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书展去！

    一年一度的上海书展今天与读者见面了，我又想起了这句话：到书展去！我是读书、教书、藏书、编书、写书之人，怎么可能不去书展？

    上海书展举办至今已有整整十八个年头了。头两年只是限于出版行业的“图书交易会”，自2004年起命名为“上海书展”，规模和功能逐渐扩大，终于成长为一个全国性乃至有一定国际性的图书大展。在我看来，每年夏天举行的上海书展已成为上海市民的一个盛大节日。上海书展是否已可与驰名世界的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等相提并论，我不知道。但至少在我看来，它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我到过南京、贵阳等几届全国书博会（全国书市），还到过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南国书香节羊城书展、深圳读书月书展、苏州江苏书展、宁波浙江书展，香港书展一度几乎每年都去，还到过意大利都灵书展，与已故作家程乃珊女史同台讲上海文学。虽然这些书展各具特色，各有吸引我的地方，我还是对上海书展情有独钟。

    由于我在上海的缘故，自己家门口的书展，自始至终，我每天都可以去，可以从容随意徜徉其间，置身于新旧书籍的海洋，中外知识的天地，即便不买，浏览刚刚印出的各种新书，观赏男女老少读者大包小包满载而归，这种感觉也是美妙的，是一种享受，令人难忘。而每年书展上都有的专题展览，也常使我耳目一新。犹记2013年书展上，新闻出版博物馆策划的“近代出版与社会发展：上海开埠170周年回望”专题展览，就给我很大启发，促使我写出了一篇《闲话别发印书馆》。更何况最近几年里，上海书展都设有台湾新书展台，显示了一种开放包容的襟度。我每年都在那里选购我研究工作所需的台湾新出的文学和学术书籍，一年至少一本，记得前年购买了《虎地猫》（刘克襄著），去年购得《班雅明精选集》（庄仲黎译）、《三辈子》（聂华苓著）两种，真好！

    近年上海书展一个耀眼的亮点，就是连续举办具有全球视野的“国际文学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都来过好几位。“国际文学周”的许多精彩活动都在主会场上海展览中心之外的思南公馆等处举行，读者对世界一流文学的热情，在上海书展上得以充分体现。不仅“国际文学周”，许多新书的发布会也在主会场之外的思南公馆、建投书店、中版书店、作家书店……举行。这是一个值得大大称道的书展新举措，主会场内外互动，专题讲座或对话与售书结合，效果显著。已经坚持了好几年的“开卷书坊”的新书研讨就是整整一个下午，与会者可以畅所欲言。书展期间，仿佛整个上海都在为新书所吸引，为好书而喝彩。每当我看到八十多岁的法国文学翻译大家马振骋先生也坐在思南公馆报告厅里认真地听讲，我就不由得不深深地感动。

    以书寻友、以书会友是读书人共有的经验，在上海书展上这种感受就特别强烈，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每年上海书展，都能见到许许多多内地港台乃至海外读书出版界的朋友，巧遇数年未见的旧友，重见相识不久的新朋，快何如之。尤其最近几年沈昌文沈公每届书展都来，得以每年一次聆听他的妙言隽语。而来自北京的俞晓群兄、辛德勇兄、徐俊兄、韦力兄，来自深圳的胡洪侠、姚峥华夫妇，来自南通的严晓星兄，来自台湾的蔡登山兄、吴兴文兄，来自日本的李长声兄、苏枕书小姐，来自加拿大的沈迦兄……也都在书展上见面交流。更有虽然来往并不密切却心照不宣的文友在书展邂逅，他或正在讲话，或正在签售，彼此以目示意，互致问候，打过招呼后，他继续他的活动，我则消失在读者的洪流里。去年书展上，就与刚结束活动的赵珩兄不期而遇，促成了几个月后在京再见。这种友情的体验在别的书展上很少遇到。

    当然，真正好的书展，不仅仅是展示已经出版的新书，出版者和作者还应该抓住机遇，借这个交流的平台，探讨新的选题，组织新的书稿，谋划出版更丰富多彩的图书。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亲身经历。前年上海书展上，与北京商务印书馆的朋友在一次活动后聚会，谈及他们出版的“碎金文丛”，我颇表赞赏，从而促成拙编《胡适说新文学》也纳入“碎金文丛”，在五四百年纪念时诞生。去年上海书展上，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陈麦青兄与我站在展馆内有一场较长的对话。他竭力动员我编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研究十讲》。我起初还十分犹豫，最终被他的诚意所打动，答应了他的要求，决定一试，其间还几经曲折，现在这部拙著终于要在今年上海书展上亮相了。一次书展交谈成就了一本书，我有幸遇上，而且不止一次。这也是我对上海书展特别好感的原因之一。

    以往的上海书展，给我留下了许许多多美好的回忆。2020年上海书展在疫情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如期举行，会带来哪些新面目、新气象？我会再到书展，再亲身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