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汉姆生的诺贝尔奖章

中华读书报记者康慨《中华读书报》（ 2020年08月19日 04 版）

1943年6月，汉姆生（左）拜晤希特勒后，从柏林回国，在奥斯陆的福内布机场受到帝国专员约瑟夫·特博文的迎接。

今年是挪威大作家克努特·汉姆生（Knut Hamsun，1859-1952）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百周年。他的诺贝尔奖章已有七十五年不知去向。

1943年，汉姆生把自己的诺贝尔奖章和证书献给了德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从那时起，就再没人见过这枚奖章了。

1945年5月1日，戈培尔夫妇毒杀五女一儿后自尽。汉姆生的奖章和证书不知所终。

挪威广播公司报道，今年8月，汉姆生节决定发起寻章活动。

众所周知，汉姆生是纳粹同情者，但并非人人都知道，他多么热爱第三帝国。

作家托雷·雷姆（ToreRem）出席了寻章启动座谈会。

雷姆是汉姆生专家，出版过《克努特·汉姆生：走向希特勒的旅程》（KnutHamsun–ReisatilHitler）一书。

他说，汉姆生强烈而公开地支持戈培尔，戈培尔也对汉姆生仰慕多年。

1943年5月18日，八十三岁的汉姆生和妻子玛丽跑到柏林，亲自拜访了戈培尔夫妇。

对作家和部长来说，这都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面。

戈培尔在日记里记载，老汉姆生当场落泪，不得不别过脸去，以掩饰自己的激动。

部长心里也激动。“戈培尔写道，这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会晤之一。”雷姆说，在戈培尔眼里，汉姆生独如天神下凡，两人的这种惺惺相惜对纳粹的宣传工作极为有利。

挪威作家英加尔·斯莱滕·科伦（IngarSlettenKolloen）在所著《汉姆生传》中记述了作家和部长相见恨晚、随后献章的过程：

玛丽以前见过戈培尔，但她丈夫却是第一次与这个德国人见面。部长和作家给彼此带来了深刻印象。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提到，当他们面对面站着的时候，汉姆生感动得眼睛流出了泪水，他不得不转过脸去。

戈培尔作出极大的努力，来与这位愈来愈耳聋的作家交流。玛丽不得不把译文大声喊进她丈夫的耳朵里，但她所传递的评论全都是恭维话。戈培尔宣告，汉姆生必将成为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在他们的交谈中提到，他的全集在北欧各国已不再有人读了。戈培尔脱口而出，这是一种耻辱，并当场决定，他的全集应该重印，一版就印上十万册。作家得体地谢绝了，他指出，德国纸张太短缺了。

两人也讨论了政治。戈培尔记下了这个事实，即汉姆生表达了对英国人的鄙视，而且他对德国胜利的信念是不可动摇的。

在返回诺尔霍姆庄园之后，汉姆生继续为他计划在维也纳讲演准备讲稿，而更为重要的是，有关〔帝国专员和德国在挪威的最高统治者〕特博文的野蛮政权，以及他自己对挪威未来的希望，他打算要对元首说些什么，也要做准备。他还绞尽脑汁，要想出一个合适的方式来感谢戈培尔。6月17日，他突然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若干年以前，塞尔玛·拉格洛夫曾经号召作家们把自己的奖章卖掉，以便筹款帮助芬兰；现在汉姆生将为德国的事业，而牺牲他的诺贝尔奖奖章。他把他的礼物寄给了那位部长，并附上了一个条子：“诺贝尔规定，他的奖金应授予前年的最‘理想主义的’作品。帝国部长先生，我不知道还有谁，像你一样为了欧洲和人类的利益，而年复一年理想主义地写作和讲话。我把我的奖章寄给你，请你原谅。无论如何它对你来说都是没有用处的，但我没有别的可以奉献的了。”

还没有过一个星期，戈培尔便寄来一封感谢信。“倘若我认为，它是对我本人和我的公共责任的表彰的话”，那么他就会感到愧疚，不能接受这个敬意的标志，“但我把它看作你的忠诚的一种表达，这是对我们为一个新欧洲、为一个幸福社会而进行的战斗的忠诚”。

（王义国译文）

两年后，红军攻入了柏林，一屋一屋地逼近希特勒和戈培尔的老巢。

4月30日，希特勒夫妇自杀。第二天，戈培尔夫妇走上了同一条路。

如今，寻章计划虽已启动，却并无有力的线索。

“也许什么人知道什么，或是知道什么人知道知道什么人的什么人。你不知道你开始扇乎起来以后你能找到什么。”发起寻章活动的汉姆生节主席安妮塔·奥韦莱尔夫说。

她提议，也许可以先从戈培尔家的人开始。

戈培尔夫妇自杀前，把他们的六个孩子都杀掉了。但戈妻玛格达还与前夫生过一个儿子：哈罗德·匡特。

“他现在已经去世了，可他有孩子。也许他们知道什么。”奥韦莱尔夫说。

戈培尔的日记是一位德国历史学家直到1990年才在莫斯科发现的。因此，奥韦莱尔夫感觉寻章这事并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

“奖章也许落到了某个现在已经入土的人手里，也许被重新铸成了别的东西。证书可能在某座城市的故纸堆里压着呢。”她说。

汉姆生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挪威作家，却在晚年走错了路，成了坚定的、死不知悔的纳粹拥戴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