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而正心诚意

    回首往事，还要感谢那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时代。那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我读高中期间，用的是《文学》课本。讲文学课的刘伯华老师在姜堰中学是鼎鼎有名的。他讲《史记》中的《信陵君窃符救赵》《荆轲刺秦王》绘声绘色。我对信陵君似乎没有留下特别的印象，却永远记住了朱亥、侯嬴、荆轲。记得陶渊明《咏荆轲》诗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这套教材被认为是典型的厚古薄今，不久就停用了。对于我来说，却是我人生与事业的奠基，也是我第一次与《史记》结缘。

    少年不识愁滋味。高考的结果，所录取的学校与所学专业不尽如人意，我知道那是家庭出身的原因。司马迁“二十而南游江、淮”，我则负笈淮阴。淮阴是“乞食于漂母，羞辱于胯下”的韩信的出生地。遗憾的是，没有去漂母祠、胯下桥、韩侯钓台。

    1961年，我被分配到江苏泗洪县中学任语文教师。一学年结束，我有幸得到安徽宣城籍陈老师馈赠的1947年版《辞海》。陈老师已决定调回原籍工作，临分别时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找《辞海》有求必应，如再熟读《史记》，完全能胜任中学语文教师。既然不可能出而建功立业，那就处而正心诚意吧。”我一直铭记这位尊者的箴言。后来我得到了王伯祥的《春秋左传读本》《史记选》。这两本书选文精要，注释详尽，为我后来阅读古代文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泗洪县是商、周时徐国所在地，学校距徐君墓、季札挂剑台不远。多年来我总觉得泗洪民风淳朴，恪守信义。我利用假日去了宿迁“项王故里”，徐州云龙山北麓的范增墓。乘车从泗洪的马公店向西经安徽泗县草庙，再向西就到了灵璧县的虞姬墓，墓在一座土山下，墓前有石碑，横额刻“巾帼春秋”，右为“虞兮奈何自古红颜多薄命”，左为“姬耶安在独留青冢向黄昏”。再向西南就是固镇，据说是垓下所在地，没有探访。泗洪南面的盱眙，是当年项羽立楚怀王孙熊心为义帝的地方。这里留有项羽的许多故事，令人唏嘘不已。当时脑子里对《史记》有了更深刻的印象。

    1968年，我遭诬构，身心受到极大的折磨和屈辱，前途渺茫。苏轼《留侯论》说“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面对突如其来的厄运只是惊愕而不敢怒。我会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中引了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受到鼓舞，决意力争人身安全、精神自由、人格尊严。不到一年的时间，上面还我以清白。

    1980年代初，到处生机勃发，许多好书相继出版。1983年，我花10.10元从中华书局购得三家注《史记》。今天看来那点书费微不足道，那时却占去一个月工资的五分之一。结合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书》，读《史记·殷本纪》。王国维从卜辞中读出有商一代先公先王之名，验证了“《史记》为实录”。读《史记·周本纪》成王时“东伐淮夷，残奄”，淮夷在今泗洪，奄在曲阜。当时《新华日报》报道常州武进湖塘桥出土奄城遗址。我不明白奄城为何出现在江南，写信向历史所李学勤先生请教。我据李先生信中的指教，阅读了李学勤《宜侯夨簋与吴国》（《文物》，1985.7）。文中说：“这时叛周力量一部分残余南移，如江苏武进奄城，传即奄人所迁，《越绝书》称之为‘古淹君地’。”再查《越绝书》，所记无误。我深深感到大家学者读书做学问与常人就是不一样。读《史记》确实需要认真。

    我认定那些学者就是我的老师，他们的论著就是教材。教学之馀写些研究性的文章。拙作《烽·燧·表析》于1991年《文史知识》第11期刊用，极受鼓舞。后来撰写的《“没挞煞”索解》（《古汉语研究》，1995）《敦煌变文断代研究札记二则》（《敦煌研究》，2001）得到有关学者的好评。

    退休之后，蛰居乡村。种豆南亩，读书东窗。处而正心诚意。有人说：当今教授如云博士如雨，还有什么问题需你平庸之人去研究？我说：中国是世界大国，但在很多领域的研究水平和研究人数与先进国家相比尚有差距。学术者天下之公器。古谚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我读书研究，不汲汲于名利，追求的是生活充实以及其中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