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导读

    张炜谈枕边书

    鲁迅及其作品直到今天，具有难以超越的意味。鲁迅的作品没有长篇巨制，这曾经使许多人引以为憾。但是后来人们还是发现，这并未影响一个伟大作家的声名。人们意识到作为一个真正的文学家，越来越多的读者最后还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去理解和感受，一般意义上的量化分析已经没有了意义。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精神和艺术的巨人，他是高大和永远矗立的。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不可忽视的是鲁迅开创的杂文传统。因为在他以前，中国多是闲适的小品文传统，与他同时期的作家也在沿袭这个传统。正因为有了鲁迅，从此杂文作为匕首和投枪才得到了肯定，并且延续下来，以至于成为新的传统。这个传统即便在建国初期，即便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也得到了很好的继承。中国的杂文开始有了自己独有的讽刺和批判性，尖锐而富于勇气。

    （详见3版）

    尺素见情怀——从闻一多致游国恩信函看两位先生之交谊

    游国恩、闻一多两位先生同庚，皆生于1899年。他们曾三度共事，在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探究中，建立起深厚的君子之谊。闻先生现存书信215封，集中收于《闻一多全集》第12卷，其中致游国恩先生的有8封。这些信函不仅包含着丰富的学术信息，更见证了两位先生的友谊。2019年恰值游国恩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几年来，业师费振刚先生对这个日子一直念兹在兹，希望能拿出一部学术著作以为纪念，或者能有其他什么形式，表达自己对老师的情意。但费师自己也已是耄耋老人，身体所限，实难从心。费师长期师从游先生，并一起主编影响甚广的《中国文学史》。1970年代末，费师也曾协助季镇淮先生，整理闻一多未刊书稿，并随季先生参加了许多次纪念闻一多的学术活动。对于游先生与闻先生的友谊，费师多有耳闻，也多次和我言及此事。

    （详见5版）

    陈寅恪《四声三问》引用《高僧传》文本探源

    陈寅恪先生的《四声三问》一文，提出四声说产生于佛经转读。学界多年来认为佛教唱诵对齐永明体的产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一观点多肇基于此。该文最早发表在《清华学报》1934年第9卷第2期，后来收入陈寅恪先生自编的《金明馆丛稿初编》。《初编》于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为《陈寅恪文集》之二。2001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再次出版《初编》，收入《陈寅恪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先生参考社内存档案资料指出，陈寅恪先生在1963年即已向中华上编（即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交稿。可知最初发表刊物《清华学报》所载与上古版《初编》所收《四声三问》，都经过陈寅恪先生亲自审定。笔者学有未逮，无意探讨四声说相关研究，仅就在担任《陈寅恪文集》重排本复审工作过程中的发现，对陈寅恪先生在《四声三问》一文中引用的《高僧传》产生好奇，试就其可能使用的版本稍作探究。

    （详见9版）

    自由与力量：叶秀山先生的书法美学

    人的必死性无法逃脱，而生活在传统之中的人却不仅仅是必死的个体。叶先生的书法美学向西方人揭示了不同于西方传统的、和谐交融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也向当代的中国人揭示了自身传统之中最为可贵的活的精神。当今之世，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依然唯科学之马首是瞻，然而叶先生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一再呼吁我们要重视那溢出了科学之必然性的部分，就是洋溢在我们历代书法作品“字里行间”的自由的精神，与历代书写者在反复临摹与再创造之中所展现的艺术的力量。当我们能够体会叶先生所要倡导的那种内在精神力量，我们不仅能够恰如其分地理解书法艺术，也能够跟随先人们为我们留下的绚烂轨迹，挣脱出必然性的桎梏，进行自由的练习。

    （详见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