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新青年”，不朽！

    “五四运动”已届百年，当时的风云人物都已远行不归，唯百年史绩犹存，谠论言犹在耳，伟业后继有人。陈独秀、蔡元培、胡适之、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吴虞、章士钊、苏曼殊、周作人、傅斯年等，无一不在百年历程中留下非凡的印迹。石钟扬、石霁《永远的新青年——陈独秀与五四学人》（东方出版中心2020年5月版）一书依据真实可靠史料，从细节着眼，有叙事，有抒情，有思辨，有文采。细描浓染，丰茂厚重，洞察深刻，新义迭出。以“永远的新青年”冠名，尤其彰显历史与现实的契合。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文化和精神领袖，蔡元培、胡适之二位是陈独秀最看重的挚友。1940年蔡元培逝世，陈独秀著文：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不应该专归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作为一代精英的领袖人物，陈独秀身上有着断头流血都不辞避的悍劲，所向披靡的狂飙式的气质，棱角毕露，锋芒逼人。蔡元培说，“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本书赞曰：

    他凭着思想界明星的精神魅力，凭着一往直前的革命勇气，凭着把握文化思想走向的敏捷智慧，凭着百般武艺皆在行的能力……陈独秀就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将当时第一流的文化精英汇聚在自己的周围，从而办好百年中国天下第一刊《新青年》，掀起新文化运动，改变中国思想文化的走向。

    于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胡适之成为“五四”文学革命“首举义旗的急先锋”。胡适何以积极追随陈独秀？请读者专看他的《四十自述》《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陈独秀与文学革命》诸文。其中，胡适最赞赏“陈先生是一位革命家”，“在袁世凯要实现帝制时，陈先生知道政治革命失败是因为没有文化思想这些革命，他就参加伦理革命，宗教革命，道德革命”。

    早在1903年，陈独秀就说：“全国人既如是沉梦不醒，我等既稍有一知半解，再委弃不顾，神州四百兆人岂非无一人耶！故我等在全国虽居少数之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庶使后世读中国亡国史者，勿谓此时中国无一人也。”与“但开风气不为师”，稳健温和的胡适不同，激进刚烈的陈独秀是“但开风气亦为师”，是法俄大革命的浪漫张扬精神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激越奋进思潮奇特结合的产物。

    鲁迅是文学革命的典范，他的《狂人日记》刊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号。这是鲁迅在新文学领域的第一次亮相。一次次催促鲁迅写小说的是钱玄同，而钱则受陈独秀的“将令”。钟扬说：“或许可以说，没有《新青年》，就未必有作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的鲁迅。”话虽近于武断，却有一定事实依据。鲁迅自己说，他的“呐喊”是“应须听将令的”。在《药》的瑜儿坟上添上一个花环是“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呐喊〉自序》，1922年12月3日）十年后鲁迅又说：“《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我怎样做起小说来》，1933年5月3日）陈独秀不仅催促鲁迅写小说，也引领他写杂文—随感录。“这是鲁迅后期巩固文学巨匠地位、成为文学战线上伟大旗手的主要武器。”（唐宝林语）

    陈独秀的鲁迅观始终如一：“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致周作人》，1920年8月22日）“他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他的中短篇小说“都超上乘，比其他作家要深刻得多，因而也沉重得多”，“《新青年》上，他是一名战将，但不是主将”（陈独秀在南京狱中与濮清泉谈话）。那么，谁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人们长期只把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而对陈独秀则避而不谈。任何稍有实事求是之心的人都会承认，鲁迅是20世纪30年代“左联”时期革命文学的主将，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则非陈独秀莫属。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二十六年后，仍然明确认定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1945年4月，中共七大预备会上的讲话）。

    陈独秀引领的“五四”学人阵营中，蔡元培是运动的“大护法”。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使新文化运动有了北京大学这块坚强阵地，而他则成为爱国青年的保护者。北大同事则有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王星拱、周作人，以及早年结识的章士钊、易白沙、吴虞、高一涵、李大钊（吴、李后来也到北大任教）等。更多的是由陈独秀、《新青年》培育的一批“新青年”，如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毛子水、江绍原、汪敬熙、何思源、俞平伯、郭绍虞、孙伏园、张申府、叶圣陶、冯友兰、朱自清、许德珩等。这批知识精英，各有才能，虽有思想或政治的分野与争斗，但都是文化领域具有重要贡献的人物。

    傅斯年是“五四”学生群中的代表，他对陈独秀的景仰完全出自理性的认知。1918—1919年，他发表五十多篇文章，为新文化运动，尤其是为文学革命推波助澜。傅斯年创办新潮社、主编《新潮》，得陈独秀全力支持。“五四”爱国运动中成为天安门集会游行的总指挥。他界定中国近代革命有言：

    这里所论革命者，不只政治革命，应该概括一切社会的，文艺的，思想的改革而言……否则革命只等于中国史上之换朝代，试问有何近代意义呢？

    清末陈氏在日本时……他在思想上是胆子最大，分解力是最透辟的人，他永远是他自己……要知道陈独秀对于革命的贡献，《新青年》便是最重要的证据。

    独秀当年最受人攻击者是他的伦理改革论，在南在北都受了无数的攻击、诽谤及诬讥。我觉得独秀对中国革命最大的贡献正在这里，因为新的政治决不能建设在旧的伦理之上，支持封建时代社会组织之道德决不适用于民权时代……

    傅斯年认为“文学革命、伦理革命、社会主义”是国民党反共前十年间陈独秀的三大革命贡献。“是民国五年至十一二年中最大的动荡力。没有这个动荡力，青年的趋向是不会改变的，青年的趋向不改变，则国民党之改组与国民革命军运动之成事皆不得其前提。这个历史的事实，不能因为陈独秀现在缧绁之中而抹杀之！”陈独秀被中共开除后加入托派，避居上海，只是一个“穷困颠连”以卖文为生的学者。因此，国民政府逮捕陈独秀后，傅认为当局从道义和法理上应当“事付法院，公开审判”，各方人士则于“判决有罪时，不妨依据法律进行特赦运动”。他大声疾呼：

    国民党决无在今日一切反动势力大膨胀中杀这个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之理！

    傅斯年品学兼优且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与世界主义眼光。终生无党无派，疾恶如仇，元气淋漓，酷似陈独秀性格。抗战期间，两次炮轰孔祥熙的贪腐、宋子文的渎职，硬是把这两个行政院长赶下政府首揆的宝座，连孔宋的连襟蒋介石也无可奈何。钟扬说，“傅斯年治学与政治取舍从胡适那里获得教益更多，而他灵魂深处却常有独秀精神在涌荡着”，堪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结晶”，确为不刊之论。

    1937年8月，陈独秀获释后拒住中央党部招待所，而住入傅斯年家。两人纵论世界大势，傅颇悲观，陈则信心十足。9月，陈独秀在中英协会与胡适、傅斯年晤谈。事后，陈独秀在《我们断然有救》文中记下这次谈话：

    我们不要害怕各色黑暗势力笼罩着全世界，在黑暗营垒中迟早都会放出一线曙光，终于照耀大地，只要我们几个人有自信力，不肯附和，屈服，投降于黑暗，不把光明当作黑暗，不把黑暗对付黑暗，全世界各色黑暗营垒中都会有曙光放出来。我根据这些观点，所以敢说：“我们断然有救！”

    当下，读到这样乐观、明智、坚定、自信的文字，仍觉其新，犹感其力。

    “永远的新青年”，必将结束一个旧时代，开创一个新时代，因而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