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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建社70周年，而我与人教社的交往，算来也有35年了。
我是人教社的学生
我从1978年以后一直在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直到2013年退休。而我的学术生涯，却有一部分是与人教社有关联的，这要从我读硕士研究生说起。
1984年，我校获批设置历史教材教法的硕士研究生学位，当时是全国第一个获得这一学位授权点的单位。第二年开始招生，名额只有一个，我很荣幸，考取了这一方向的研究生，师从齐世荣、于友西先生。齐世荣先生在规划这个专业的课程设置时，明确提出历史教材研究的课程一定要请人教社的教材专家来讲授。他邀请人教社历史编辑室的苏寿桐先生开设《中国历史教材编写》、李纯武先生开设《世界历史教材编写》的课程。随后，我奉齐先生之命，到位于沙滩后街的人教社，向苏、李两位先生呈送研究生导师的聘书。开学后的前两个学期，我每周都要去人教社的家属院，分别到苏先生和李先生家里上课。
苏寿桐和李纯武先生是我国中学历史教材的第一代编撰者和审定者，也是我国中学长期使用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教材的奠基者。他们对于我的求学十分热情，每次到他们的家中，两位先生都是沏上热茶，寒暄数语，然后正襟危坐，开始面授。两位先生的教学态度极为认真，每次授课都事先准备了详细的讲稿，讲述的内容既系统又详细。聆听两位先生授课，使我近距离地感受到他们的史学功底扎实，教材编写经验丰厚，令我受益匪浅。我后来能够从事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工作，是与苏寿桐和李纯武先生的引路和悉心指导分不开的。在上课时，他们不仅讲授有关历史教材编写的理论与方法，而且在每次授课完结后提出一些问题，与我讨论，有针对性地帮我解决疑难。在授课的同时，两位先生还要求我提交课程作业，并进行认真的批阅。我现在还记得，苏先生每次在返还我写的作业上都用红笔进行了很多批改，甚至对作业中用词不妥、标点错误等微细之处也一一标出，从中可见先生的颇为用心和严格要求。李先生要求我做有关中学历史课程教材方面的外国文献综述，我在资料搜集与整理的基础上，写了一篇关于国外中学历史课程设置状况的作业，他对此进行了认真的批改，并给与了充分肯定，认为这个方面的讯息在当时国内还极少，有一定价值，建议我进行修改后投稿《课程·教材·教法》杂志。后来，这篇习作以《各国普通中等教育中历史课程设置情况的简介》为题，登载在该刊的1986年第8期上。顺便一提，由此也开始了我与《课程·教材·教法》杂志的往来，后来我在该刊物上又陆续发表了12篇文章。
1988年5月，举行了我的研究生论文答辩会。出席答辩委员会的导师有齐世荣、苏寿桐、李纯武、黄一欧、于友西五位先生，苏先生是答辩委员会的主席。在我的硕士论文通过答辩后，苏、李等先生还对我提出了殷切的希望，鼓励我继续努力。
所以说，我是人教社的学生，人教社的苏寿桐、李纯武先生是我的业师。他们对我的耳提面命，我一直铭记在心。两位先生驾鹤西归已很多年了，但我还时常怀念他们，尤其是我在他们家中喝着香茗、聆听教诲的情境，终生难忘。
我是人教社常客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时常要去人教社历史编辑室，可以说是那里的常客。30多年来，除了我所任职的大学，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人教社了。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当时学会的名称是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学会的第一任理事长是白寿彝先生，第二任理事长是苏寿桐先生，于友西先生任秘书长。我协助于先生工作，担任副秘书长。有关学会的日常工作事项，一般是召开京津地区的常务理事会进行商讨，开会地点就在人教社。由此，我去人教社，主要是参加学会的工作会议，负责做会议记录。去的次数多了，也就与人教社历史编辑室的各位老师都熟悉了。苏先生卸任学会理事长以后，理事长一职都是由人教社历史编辑室主任来担任，先后有王宏志、陈其、李伟科、许斌等同志。近些年来，学会的秘书长一职也多是由历史编辑室的同志担任，如许斌、李卿等同志。我一直是协助他们做些工作，共同推进学会的发展。我们这个全国性的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能够发展到今天，在全国中学历史教学领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是与人教社有着直接关系的。
到90年代中期以后，我去人教社则是与编写、修订中学历史教学大纲的工作有关。当时教育部组织修订历史教学大纲，人教社历史编辑室的同志是骨干力量，工作地点也在人教社。我先后参加了初中和高中历史教学大纲的修订工作，修订组的组长是人教社历史编辑室主任王宏志老师，编辑室的其他同志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大纲的修订工作。我除了要去人教社参加修订工作会议，还与历史编辑室的同志们一起到外地进行教学大纲和教材的调研，搜集对大纲修订稿的反馈意见。由于常与人教社历史编辑室的同志一起外出，同吃同住，相处日久，我与他们的关系不仅是同事，而且成为很好的朋友。
近10年来，我去人教社的次数更多了，这主要是与统编历史教材的编写工作有关。初中统编历史教材的筹划其实起步很早了，在2007年就开始运作。齐世荣先生担任教材的总主编，我协助齐先生做一些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初中统编教材的编写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参加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人教社历史编辑室的同志一直参与了这项工作，有的担任分册主编，有的担任责编。在教材的编写、审查、修改过程中，开了数不清的会议，很多次是在人教社开会。2017年8月，高中统编历史教材的编写工作启动，我是教材编写组成员及分册主编。高中教材的编写，时间紧，任务重，程序多，人教社提供了很多的支持，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工作会议都是在人教社进行的。有很多次的教材编写会都要开上两三天，我们这些编写组的成员到晚上就住宿在人教社附近的宾馆，早上到人教社的地下食堂，排队自取早餐，然后再排队结账，俨然是这所大厦中的员工。这些年来，为了统编教材的事情，我不知跑了人教社多少趟，以致人教社大厦的门卫看到我来，常是点头放行，可谓是熟人相识了。
统编教材出版后，人教社组织了一系列的教材培训工作，有全国性的，也有省级、地市级的培训，还有网络培训，这些我都有参加。我还参加了人教社组织的统编教材宣传工作，到电视台、广播电台和报社介绍教材的情况。由此，我与人教社的教材事业部、媒体宣传部等部门的同志多有交往，在工作上相互之间的配合也很好。
正是由于我参加了初中和高中统编历史教材的编写、培训等工作，真切地感受到人教社的领导及各部门的同志们对这项铸魂工程的高度重视和全力支持。统编教材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作为教材的编写人员，只是做了最基础的工作，而教材最终能够进入学校，则还需要做一系列的工作，如编辑、制版、校对、审核、发行、培训、宣传、反馈等等，这些大量的工作主要是由人教社组织进行的。可以说统编教材的成功完成，人教社的同志们功不可没。
30多年倏忽而过，回首我与人教社的交往，不由得感慨万分。从我个人的角度上讲，人教社培养了我，也给我提供了很大的平台，使我能够为中学历史教学的改革与发展尽自己的一份薄力。在人教社建社70周年之际，写下这篇小文，以表达我的一份心意，并衷心祝愿人民教育出版社在今后有更为辉煌的发展。
（本文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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