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港两地书

    我和金耀基先生第一次晤面，是在1993年元旦。因参加香港法住文化书院举行的学术年会，意外得此机缘。我们约好在文华酒店一楼咖啡厅见面，交谈近一个小时。当时他已经是多项荣誉在身的中文大学的副校长，但身上脸上无一处看得出与这些荣誉相关的东西。不过是一位健谈风趣、潇洒通达的名教授而已。随后是当年的11月17日至25日，马来亚大学召开国际汉学研讨会，我和金先生都应邀出席，有了更多的交谈机会。特别游览马六甲海峡，陡然产生的沧海桑田、天涯归客的历史幽思，使我们的精神潜界不期而然地重合在一起。吉隆坡会后，我应香港大学中文系的邀请，主持1993至1994年度的查良镛学术讲座，又有机会与金先生一起畅叙。说起来，颇有点像林黛玉讽刺宝姑娘所说的：和贾宝玉的见面过于频密，没有间错开，变成了见过了还不断见面。

    正是如此，仅过了一年多之后，也就是1995年的11月，我和内子应台湾“中央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邀请访台，交流匝月。回程过港，承陈方正先生安排，在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访学一周。除了一次学术演讲，大项目就是和金耀基先生的访谈对话。这是事先和金先生约定好了的。一共两次，一次在1995年12月3日的下午，一次在12月4日的下午，每次两个小时。另有一次晚餐也作了长谈，刘述先教授和童元方女士亦在座。中心题旨是围绕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问题。

    回到北京以后，很快就是元旦、圣诞和春节。二月过后，才开始整理写作与金先生的访谈对话。但访谈的现场速记稿，无论如何找不到了。几乎翻找有一个多礼拜，还是无影无踪。我书房堆垛之乱，在京城是有名的，有时越想保存好的东西，越不易找到。想起金先生几年来厚待我们夫妇的情谊，不仅焦急，而且感到些许惶恐。那时我不会使用录音机，是一边谈一边作简要记录，嗣后如同写文章一样写成文稿。我的速记只有我自己能看懂，谈话时的思想、观点、逻辑，很少会有遗漏。速记稿没有了，几乎无从写起。内子拿来她的简单记录，由于方法与我不同，仍无法理出条贯的思路。不得已，只好硬着头皮，迫使自己重回对话的现场，边追忆边一点一点地写了起来。大约用了三四天的时间，总算写出了这篇访谈对话的文稿。框架还可以，主要是血肉不够丰满，精要思想多有遗落。

    金先生何等眼力，他一下就看出了全部问题所在。于是亲自动手，对访谈文稿作了大量增补和修改。有了他的改稿，我重新成文就便利多了。最后，这篇访谈以《为了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金耀基教授访谈录》为总题目，内分十三个小标题，分别是：一，欧洲是现代化的第一个个案；二，文明秩序的“旧”与“新”；三，“软心肠”和“硬心肠”；四，新儒家问题；五，中国文化的耗散与重构；六，民族文化认同与知识分子；七，家庭伦理可否成为现代文明秩序的资源；八，“家国”与“党国”；九，文化的重建与社会的重建；十，关于挑战-回应模式；十一，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建立不能舍弃农村；十二，“亚洲价值”和“中国式民主”；十三，题尾：香港回归暨前景展望。该访谈对话稿文长一万五千言，发表在《中国文化》1996年秋季号，读者反应热烈，京中学界师友也多有称道者。

    作为佐证，不妨讲一个与这篇访谈录有关的后续故事。十年后的2006年9月，《21世纪经济报道》的编者打电话给我，问我手边有没有合适的文章给他们发表。我说其实报纸应多刊载一些有思想的文章。他们说正是此意。我说有倒是有，但已经发表了。我是指2006年8月13日《文汇报》“学林”专刊，发表的我在纪念费孝通先生逝世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题目是《“文化自觉”和“美美与共”》。他们说，正因为看到了，才特地约稿。当说起什么样的文章才算作有思想，我提到了与金耀基先生的对话。不料他们看了此篇访谈文章之后，立即表示可以重新刊载。我说已过去十年，他们说完全适合当前。《21世纪经济报道》有一个专栏，叫《重塑新时期的基本价值》，于是便在2006年10月2日和10月9日，用两个版的篇幅连载了这篇访谈文章。原来的题目是《为了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毕业于北大历史系的编辑马娟小姐，改作《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苍凉与自信》。“苍凉与自信”是她阅读文章时感觉并捕捉到的情感认知。显然比原来的题目好。因此当后来中华书局出版我的《学术访谈录》的时候，就是以《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苍凉与自信》，作为全书的书名。

    至于为什么关注经济与社会的敏锐的报纸编者，会认为一篇旧文仍具有当今的价值，读者如果细详自然有分晓。我要说的是，这得归功于金耀基先生，是他的思想的浓度和活性，把旧雨变成了新知。如果不是金先生耗费心力对文稿加以修润，不可能有大家现在看到的那样的思想深度。

    金耀基先生本来一向以研究知识分子和中国的现代化著称。他早期的《从传统到现代》《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等著作，所关涉的都是此一方面的内容。后来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他的四卷本著作精选，包括《中国的现代转向》《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国政治与文化》《社会学与中国研究》，更成为研究者奉为典要的必读之书。金先生的现代化研究，是建立在本国文化土壤之上的多方探讨。他当然深知就中的纠葛与张力，但他不得不强调，中国的现代化是命定的，只能从中华民族的历史出发，厘清自己在多元国际化社会环境中的位置，发展自己的潜能，为可预见的将来构建新的文明秩序。他引用墨西哥诗人帕兹（OctavioPaz）的说法，认为现代化既是“命定的”，又是“被诅咒的”。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具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家，试图抛开本国固有资源来实现现代化的诉求，是不可想象的。就文明类型而言，他说中国是“文明体国家”，有自己独立发生发展的文明建构的历史。他的这一思想，经常为我所引用。

    他的另一本广为学界人士推重的著作，是《大学之理念》。此书对现代大学的发展过分侧重知识传授，而忽略健全人格培养的“止于至善”的目标，作了深切的反思，最能见出他的传统性、现代性和前瞻性合一的教育情怀。这里，需要讲述一件与此直接相关的事情。2015年春节前夕，我们通电话，讲到近来我颇为关注当代文化的价值重构问题。嗣后他寄来一篇文章，即《从大学之道说中国哲学之方向》，寄示此文的同时，附有一信，抄录如下。

    梦溪先生如见：

    岁末来电话，闻音而喜，虽不能畅谈，亦年尾快事也。

    兹奉上2009年之讲演《从大学之道说中国哲学之方向》。文中所论与先生近年所关怀之文化问题颇有契合处，特请指教。今年中广东人民出版社将出版我之选集，题曰《中国文明之现代转型》，届时当寄上请教。

    方正兄月前带来先生写庞朴先生一文，读后感慨无已。

    特此祝羊年吉祥

    金耀基2015.2.18．除夕

    当我细读金先生的《从大学之道说中国哲学之方向》这篇文章之后，感到深获我心，当即写信告知我的阅读心得。他得信后，又打电话与我继续交谈此一话题。金先生的文章虽然已先期披载于香港的学术刊物，考虑到其对百年以来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检讨与反思，以及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建构的点睛和切中，经征得金先生同意，我还是决定在2015年的春季号《中国文化》杂志，重新予以刊布。我的信的原件，金先生在他的《人间有知音——金耀基师友书信集》一书中作了收录，不妨也抄录出来，供读者参酌。

    耀基先生道鉴：

    乙未除夕之手示并大著《从大学之道说中国哲学之方向》拜悉。三复其义，获益良多。我近年之所思，在返归六经，重构中国文化之价值系统，从而厘清国学的概念，使之与文史哲之现代分科不相冲突。中国人做人暨立国之基本依据实在六经，此上世纪熊逸翁、马一浮诸贤所论定，可谓典要至理。此理经数年前惠示齿及拙《论国学》欲在知识教育之外，补充上价值教育一语，益感豁然。今次之大著则从中西大学之道转换之背景，梳理其“道”变之过程，理据物则无可迈越，行文逻辑亦严密流贯，叹服叹服！且此义之大，在今日之中国，尤显急迫，与唐、牟之时代又自不同。盖内地经不间断的反传统，加之文革之祸，近二十年的物欲横流，不止道亦无道，人亦不知何为其人了。“从经学到科学”之立说，我想是基于历史事实之叙述，自为的论。揆之内地，尚衍生出一科学变形之史实，即以一统之学说为唯一之科学，以至科学泛化，终致取消了科学本身。今日之价值由流失到混乱，此亦一重要原因。所引西方哲人鲁易士、普南之论，亦甚具启发。而归之为“求真”之外，须补之以善、美，诚然诚然。求真带来了科学爆炸，也带来了欲望的无所节制，及自然环境的破坏。此事久难全也。王国维上世纪初曾有哲学之“可信与可爱”的矛盾，金岳霖也有过中国哲学未来方向的游移：回到中国的古圣或亚理斯多德，还是数理逻辑分析哲学？他说他很困惑。则耀基先生此文，不仅可解梦溪之惑，王、金大师之惑并为之解矣。文集乞得便寄下，先此为谢。不备，即祈春安撰吉。

    梦溪拜上三月十四日

    本人正在关注并深研的问题，得到向所服膺的耀基先生的理据支持，内心的充实和欢悦可想而知。当时的激动之情和所激发的学理兴趣，不可遏止地在信中流溢出来。不仅此也，在刊发金先生《从大学之道说中国哲学之方向》这篇大著的同时，我还写了一篇引申论述的编后记，后来曾作为单篇文章发表在报刊。

    这件事，其实还和我们之间的另一故事有关。2008年年初，我将《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和《论国学》两书寄请金先生指正。他于3月8日写来一封四页纸的信函，这是金先生写给我的最长的一封信。开头一段写道：“周末返中大研究室，欣见大著《论国学》《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两册，甚感。大著所论问题，所写人物皆我深感兴趣者。三日来，拜读十之七八，诚通古知今，博洽周证，厚积薄发之作，识见与气局，非时流可及。写王国维、陈寅恪，笔意高卓，最获我心。写马一浮，故事说的好，寓意深沉，但我总觉他是有宋以来讲德性之知的通儒，殿后意义大过启后，较之王、陈承先而又开启学术新运者颇有不同。”除却谬许之言，让我感动的是，金先生以繁忙之身，竟用了三天的时间，几乎将两本书读竟。而评王、陈、马，称马作为宋以来倡德性之知的通儒，其“殿后意义大过启后，较之王、陈承先而又开启学术新运者颇有不同”，此一断判，只有慧高识卓的通儒方讲得出。

    信中涉及国学的部分尤具启发意义。拙《论国学》梳理国学概念的缘起和流变至详，列举了胡适、钱穆、马一浮等各家的论述，认为国学作为一门学问只是一现代学术的概念，而不是古代的概念。古代也有“国学”的名称，但都是指国家所立学校的意思。金先生认同我的说法，故回应说：“国学二字，即中国之学，确是依‘他’而起，无西方之参照，即无国学之可说。”又站在他的中国现代化研究的立场，写道：“中国与中国文化之涵义，是有永续性而又有变动性者，此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国文化之所以可久可大也。鄙人讲中国现代化已四十年于兹，从学术文化观点说，亦只是这个意思，即现代化后之中国文化，其内涵必不可不有西学之元素，此应是中国文化之内涵的第二次扩大化也。”金先生此义极为重要，即和老辈如梁任公一样，绝不把中国的学问与外国的学问对立起来。他因此将中国文化中的西学元素，视为中国文化的扩大化。佛教传入，他认为是中国文化的第一次扩大化，而晚清的西学进入则是中国文化的第二次扩大化。大哉，斯论！吾往矣，吾往矣。

    而在此信的结尾一段，金先生又提出：“尊文《论国学》中‘一点设想’，建议在小学设国学一科，内容以六艺为主。读来叫我又惊恐，又欢喜，此是文化教育绝大事情，此涉及为‘价值教育’（或‘伦理教育’）在今日（中、西均然）垄断的‘知性学’外寻求一位置，也是在今日学校（特别是大学）的课程中寻求一位置。我最欣赏尊文所说‘这样将来终会有一天，所有中国人的知识结构里面，都有我们华夏民族最高端的文本经典为之奠基，使之成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一段话。鄙意与尊见略有不同者，以为学校应不限于小学，中学、大学或更紧要。”已往我所申论的方向，应与金先生无不同，但未能像金先生这样，从百年教育的大格局的角度，提升到在为现代知识教育所垄断之背景下，为价值教育谋求合法的位置。得金先生此教，我之后写的众多有关当代文化的建设与价值重构的论著，都把金先生斯论作为重要理据。而涉及国学课的设置，也力主不止小学，中学和大学一二年级并在其中。然则耀基先生于我是在在可考的亦友亦师，其谁曰不然。

    我和金先生的通信很多，常常寄一本新出的《中国文化》，他也会来信致谢。如果寄书，他更是读之评之，并就书中的议题与我讨论。2012年我寄拙著《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给他，不久就接到来示。原信不长，兹抄录出来与读者一起分享。

    梦溪先生：

    自退休以来，看书以兴趣为主，每得一书，鲜少读毕，读大著则兴趣满满，读竟为快。尊著《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无疑是袁宏道、章学诚后论狂之又一篇大文字，若言析理之精，判事之平允，实有超越前贤者。读完大文，固然余味无穷，惟亦有言犹未尽之憾。论“狂之两忌”，虽非大著题旨所在，却是写“狂的思想小史”不可或无的重笔，而愚以为此篇太过精简，实还有太多可说之处也。再者既为写史，最贵者在乎史识，愚对大文中“治史者如果以为士风可以决定王朝体系的兴亡，则与将江山的兴废归罪于美色惑主的道学者言一样荒唐无稽”一段话，最是认同赞赏。

    谢谢赠书 匆颂研安

    金耀基2012.7.25

    这已经是在金先生退休之后，他很少有兴趣再去读完友朋的赠书，可是对我的著作却另眼相看，硬是读完了全书，并对最后一章“狂之两忌”写得过简，感到遗憾。但对拙著论魏晋士风一段所说的：“治史者如果以为士风可以决定王朝体系的兴亡，则与将江山的兴废归罪于美色惑主的道学者言一样荒唐无稽”，表示认同和赞赏，认为是史识之所在。

    金先生的著作，除了早期的几种，都承他有赠书。特地安置在一个意大利书橱中。他送我的随笔集《剑桥语丝》和《海德堡语丝》，也为我所乐赏。社会学家的美文，离不开理趣，即使写人文胜迹和自然景观，也是“有我之境”。这就如同他的人格与思想，总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感觉。他风度潇洒，谈吐优雅。我们每次见面快谈，都能生出审美的欢悦。后来已经记不清楚到底见过多少次面。总之只要到香港，我们就会见面，见面就快意地大谈特谈。如果与内子一起，他不会忘记请我们吃buffet,他知道祖芬是自助西餐的爱好者。

    我们谈什么呢？学术动态固然不无涉及，但主要是纵论天下大事。中日关系，中美关系，欧洲难民，中东格局，气候变暖，台湾选举，香港走向，以及各国领袖人物的资质，都在我们的一谈为快中。所以然者，是彼此发现我们是可以快谈的谈伴。如果遇到世界上发生了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而我们又不在一地，只好电话交谈了。这种情况，往往是我打电话给他，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如果碰巧都到了某一城市，我们也不会放过见面的机会。2002年5月23日，我在南京参加我的一名博士生答辩，住在西康宾馆，恰值耀基先生莅东南大学演讲，当晚10时通电话，他还是来我的住地畅谈一番。还有一次，是香港对话之后的1995年12月底，我致信请他担任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学术评议委员，及《中国文化》学术顾问，他回了一封短简：

    梦溪先生有道：

    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手教谨悉，谢谢。承邀为贵所学术评议委员，及《世界汉学》与《中国文化》学术编委，不止“敢不从命”，而且欣然同意。

    年前先生与祖芬女士来港短聚，快何如之。长谈有乐趣，只是苦了记录人。罪过罪过。照片二桢收悉，再谢，匆颂春节吉祥

    耀基敬上一九九五元月四日元祯同候

    此可见金先生对笔者的信任，以及我们的第一次长谈，已有乐趣存焉。我们前此一年在马六甲海峡的特殊感触，他也念念于心。当时曾寄照片给我，附函写的是：“马六甲古堡‘读壁’一张，甚有味道，‘远眺’一张不见海峡，而海峡如湧眼前。”又云“来春如到港，当谋良叙也”。马六甲海峡的经历，于我可谓出人意外。站在山丘之上的纪念碑前，回头望海，竟莫名所以地掉下泪来。此犹我第一次去海南的三亚，朋友开车刚转过山坡，天涯海角在望的一刹那，我也有泪涌出。后来想，可能是历史的沧桑感和即将去国离乡的忧思所致吧。

    近七八年，我因患有腰疾，行走不便，外出时间减少，香港很少再去。但2013年8月25日至28日，在香港召开的中华国学论坛，由于友情难却，我去参加了，与内子同行，受到主办方的热情接待。离港前一天的晚上，打电话向金先生致以问候，告以会议议程紧凑未克前去探望，不料金先生说他现在就过来。虽然我们住的沙田凯悦酒店，离中大不算太远，但已是晚上十点，金先生前来让我和内子深感不安。他带来一幅装裱好的书法送我，展开观赏，是东坡的七律：“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字体娟秀，古典今情，至今铭感。2014年和2015年，我们又多次通过电话。一次他谈起许倬云先生的近况，动大手术后，仍有口述新著问世，不禁让人叹美。他收到我的三联版《陈寅恪的学说》后，也曾打来电话，称有“独特深度”云。有时电话是内子接的，喊我来听，笑称是金先生的热线。

    我们的热线，2018年以后，中断了一段时间。内子染恙，我们在台湾治疗前后有半年多。中间也回来，但很快又再去。不料一次竟有了新巧遇。2018年12月22日，金先生的“书法及文献收藏展”在荣宝斋举行，我们刚好在北京，即使带病之身，也一定前往。不仅见到了金先生，也和金夫人陶元祯见了面。他们觉得祖芬的状况还好。展览的规模很大，嘉宾众多。分“文心墨韵”“学术语丝”“人间有知音”三部分。开幕式金先生致辞，几次提到本人。会上送给嘉宾的两本书：一是《金耀基书法作品集》，一是《人间有知音——金耀基师友书信集》。《知音》收有我两封信的原件,并以很大篇幅的文字，记述我们之间多年来的学缘和友谊。金先生是这样写的：

    我曾将《再思大学之道》书中之《从大学之道说中国哲学之方向》一文寄给刘梦溪先生，供他主编的《中国文化》选用，这里刊出的信（图134）是刘先生对该文读后的回应，显然他是十分高看并是同声相应的共鸣者。

    刘梦溪先生是北京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是名重当代的文化学者，我久有耳闻。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初，我第一次与刘梦溪先生在香港见面，那一次见面实际上是我们连续两天，每天三四小时的访谈（正确说是对话）。刘夫人，儿童文学名家陈祖芬也在座，帮做记录。这个访谈成为一篇一万五千字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苍凉与自信》的长文。通过这次对话，我们成为无话不可谈的学问之友。其后，他与夫人来港，我们一定会有聚会，而我亦成为《中国文化》的顾问了。近二十年来，他在北京，我在香港，我们淡交如水，但交往从未间断。刘先生有新著时，常厚我寄下，我拜读后多喜与他电话讨论，甚是乐事，有时亦借书信寄意，这里刊出一信（图135）是他以信答信。刘先生极善书（信），每书（信）必有高论。读他的信多有享受，难得的是他的钢笔字写出了书法的趣味。

    刘梦溪先生近年出书既多且精，赠我的有《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陈宝箴和湖南新政》《论国学》《陈寅恪的学说》《马一浮与国学》，一本本都是厚积厚发的深思之作，去岁又收到他上、中、下三卷本巨制《学术与传统》，真有惊艳之感。刘梦溪先生晚年有“文化托命”之思，返归六经，最服膺马一浮之说。他的学术志趣与我的现代化论述似北辙南辕，了不相干，但我们对中国现代文明除构建“知识之学”外，必须有“价值之学”的树立，则所见正多交集，我们之交实有缘而亦相知也。梦溪先生以为然乎？

    金先生的记述，不仅可作为我这篇文章的参证，更主要是可以作为印证。所谓一个问题的两面，即同为记述彼此的学缘和友谊，我是这样写，他是那样写，两厢对照，格外有趣。时间、细节，彼此的记忆容或有歧，但感受和结论完全若合符契。因为我有日记和纪事年表，涉及时、地、人，我记述得应更准确。他说自1995年之后，我们“成为无话不可谈的学问之友”，诚然诚然，我也是这样写的。他说我有“文化托命”之思，所以服膺马一浮，返归六经，更是人间难得的知音之言。虽然，他的现代化论述，无法离开科学在百年思想文化史上的优先地位，此点与我的观察微不相同；但在当代价值建构题义方面的交会，用金先生的话说，又使我们成为“同声相应的共鸣者”。没想到金先生那样看重我的信函的书写，而且谬许我的钢笔字“写出了书法的趣味”。其实我毛笔字小时候有点根底，几十年不写，就不会写了。此次观赏耀基先生的书法展，启示我今后确应该多写写毛笔字。

    金先生是浙江天台人，大学和研究生就读于台湾大学和政治大学，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长期执教香港中文大学，为社会学系讲座教授，1994年当选台湾“中研院”院士。亦曾任新亚书院院长和中文大学校长。有一次我当面问他，以他的才学、胸怀和治事能力，想没想过在合适的高位上一展怀抱。他说他不是没有这个机会，甚至也有老辈提议过，但他不想走那条路，他愿意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做一个独立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