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志与邮购时代

    扬之水女史的《〈读书〉十年》，是其在《读书》编辑部工作期间的日记选，上起1986年12月15日，下讫1996年4月15日。缘于我曾在郑州三联书店从业五年，故阅读其日记，多留意与之相关的文字。

    郑州三联书店全称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郑州分销店，于1990年4月25日正式营业。这是三联书店自1986年恢复独立建制以后，在全国设立的第一家分销店，由时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沈昌文先生，与薛正强先生共同促成。

    2012年4月，沈昌文先生为我的小书作序《郑州往事》，回顾了创办郑州三联书店的因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某一天，在罗孚先生安排下，他与老报人徐铸成先生共餐。那天，他还结识了同席的徐老之孙徐时霖先生。随后，在时霖先生介绍下，他又认识了时霖先生的同学薛正强先生。不久，薛先生向他提出，有意在家乡郑州经营书店。沈先生写道：

    当时，三联书店刚落脚未久，美术馆东街的大楼八字还才刚有一撇，本店工作人员大多还在北京五六处地方分散办公，如何谈得上去外地发展。但是，我想到了未来，加上我这上海人好动的性格，觉得不妨一试。不过我那时一分资金也掏不出来。薛先生说，资金由他筹，只要求我允许他使用“三联”名号。我于是郑重要求他注意文化品位，绝不经营坏书，把这作为使用“三联”名号的唯一条件。他欣然同意。这家叫“三联书店郑州分销店”的书店于是开张。打这以后，我去检查多次，确实不错。从各方面看，值得叫作“三联书店”。

    徐时霖先生的回忆，对此事可做证实与补充：“我和沈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1986年3月。薛正强兄是我的同事前辈，亦师亦友。1989年秋，他始有办书店之打算。他和沈先生首次见面是在1990年初或春节后。当时，沈先生得知上级支持三联书店扩充销售渠道后，即有此决定。”

    作为郑州三联书店发起人，沈昌文先生称之为“我出版从业史上的一个突破”。1996年，我与牛桂玲加入其中，并相识相知相爱。从这个意义上说，沈先生是我俩间接的“红娘”。

    扬之水女史日记中第一次写到薛正强先生，是在1990年4月7日。是日午间，《读书》编辑部同事在味苑酒楼为贾宝兰女史补做生日，薛先生在座。那时，郑州三联书店尚未开张。

    将近四年后，1994年1月13日，扬之水女史才第一次见识郑州三联书店的真容：“郑州三联分销店坐落在文化路最北端，夹在一爿熟食店与一家牛肉面馆中间，是一片肉夹面包的三明治。门面极简陋，里面也未加意装修，因为地处路口，故接纳了各路灰尘。学术著作居多，但品种仍感到少了些。”

    “三明治”之喻，沈昌文先生此前视察时，亦曾有此一说。一笑了之之余，或可一窥文化在那个时代的尴尬处境。郑州三联书店位于文化路与农业路交叉口西北角，其面世，后被当地媒体誉为一举改变了“文化路上无文化”的历史。

    说到郑州三联书店的邮购业务，是绕不开《读书》的。

    1990年9月15日，扬之水女史在日记中写道：“午间薛正强来，请编辑部三人在花园酒家午饭。……席间所谈为郑州三联分店与《读书》之合作。”

    《读书》1990年第十二期第一百六十页，有一则《致读者》，全文如下：

    《读书》第十一期《读〈读书〉记》“不尽如意”题下，有一位读者陈述苦恼，其一便是《读书》评介之书，每不易购得，同时又表示，“这自然又不是《读书》能奈何的事”。读者知我爱我，令人感念无已；然虽不怪不罪，却也难免惶愧与不安。今欲聊尽绵薄，经与三联书店郑州分销店联系，初步拟定今后凡《读书》介绍过的书，皆由其尽量向各出版社联系进货，并承担为读者邮购的工作。凡三联版图书，可以尽量保证，其他各社所出之书，亦尽力搜求。爱书的同道们可径与之联系。若几方面通力合作，则“不尽如意”处虽未必能尽如人意，但或借此稍解。财力、人力所限，汲深绠短，不周之处，务请鉴谅。有关出版社如能支持此事，允许以优惠方式提供货源，则更所感谢。详细办法，请与郑州分销店径商。

    文后附录郑州三联书店的地址、邮编与电话。

    其后，沈昌文先生在《读书》1991年第二、四期的编后絮语里，两次提及此事；《读书》1991年第五期封二及封三、第八期封底、第十二期封三，整版刊登郑州三联书店的邮购书目，其余各期也用不同篇幅广而告之。

    那个年代，人文社科书在基层新华书店几无立锥之地，而多数民营书店更是难觅其踪，读者饱受寻书之苦。《读书》刊载以书为中心的文章，编辑部面对求购所评介图书的读者，限于人力，爱莫能助。郑州三联书店的设立，在服务中原学人之外，经由《读书》牵线搭桥，致力于邮购，以服务海内外读者。

    从一开始，《读书》的作者和读者就不限于大陆。那时不少海外读者得书的渠道之一，便是通过郑州三联书店邮购。我加盟书店较晚，不过也得见其盛。在空邮和海邮两种方式里，海外读者多选择后者，即便如此，其费用也高于书款。记得其时海邮包裹到美国的任一城市，都需要一个月以上。有一天，我们收到了一封寄自美国的吴道平先生的信，他在信的开头写道：

    从容女士/先生：

    您好！

    首先请原谅我用了这样奇怪的称呼。我难以判断您究竟是巾帼还是须眉，只得使用这种在美国通行的方法——大约也不合国情。感谢您的来信，昨天您寄来的书也收到了。读了您的来信，当时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您办事非常认真负责，真正是一丝不苟。有这种精神，百事可做，无事不成。有这种精神，您就能得到大家的信赖。鲁迅曾经感慨中国人做事太不认真，而日本人却太认真，两者相遇，其胜负可知。假使国人无论做大事小事都能像您的服务一样，社会的现状总要比目前好一些吧？

    “从容”并非具体的某个人名，只是郑州三联书店邮购部历任服务人员的代称。江西新余的易卫东先生，曾在《邮购记忆》一文里，记录了与时任邮购主持人的林榕女史的书缘：

    在某一期《读书》杂志上，我看到三联书店郑州分销店的邮购图书的广告，正好有我想要的几本书，便汇款到这个书店去邮购。他们很负责任地给邮购图书的读者编了号，建立一个购书记录，我的编号是098号；寄书时总是夹一个短信，说明某书暂缺，余款若干，待有书后再补寄云云。落款的名字总是“从容”。……

    这样过了三年多，大概每两三个月总要邮购一批书吧，建立了一种互信。我为了省事，便开始在那里预存书款。有时候一次存两百元，然后有什么想要的书便写信去。第一次我写的是“从容先生”收，寄来的书里夹着回信，我从清秀的字迹上猜得可能为女性，于是此后便径称“从容女士”，也没见异议。

    这样书来信往，谈着书事，说点感想，偶尔也对生活中的不顺发点牢骚，慢慢地，“虽从未谋面，但彼此已熟悉”。也许我们的读书趣味相似，多了一份亲切和亲近。我几次发现我要购读的书，她都读过，总是在简短的回复中评说一两句。我想要杨绛先生译的《小癞子》，她告诉我书店只有林林译的《小拉萨路》，但插图颇有毕加索风味，也还不错，给我寄来一册。《沈从文别集》出版的时候，她特别说这套小开本的文集很好，她也买了一套，料想我会喜欢，特意留了一套书品较好的给我，果然我寄信去要邮购此书，言下对自己的准确预测颇为欣然。我读回信也不免会心一笑。

    这让人不由得联想到《查令十字街84号》，联想到海莲·汉芙与弗兰克的交流。

    继郑州三联书店之后，三联书店于1991年11月16日在杭州设立了分销店。杭州三联书店是直营店，派驻的叶芳经理本是三联书店一员。是年12月4日，扬之水女史在日记中写道：“叶芳来。杭州分销店甫开业，即遇到若干麻烦，吴彬耐心细致为她排解一番。”

    除了言语安慰，三联书店还给予杭州三联书店实在的帮助。1992年2月25日，扬之水女史在日记中写道：“在马凯餐厅举办服务日，约请的多是老先生：金克木、张中行、王佐良、启功、龚育之、王蒙、刘湛秋、劳祖德、倪子明、丁聪、厉以宁、陈原。其实主要为叶芳此番来京，欲运一批签名本回杭销售。今日签名的四位：张中行、王佐良、启功、陈原。”

    自然，在《读书》上刊登杭州三联书店的邮购书目，也在情理之中了。

    此后，三联书店又与不同机构合作，在全国各地设立分销店，以推广其品牌与图书，最多时共有十三家。仅在《读书》上刊登邮购书目或广告的，依次就有郑州、杭州、广州、济南、南京、沈阳等地分销店。后来各店的邮购书目或广告，未在四封刊登，而是多以补白形式插于文末。各地分销店的人物，出现在扬之水女史日记中的，除了薛、叶，还有郑州的张俊鹏（日记误记为张峻峰）先生、济南的白峰先生。

    除了各地分销店，陆灏先生打理的凤鸣书店，最先得到《读书》编辑部朋友的支持。扬之水女史在日记中，多处记载她奔波于三联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发行部，为凤鸣书店联系订购图书，并托人捎书到上海。此外，《读书》1993年也多次刊登凤鸣书店的邮购书目。

    多年以后，江苏苏州的王稼句先生在《郑州书缘》一文中写道：

    二三十年前，买书还很不方便，除了在各地访冷摊、拨寒灰外，邮购是个途径。看到书目广告后，就到邮局填汇款单，再在附言上写上书目，这应该持续了好几年。当时我邮购的地方，主要有北京三联书店、三联书店杭州分销店和郑州分销店、上海凤鸣书店。在这几家中，郑州店的服务是最好的，那时没有快递，全是印刷品挂号，他们总是将书包裹得好好的，厚厚的牛皮纸，棱角分明。但邮购的周期太长了，从汇出款到收到书，三四个月尚属正常，那就需要耐心的等待。我曾写过一篇《等待邮购书》，回忆当年的情景，其中就说，邮购书“虽然有一个长久的等待，但是等待之后，却有一个非常令人开心的时刻，这大概就是一个补偿吧”。在文章里还摘抄了郑州店给我的一封信：“非常非常对不起，耽误了这么这么久。对您这样的老顾客，我该更尽心才对，可是实在力不从心，邮购常常被搁置，以致邮者怨声沸沸，真是对不住了！像您这样从不来信催的，我更感不安，辜负了别人一片信任。”薄薄的一张纸，让我那久旷的烦恼，顿时烟消云散了。

    1994年4月2日，扬之水女史在日记中写道：“刘苏里来谈万圣与《读书》合作的计划。午间在编辑部吃饭：老沈熬的一大锅腌笃鲜。坐着听了一会儿，离去。”于是，继上海凤鸣书店之后，北京万圣书园、广州博尔赫斯书店、北京风入松书店、黄石后人类书店也先后在《读书》上亮相。

    各家书店同期在《读书》上刊登邮购书目，其中难免有不约而同的。郑州三联书店的书目选择，原由经理亲自上马，后期由我接手完成。挑选书目，除了其品位，还要考虑其存量——总不能到读者邮购时缺货吧，那就被动了。书目由经理过目后，我便给《读书》编辑部发传真。起初，书店还没有配备传真机，我每次发传真，还得到附近的邮局，当时每页传真的价格是十元。

    不过，这种“好日子”并不长久，到了2000年，《读书》上的图书广告全部改为彩印，并开始收费，各地分销店也不再享受免费刊登邮购书目的福利。

    其时，放眼全国，经过业内人士的多年努力，纷纷涌现优秀的人文学术书店，读者购书已不再是一件难事，在北京有万圣书园、三联韬奋图书中心，在上海有季风书园，在广州有学而优书店，在南京有先锋书店，在贵阳有西西弗书店，在太原有尔雅书店，在长春有学人书店……谁还会舍近求远地去邮购呢？

    《读书》2000年第二期彩插里，第一次刊登了当当网上书店的广告。这是一个隐喻。

    一个时代落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