒适区”的写作。新小说《我这样的机器》，即是他对时代热点的回应——在书中，麦克尤恩对人工智能、互联网和新科技等议题进行了“伊恩式”的展现……

    人工智能、互联网等，这是这个技术时代人类所面对的一个挑战，人类与技术、机器的关系，如何对待技术伦理，技术文明如何影响人类伦理道德，人类是技术的主人还是技术统治我们，这都是人类未来的抉择。伊恩·麦克尤恩正是用文学对人工智能、互联网和新科技下的人类命运，进行了严肃的思考。

    此外，去年去世的当代极富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在90岁高龄时写出回望一生诗歌阅读之旅的非虚构遗作；常年“陪跑”诺奖的“劳模选手”村上春树也是不愿留在“舒适区”中的作家……

    这些国外作家，早已蜚声国际文坛，尽管已有重要的文学影响力，但他们的文学写作，仍是关注先锋性前瞻性人类性的世界性的文学题材，表达对人类未来终极性的叩问。他们“没有失去对社会的敏感，对时代的感知，有的用文学预言世界的巨变，有的在从未涉足的领域里写出新意，他们屡屡往写作的极限处寻求突破”，站在时代的前沿，引领文学的未来发展。

    这不禁让我们想到国内的作家，似乎还处于写作的“舒适区”。

    近日，看到一篇采访中国作家残雪的文化报道“作家越来越懒”，其中说到中国“很多作家到了四十来岁就开始退化，要么写不出作品，要么用赝品来敷衍，蒙骗读者”，“就像一些长着娃娃脸的小老头，永远是那么的老于世故，永远能够自圆其说，具有世界上最出色的匠人的精明，却唯独没有内省，没有对于自身的批判”，“没有精神追求的文学是伪文学，描写表面的经验的文学则是浅层次的文学。这在当今的文学发展中好像是个世界性的问题。物质世界的飞速发展已经使得大部分作家越来越懒，越来越满足于一些表面经验”。

    中国作家应该从这些已在金字塔尖的作家写作中获得启示，时刻警惕陷入自我重复的泥潭，敢于丢弃烂熟的套路，不沉迷于写作技巧之中，不断寻求文学的可能性与活力，抛弃思想的懒惰，永远保持强有力的思想、引领潮头的思想，这正像伊恩·麦克尤恩所说“对一个70多岁的写作者来说，我需要时刻面对这样的危险。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有一天，我对世界的好奇心减退，就是我应该退休的时候了”。

    河北石家庄市 袁跃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