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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0年08月05日 星期三

    处而正心诚意

    ——我与《史记》的缘分

    王宗祥 《 中华读书报 》( 2020年08月05日   16 版)

        回首往事,还要感谢那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时代。那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我读高中期间,用的是《文学》课本。讲文学课的刘伯华老师在姜堰中学是鼎鼎有名的。他讲《史记》中的《信陵君窃符救赵》《荆轲刺秦王》绘声绘色。我对信陵君似乎没有留下特别的印象,却永远记住了朱亥、侯嬴、荆轲。记得陶渊明《咏荆轲》诗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这套教材被认为是典型的厚古薄今,不久就停用了。对于我来说,却是我人生与事业的奠基,也是我第一次与《史记》结缘。

        少年不识愁滋味。高考的结果,所录取的学校与所学专业不尽如人意,我知道那是家庭出身的原因。司马迁“二十而南游江、淮”,我则负笈淮阴。淮阴是“乞食于漂母,羞辱于胯下”的韩信的出生地。遗憾的是,没有去漂母祠、胯下桥、韩侯钓台。

        1961年,我被分配到江苏泗洪县中学任语文教师。一学年结束,我有幸得到安徽宣城籍陈老师馈赠的1947年版《辞海》。陈老师已决定调回原籍工作,临分别时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找《辞海》有求必应,如再熟读《史记》,完全能胜任中学语文教师。既然不可能出而建功立业,那就处而正心诚意吧。”我一直铭记这位尊者的箴言。后来我得到了王伯祥的《春秋左传读本》《史记选》。这两本书选文精要,注释详尽,为我后来阅读古代文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泗洪县是商、周时徐国所在地,学校距徐君墓、季札挂剑台不远。多年来我总觉得泗洪民风淳朴,恪守信义。我利用假日去了宿迁“项王故里”,徐州云龙山北麓的范增墓。乘车从泗洪的马公店向西经安徽泗县草庙,再向西就到了灵璧县的虞姬墓,墓在一座土山下,墓前有石碑,横额刻“巾帼春秋”,右为“虞兮奈何自古红颜多薄命”,左为“姬耶安在独留青冢向黄昏”。再向西南就是固镇,据说是垓下所在地,没有探访。泗洪南面的盱眙,是当年项羽立楚怀王孙熊心为义帝的地方。这里留有项羽的许多故事,令人唏嘘不已。当时脑子里对《史记》有了更深刻的印象。

        1968年,我遭诬构,身心受到极大的折磨和屈辱,前途渺茫。苏轼《留侯论》说“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面对突如其来的厄运只是惊愕而不敢怒。我会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中引了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受到鼓舞,决意力争人身安全、精神自由、人格尊严。不到一年的时间,上面还我以清白。

        1980年代初,到处生机勃发,许多好书相继出版。1983年,我花10.10元从中华书局购得三家注《史记》。今天看来那点书费微不足道,那时却占去一个月工资的五分之一。结合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书》,读《史记·殷本纪》。王国维从卜辞中读出有商一代先公先王之名,验证了“《史记》为实录”。读《史记·周本纪》成王时“东伐淮夷,残奄”,淮夷在今泗洪,奄在曲阜。当时《新华日报》报道常州武进湖塘桥出土奄城遗址。我不明白奄城为何出现在江南,写信向历史所李学勤先生请教。我据李先生信中的指教,阅读了李学勤《宜侯夨簋与吴国》(《文物》,1985.7)。文中说:“这时叛周力量一部分残余南移,如江苏武进奄城,传即奄人所迁,《越绝书》称之为‘古淹君地’。”再查《越绝书》,所记无误。我深深感到大家学者读书做学问与常人就是不一样。读《史记》确实需要认真。

        我认定那些学者就是我的老师,他们的论著就是教材。教学之馀写些研究性的文章。拙作《烽·燧·表析》于1991年《文史知识》第11期刊用,极受鼓舞。后来撰写的《“没挞煞”索解》(《古汉语研究》,1995)《敦煌变文断代研究札记二则》(《敦煌研究》,2001)得到有关学者的好评。

        退休之后,蛰居乡村。种豆南亩,读书东窗。处而正心诚意。有人说:当今教授如云博士如雨,还有什么问题需你平庸之人去研究?我说:中国是世界大国,但在很多领域的研究水平和研究人数与先进国家相比尚有差距。学术者天下之公器。古谚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我读书研究,不汲汲于名利,追求的是生活充实以及其中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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