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医疗史中不应忽略的角色

    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认为，医学艺术有三要素——疾病、患者和医生。患者生病，医生诊病，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面对疾病这个共同的问题时，患者与医者“相遇”（encounter）了。20世纪中叶之前的西方医学史的书写主要以医生为主体，记述的也多是医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名医的贡献。医疗社会史兴起之后，特别是历史学家参与之后，书写的重点转向社会史、文化史，研究视角不断更新。

    然而，患者在医疗史的书写中一直被学者忽视。“医疗史上一个奇怪的缺点是很少保留这些恩人（指患者——笔者注）的名字……”“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他们是比任何哲学家或任何神学家提出更多的证据的人，证明苦难并非徒然”。事实上，“患者”这个词本身，就易让人联想到医疗关系的历史，即自下而上的医疗史——这样的医疗史先于传统的“在医院内”的医疗史的书写，“没有患者，就没有医生”。更重要的是，患者不是一系列症状的堆积、受损的器官或不确定的情绪，患者是患病之人。患者的病述、疾病体验以及自愿接种疫苗、以身试“术”，甚至死后捐献遗体，都对医学发展作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因此，医疗社会史的书写应该记述患者的踪迹、贡献，而以患者为视角的书写也会使医疗社会史更加丰富。

    一

    患者的记述对医疗史的书写具有重要意义，可以真正实现自下而上的研究。塞缪尔·佩皮斯（SamuelPepys，1633—1703）是英国托利党政治家，历任海军部首席秘书、下议院议员和皇家学会主席。他在1660年—1669年留下10年的日记，后来由于眼疾被迫停止——佩皮斯在日记中写道，这种疼痛使他感觉眼睛“要从我的头上掉下来”。他的记述是难得的一手资料。他在日记中提到自己生病或不舒服的状况约489次，他妻子伊丽莎白的状况127次。佩皮斯年轻时即患有膀胱结石，疼痛和血尿等症状一直折磨着他。1657年，佩皮斯决定手术，这在当时是一个风险极大且痛苦的决定，因为当时没有麻醉措施。1658年3月26日，手术在他的一位表亲特纳太太家中进行，据称取出的结石有网球大小（当时的网球比现在的小）。其后许多年他都在这一天庆祝手术的成功。但是手术留下一些后遗症，佩皮斯一生无子可能与此相关。在日记中他42次赞美自己是一个健壮而坚强的人；但其余的时间，总是有一些不舒服——124次抱怨他的眼疾，28次抱怨结石，还有288个条目记录了一些小麻烦，包括脓肿、胃肠过敏、中风、背痛、长疖子、癌症、淋病、感冒、咳嗽、绞痛、消化不良、惊厥、谵妄、腹泻等等。爬梳佩皮斯日记，可以看到虽然他并不贫穷，但很少看医生，通常是自我治疗。并且上帝经常出现在他笔端，1664年底他写道：“过去的一年结束了，我以极大的喜悦向上帝祷告；不仅是因为我赚了一年的钱，花了4201镑，存下5401镑，财富在增长，而且因为上帝的祝福，在这么寒冷的天里，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过。”

    拉尔夫·约瑟林（RalphJosselin）从1640年起在埃塞克斯郡的厄尔斯-科恩担任牧师，他的日记也存留下来。1665年，约瑟林在仅有10页的印刷品中64次提到他自己的健康状况；其中有50次，上帝以“一种力量”的身份出现，如1643年8月2日周三，他写道：“我病得很重，疟疾发作，有三次痉挛，医生告诉我会有更严重的痉挛，但周五晚上我向上帝祷告……我没有再痉挛，上帝让我从不会忘记他的荣耀。”1644年9月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被一只蜜蜂蜇了鼻子，我拔掉了它的刺，敷上蜂蜜，这样我的脸就不会肿胀，因为上帝的大能关照，没有让我被蜜蜂蜇中毒。”约瑟林经常用的祈祷词有“饶恕我们这群人”“除去祢的杖”。约瑟林代表了时人的观念：自己的健康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只要过上帝悦纳的生活，就不会生病；“疾病是上帝的手指”；生病后要向上帝祷告。可见，时人留下的日记、传记、通信，特别是其中对疾病的体验对医疗史意义重大。

    二

    除了患者的记述，医疗史还应关注对医学发展作出贡献的各类患者。

    首先，自愿接种疫苗的“患者”对医学发展作出了贡献。免疫学的奠基人之一、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1749—1823）在1796年5月14日为一个8岁的男孩詹姆斯·菲普斯（JamesPhipps）接种了“牛痘疫苗”。“疫苗”来自牛奶工萨拉·尼尔梅斯（SarahNelmes）手上。天花是18世纪的最大杀手之一，尤其对儿童是致命的。詹纳将取自牛痘脓疱的脓液挤入菲普斯手臂上的切口中。詹纳是在检验他的理论，即轻微出过牛痘的挤奶工从未染上天花。詹纳随后证明，接种了牛痘的菲普斯对天花免疫。他于1797年向皇家学会提交了一篇描述他实验的论文，但被告知他的想法太具有革命性，他需要更多的证据证明其结果。詹纳毫不畏惧，对其他几个孩子进行了实验，包括他自己11个月大的儿子（詹纳的《探讨天花接种的原因和效果》一文描述了23例成功案例）。1798年，结果终于发表，詹纳创造了来自拉丁语“vacca”的“vac⁃cine”（疫苗）一词。

    法国微生物学家、化学家，微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路易斯·巴斯德（LouisPasteur，1822—1895）是第一个开发狂犬病和炭疽病疫苗的科学家，被世人称颂为“进入科学王国的最完美无缺的人”。他和费迪南德·科恩（Ferdinand Cohn，1828—1898）以及罗伯特·科赫（RobertKoch，1843—1910）一起开创了细菌学。巴斯德是一名化学家而非注册医生，他在抗击狂犬病方面所作的贡献部分要归功于他的患者。阿尔萨斯男孩约瑟夫·梅斯特（JosephMeister）的故事众所周知，他年仅9岁，在1885年7月6日独自一人上学时被一只疯狗袭击并严重咬伤，他立即被送往巴斯德那里，巴斯德在他的实验室里接待了梅斯特和他的母亲，并对他进行了接种——当时巴斯德只在他的狗身上成功过。因为巴斯德不是医生，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情要冒很大的风险。幸运的是他成功了，梅斯特其后的一生都是在巴斯德的研究所担任技术助理。

    几个月后的10月20日，巴斯德又给第二个男童进行了接种，这是一名来自汝拉的牧童，14岁的让-巴普蒂斯特·朱丕里（Jean-BaptisteJu⁃pille）。这个小伙子和其他男孩在玩耍时，被一只口吐白沫的大狗袭击。朱丕里立刻与狗搏斗并杀死了它，但被严重咬伤。像梅斯特一样，他在巴斯德实验室接种了疫苗，之后没有任何不良反应。巴斯德研究所的花园里竖立着朱丕里的雕像，纪念他对同伴的保护。

    其次，以身试“术”的患者也对医学发展贡献良多。一项新的医学技术或药物被发明研制出来之后，总需要在患者身上实验。一些勇敢的患者或者走投无路的患者，往往成为这些新技术或新药品的受试者。虽然他们的名字不见经传，但他们对医学作出了重大贡献，理应在医疗史的书写中受到重视。

    对于谁是第一个接受了卵巢切除术的患者，人们还有争论。据称第一次卵巢切除术是在1701年由英国格拉斯哥外科医生罗伯特·休斯顿（Robert Houston，1664？—1734）主刀的，患者是58岁的玛格丽特·米勒（MargaretMillar）。后者长了巨大的卵巢肿瘤，手术切除了超过8.5升的“粘性物质”。无论对医生还是患者来说，这都是一个大胆的手术。伤口用“温和的法国白兰地”擦拭，患者恢复良好，并健康地又活了13年。还有人认为第一个进行卵巢切除术的患者是美国人克劳福德（JaneToddCrawford）夫人，艾菲拉姆·麦克道尔（EphraimMc⁃Dowell，1771—1830）医生对其施行了卵巢切除术。克劳福德来自肯塔基州乡下偏远地区，她是骑马前往丹维尔镇的麦克道尔医生家，并于1809年12月在那里进行了手术的。麦克道尔得到了他的侄子兼同事詹姆士·麦克道尔（JamesMcDowell）的协助。“我们移除了6.7升的凝胶状物质，然后抽取了液体，重达3.37升。”5天后，患者可以铺床，25天后，她回到家中，此后又活了32年。她于1841年去世，享年79岁。我们对克劳福德夫人了解非常少，没有其肖像，不知其生平。米勒夫人和克劳福德夫人都不知道这项手术对后代的重要意义——它可以挽救无数女性的生命，两人都应该得到后世的感激。

    在麻醉技术的发展中，患者又一次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已知的史料中，我们了解到一些为此作出过贡献的患者的名字。一是詹姆斯·维纳布尔（JamesVenable），一位19岁的小伙子。1842年，佐治亚州杰斐逊市的克劳福德·朗医生（CrawfordLong，1815—1878）为维纳布尔使用乙醚，并从他的脖子上割下了一个皮脂腺囊肿，但这一重要发现并未公布，多年来一直未被注意到。维纳布尔是朗医生的朋友，也是他的病人，朗写道：“我向维纳布尔提到我受伤的事，但在乙醚的影响下没有感到疼痛，我向他建议可以毫无痛苦地进行手术。”手术是在1842年3月30日进行的，并且维纳布尔没有感觉丝毫的痛苦。他是一个勇敢的患者，应该分享归于朗医生的荣誉。二是加德纳·科尔顿（GardnerColton）。1844年，美国牙科医生霍勒斯·威尔斯（HoraceWells，1815—1848）给作为化学讲师的科尔顿吸入氧化亚氮（旧时牙医用的麻醉剂），同时另一位医生为他拔牙。三是吉尔伯特·阿伯特（GilbertAbbott）。1846年10月美国牙医威廉·T·莫顿（WilliamT.Morton，1819—1868）使用乙醚从一位名叫埃本·弗罗斯特（EbenFrost）的患者嘴里无痛地拔出一颗牙齿，其后莫顿说服外科医生约翰·柯林·斯沃伦（JohnCollinsWarren）允许他对20岁的阿伯特进行治疗——从颈部割下肿瘤。莫顿医生问阿伯特：“你害怕吗？”阿伯特说：“不，我很自信，而且会照你的话去做。”这是医生的理想病人。四是弗雷德里克·丘吉尔（FrederickChurchill），一名50岁的管家。英国外科医生罗伯特·利斯顿（RobertListon，1794—1847）在1846年12月于伦敦大学学院医院尝试了麻醉术，患者即是弗雷德里克·丘吉尔，他的腿部有一个恶性肿瘤，需要从大腿截肢。麻醉师彼得·斯夸尔（PeterSquire）给患者使用了麻醉剂，利斯顿医生在32秒内完成了手术。患者意识恢复时不知道手术已经结束，但看到被割掉的残肢后，他不禁泪流满面。

    最后，患者不仅仅是医生治疗的“样本”，他们在死后也还可以为医学的进步作出贡献——捐献尸体。虽然病理学家并不见得公布每个捐献尸体的人的名字，但是有许多“经典”病理标本仍然留下了记录。例如，著名的约翰·金（JohnKing）的肾脏，他是一名34岁的水手，1825年在伦敦著名的盖伊医院由理查德·布莱特（RichardBright，1789-1858）医生负责治疗。根据对这一病例的研究，布莱特医生得出结论，水肿可能是源于肾脏疾病，这大大推进了肾炎的研究。布莱特医生的《医疗案例报告》模型清晰，对医学进步意义重大。此外，据说在马修·拜利（MatthewBaillie，1761—1823）医生的《病变部位的解剖学》中，肺气肿的标本来自塞缪尔·约翰逊（SamuelJohnson）。此外还有许多患者自愿捐献尸体，希望其他人可以获益。如詹姆斯·麦肯齐爵士（SirJamesMackenzie）死于心绞痛，他捐献了遗体供解剖，医生发现他的冠状动脉大大地增厚和钙化，这对医生更好地了解心绞痛意义重大。

    三

    尽管作为患者的经历从来不会很愉快，他们一定还承受着心理、身体的巨大压力，但他们对医学发展作出的贡献值得被铭记（今天在研制新冠病毒疫苗的实验室，又有多少人在志愿接受疫苗测试）！不幸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没有留下姓名，留下姓名的是极少数。患者依赖医生，医生也可以从患者身上学到很多，患者的经验、患者的病述、患者的身体是医生们研究的基础。在日益重视实验室研究、注重组织病变、技术至上的年代，许多医生花在实验室动物身上的时间比花在病床上患者身上的时间更多。但也许正如“现代临床医学之父”“医生的医生”——加拿大医生威廉·奥斯勒爵士（SirWilliamOsler，1849—1919）所言：“倾听患者的病述，他们会告诉你如何诊断。”

    更重要的是，医疗史的写作不应忽略患者的贡献，医疗史应该是关于医患之间的双向互动。事实上，有时还不止两方的相遇，因为医疗实践经常是非常复杂的社会仪式，所以往往涉及家庭、社区、患者和医生。研究患者的记述可以看到时人对疾病的理解，他们对待疾病的认知及治疗方法，从而探知当时的社会、文化。如约瑟林的日记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英国斯图亚特时期，人们认为健康与圣洁、罪恶与疾病、不适与邪恶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但我们要了解，20世纪之前遗留下的患者的记述有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在社会史书写中：这类史料只能代表识字的、中上层的、男性的声音；不识字的、下层的、女性的声音仍旧淹没在历史的车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