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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来自国内几所高校的学者就复旦大学哲学院孙向晨教授的《论家：个体与亲亲》一书召开在线研讨会。
研讨会由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文兵教授主持。文兵认为,孙向晨教授这项工作立足于中国语境，吸收西学资源，致力于在中西不同的思想文化融合中创造出一种价值体系，为当代中国建构一个精神家园。《论家》提出“亲亲”与“个体”这样的“双重本体”，实际上存在着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张力。如何跨越时代的落差与空间的区隔，《论家》作了很有价值的探索。
我们该如何研究哲学，为何要把“家”作为一个哲学对象加以研究，孙向晨教授表示，今天的哲学工作可能不必拘泥于中西之分，而是要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还是会有一些羁绊，尤其是一百多年来我们研究中国哲学所形成的一些框架，而要破除这些无形的障碍，就要打开一些新的视域，《论家》就是这样呈现出来的。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家”这个主题似乎不够“哲学”，这其实是受限于固有眼界；在“家”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更基本、更宏大的哲学框架，《论家》以“生生”探索“家”的生存论基础就是这样一种努力。
商务印书馆陈小文编审表示，从学理来看，无论是政治学还是伦理学，对“家”这一问题的关注的确很少。《论家》为我们重新思考“家”提供了一条进路，即从中国传统的“亲亲”与西方的“自由”这两个方面来加以探讨。书的成与否，不在于其结论，而在于它提出的问题和思考的方式，在于是否能给人启发。就此而言，《论家》是一本成功的书。对于如何思考“家”，他认为可以把“家”定义为一个基于爱的或者以爱为纽带的集合体。这里的爱就包括夫妻恩爱、父母慈爱、子女孝爱、兄弟友爱四个维度。而从生存论来看，家庭则基于血缘、生存和伦理的三重维系。其中伦理维系格外重要。
《论家》的主旨就是通过个体和亲亲构造了互补性的双核驱动程序，在重新唤回关于“家”的伦理阐释的同时，也对现代性危机做出了中国式的回应。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李科林教授认为，孙向晨在书中敏锐地指出了现代性和西方文化传统的“表里结构”，在厘清现代性自身逻辑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呈现出了现代性和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深层张力。关于现代性和“家”之间的张力，除了莱维纳斯的理论之外，还可以考虑从个体经验的角度对现代性提出批判的相关理论。以本雅明和阿甘本为例，他们认为现代性的发生所带来的趋同性，往往会覆盖个体感受的多样性，故而更进一步地导致经验的匮乏。而作为经验塑造的最初阶段，个体和家的最初联系恰恰就是从幼年的经验开始的。由此可以更进一步打开“家”对于个体的“先验性”塑造和内在性丰富的理论空间。
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来看，《论家》会激起怎样的思维火花呢？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黄燎宇教授表示，《论家》将中西方的精神碰撞视为耶儒之间的碰撞，这很有道理。书中将基督教比喻为“特洛伊木马”的说法很有启发。儒家最核心的一个概念即“亲亲为大”，但“亲亲为大”也受到很多批判，比如正是由于看重血缘关系和私情，容易导致中国人重私德而轻公德。
既然是以“家”为主题，那么就应对“家”的概念有明确界定。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谷裕教授认为，从纵向看，比如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的“家”的内涵，与黑格尔时代“家”的内涵就不尽相同。从横向看，中西文化在“家”的概念上也存在差异。她引述了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这样的论断：“中国逐渐以转进于伦理本位，而家族家庭生活乃延续于后。西洋则由基督教转向大团体生活，而家庭以轻，家族以裂，此其大较也。”对此，她从《马太福音》的相关论述中分析，中世纪存在的正是以信仰共同体为单位的大团体生活。梁漱溟对家庭的分析仍然具有警示作用：过于强调家庭，可能会淡化团体和个人，导致淡化公共观念、纪律习惯、组织能力和法治精神。
中国人对家具有一种类似形而上学的信念，从根本上来说，这与民族的文化密切相关。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欧阳谦教授提到，弗洛姆就认为人的本性中有一种生存根基的基本需要，而生存根基就是人离不开血缘和土地的双重支撑。我们的家首先就是血亲关系，然后就是这个家所依存的地理位置或者村落土地。现代性充分肯定个体而导致了“亲亲”关系的疏远，在现代的进程中，我们常可以看到青年脱离家庭去追求自己的理想。针对书中“若我们超出莱维纳斯所标榜的‘希腊’与‘希伯来’对峙的目光，而换一种‘中国式’眼光来重新审视莱维纳斯所谈的这些问题，那么他对‘家’的分析就大放异彩”这一观点，他认为莱维纳斯所探讨的“家”与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宗法关系建构起来的“家”是有很大差别的，因而，如何比较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对“家”的理解，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而在现代社会中，“家”已经和传统社会完全不一样了，未来智能信息化社会中的家庭样式更是难以想象。历史上不少思想家总想用“爱”来拯救世界，关于“家”的探讨或许也是一种拯救方案。
深受儒家影响的日本文化对于“家”的看法，可以作为我们今天“论家”的参照。北京大学哲学系周程教授列举了“家”在日语中的五种读法，并分析了它们的不同含义，阐明了“家”的内涵在日本文化中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虽然日本受到儒家的影响，但关于血缘的观念与中国又有很多不同。儒家文化强调血缘的重要性，所以“长子”在家族中就具有了重要的地位，但相较之下，在日本，长子在家中的地位有别于中国，“家”与其说是血缘团体，不如说是经营团体更为确切。再有，日本家庭中的代际亲密关系弱于中国。在中国，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但在日本却以“代际”为线划定了更加强烈的平等意识。同样是东方，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差异还是很大的，这种差别应予以重视。
如何摆脱“亲亲”之中所含的“差等”而走向现代公民之间的平等，也是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国清教授认为，我们今天讨论“家”时，仅用儒家传统的“亲亲”肯定是不够的。他提出，按照罗尔斯的“权威道德—交往道德—原则道德”的三阶段理论，在“原则道德”阶段就存在着仅追求个人的平等和权利而脱离家庭的风险。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亲亲”“家”如何回应这种风险呢？进入原则道德阶段后，是不是就不再需要“家”了，“家”的温暖有没有可能成为过去时？这是孙向晨教授没有触及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对待家庭或“亲亲”中的差等概念？尽管我们经常讲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无私的，但在现实的多子女家庭中，肯定是存在偏心的。差等不仅仅是基于亲情和血缘的一种远近关系，可能还有一种个体之间亲疏关系。我们应该如何解读这种差别？《论家》好像没有明确地回应这个问题。
但从建构的意义上来说，我们实际上要面向一个更加复杂的，既有现代性又有中国性，同时又要考虑规范性，还要考虑我们整体的生活经验的纠合的叙述环境。北京大学哲学系程乐松教授认为，《论家》中“特洛伊木马”的隐喻，强调了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一模式在中世纪神学和近代主体哲学之间的转换，对西方哲学历史的叙述是十分顺畅的。然而，这样的双重本体的结构在亲亲与个体的对应关系中是可能的吗？换言之，亲亲与个体的对应可以被视为双重本体吗？他认为，我们如果进入到生活经验，或者说我们进入到对生活本身的那种ThickDescrip⁃tion（引自吉尔茨），不用范畴不用概念去规制的话，那么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把我们自己的理论用一种高度规范的形式表达出来；如果不能用高度规范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话，那么我们所谓的个体性或者说以理性为基础进行的理论建构，有没有可能达成？总之，这本书的主题以及切入点，特别是对现代性和西方性概念的梳理是十分精彩的，对自然权利的个体和道德自律之间的差异，以及与五四时期的个体观的分疏是相当细密的，是很有启发的。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家”的存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北京大学哲学系韩水法教授认为，现在人们大都会以现代的一夫一妻制为模板来想象古代的“家”，但作为一种普遍的、合法的家庭形式，它是直到现代社会才确立的，并且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变化过程。就此而言，所谓家庭的分裂或消亡一定要有严格的定义，不能忽视先前、甚至现在还存在的多种多样的家庭形式。此外，针对书中对莱维纳斯、黑格尔等西方思想的研究，他认为西方世俗的家庭制度虽然可以作为比照和参考，诸如黑格尔有关家的思想也有重要的价值，但难以用来为中国的家庭制度辩护。而就中国的宗法家庭制度而言，它在实际的社会关系中也是相当复杂的，但遗憾的是，它目前尚未得到深入和全面的研究。总之，要切实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秩序和结构的长期存在和持续发展，一个重要的入手点就是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制度。孙向晨的著作进一步拓展了从哲学角度来研究家和家庭的路数、方法和视角，必将有力促进从不同的学科出发或以综合的视野着手研究家和家庭制度的事业。
在其他一些学者也相继发言之后，孙向晨教授最后表示，“家”具有多个层面的意涵，作为“修齐治平”的环节之一，其在“现代社会”的价值还有待进一步展开。从更根基的哲学层面来看，“家”具有一种普遍意义，而不能仅仅从制度设计、价值秩序的层面来讨论。“亲亲”之于“现代性”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可以补救现代“个体”的“冰凉”，它使一种“温暖”的世界得以可能，它是我们感受世界温暖的“先验性条件”，这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今天大家的肯定和批评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学术共同体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秦威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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