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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古代史》是剑桥大学出版社自1902年以来出版的三部区域断代史之一。另两部是《剑桥中世纪史》与《剑桥近现代史》。我国学界习称之为“剑桥三史”。这三部巨著问世以来，在国际历史学领域一直是同类著作的翘楚，就其权威性、科学性、前沿性、综合性和学术影响而言，至今无出其右。
《剑桥古代史》的本意并不是要叙述整个古代世界的历史，而是西方文明的古代史。而叙述古代西方文明，就不能不提近东史，如这套书的主编史学大家伯里所说：西方文明的源头无法到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蛮荒森林中去发现，只能到埃及和西南亚文明中寻求。所以《剑桥古代史》把埃及和西亚文明的历史纳入书中，这就确定了《剑桥古代史》的空间范围。
新版《剑桥古代史》将初版中公元3世纪的古代史下限推到公元7世纪左右，大量增加关于古代埃及、西亚文明与早期希腊历史，以及经济史、思想史、文学艺术史、社会史及妇女、奴隶、低下等级社会成员的内容，在古代文明的起源、古代经济的一般特征、古典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关系、古代世界的转变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概言之,这是一部经得起较长时间检验的学术著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近推出了《剑桥古代史》中译本14卷。《中华读书报》就此采访了《剑桥古代史》项目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郭小凌。
中华读书报：《剑桥古代史》中译本14卷19分册经过多年的集体努力。您如何看待这套书的价值和意义？
郭小凌：关于这套书的价值，可以这样表述：新版《剑桥古代史》是目前国际上相对质量最好的区域古代史著作。所谓质量最好，是指这套书体现了国际古代史学界对环地中海区域，包括西亚、北非和西方文明的两大组成部分——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研究的最好水准，因为主持并参与撰写此书的远远不止剑桥大学的一线教授，还包括欧美各国亚述学、埃及学、赫梯学、伊朗学和古典学以及史前考古和埃及西亚欧洲考古的学科带头人。这是一部处于学科前沿的研究队伍集体撰写的充满历史细节的区域史书。实事求是地说，写这样一部大作，我国学人整体上尚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其他国家也不具备，尽管法国、德国、苏联也曾经编纂过大部头的古代综合史，但规模量、质量和在学界的影响都不及《剑桥古代史》。正因为如此，这套书成为各国历史学专业和其他人文社科专业的参考书目的必列书，也因此是各国公共图书馆、包括各高校图书馆的基本藏书，具有工具书性质。
如今中译本由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发行，是有着显著象征意义的出版事件。因为自《剑桥古代史》第一版于1924年出版以来，除了中国，迄今尚无一个国家有过自己的译本。其因可以理解：这是一部颇具翻译难度的多卷本著作，涉及历史学技术难度最大的一些分支学科，如亚述学、埃及学、伊朗学、古典学、考古学、人类学、古文字学、碑铭学、钱币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内有大量的死语言术语和技术性陈述或刻画，没有一支人数众多的高度专业化的队伍，没有较充分的出版资金和勇气，便不可能有对这套书翻译引进的可能。改革开放的中国，具备了这些条件。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在条件基本具备的地方，还需要有人具备引进的眼力或卓识，主动倡议和张罗，于是便在我国有了第一个译本。它的面世，归根结底是为了我国读者能够合理准确地认识外部世界的过去，反过来也更准确、更深刻地认识我们自己的过去。这是出版这个译本的价值所在。
中华读书报：当初是怎么下了这么大的决心决定组织参与这套巨著？
郭小凌：关键是我国具备了上面谈到的两个基本条件，人才队伍和资金。引进这部名著是我国世界古代史学人长期的愿望，不仅历史学专业和相邻专业有教学与科研的需要，而且广大不懂英文的非专业读者也有迫切地了解外部世界的欲望。但过去苦于人手不足，资金匮乏，这套书只在很小的专业圈子内流转，与其他专业或非专业的读者无缘。
这套书的翻译，我们把它比喻为翻译工程，是在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立项的。这并非偶然。30年时间，我国高校已拥有多达百人的受过完整专业训练的师资队伍，绝大部分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教师，个别人是文化事业单位的专业人员。他们大多职称是教授或研究员、副教授或副研究员，很少数是讲师，绝大多数人具有博士学位，并在国外有过或长或短的求学或访学的经历。幸运的是，工程的立项恰值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文教事业繁荣的年代，国家高度重视思想文化建设，国家社科基金把引进《剑桥古代史》和《新编剑桥中世纪史》两部大作列为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基金同时把这项工程列为重大资助项目。而翻译工程依托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这个项目不仅有坚定的信心，而且有《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译本的出版经验。三部剑桥最著名的史著中译本，由一家出版社出版，组成系列，顺理成章，成就一项了不起的翻译事业。
中华读书报：译者阵容强大，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组建的这支队伍，有哪些困难。
郭小凌：项目立项后，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武寅为首的编委会通过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会这种全国性的学科组织，联系古代史和中世纪史专业委员会的成员，确定各卷册一到两位主译人选，主持特定卷册的整个翻译工作。这一过程并不困难，因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们对参与翻译工程都充满热情，认为对个人治学生涯是难得的机会，有的教授还主动请缨。如果说在组建队伍或多或少地遇到一点困难的话，就是个别适合参与项目的教授因忙于手头其他项目的压力，表示了遗憾。
中华读书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之前还出版了一套《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它跟《剑桥古代史》有什么关系吗？
郭小凌：《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是新版《剑桥古代史》和《新编剑桥中世纪史》姊妹篇。三套书构成连续的区域断代史，以西方文明的产生与发展进程为主要内容。这三套书的前身，也就是初版非常成功，使剑桥大学出版社有了出高质量史书的口碑和品牌。新版没有坏了老版的牌子，依然是史书中的权威。
顺便说几句，《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的译名与原书名有所区别，原书名是《新编剑桥近现代史》（New Cambridge ModernHistory），没有“世界”这一包罗万象的特指空间。其内容主要是近现代西方文明史，包括俄国史、美国史和海外殖民史。在叙述殖民史时牵涉非欧洲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这部14卷本的史作是另外两部剑桥史即剑桥古代史和中世纪史在时间和内容上的延续。因此书名为世界近代史其实名不符实，有违原意。由于剑桥三史并非整个人类世界的历史，而主要是西方文明的历史，因此才会在三史之后，出版社又组织编写了其他冠以剑桥名牌的中国史、印度史、柬埔寨史、伊朗史等国别史，以及战争史、科学史、暴力史等专题史。
中国社科出版社独具慧眼，先期引进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后引进古代与中古史，由近及远，倒序时间，使剑桥三史系列丛书一家出版。有趣的是，剑桥三史最初的编写也是先近现代，后中世纪和古代，由近及远，不约而同。
1896年3月11日，剑桥大学法律史教授麦特兰德（F.W.Maitland，1850-1906）、古典学教授杰克逊（H.Jackson，1839–1921）向剑桥大学出版社董事会提议编写剑桥史书并得到董事们的认同。起初建议者和董事会成员都希望编写一部范围更为广泛的著作，如《世界史》或《通史》。因为时钟转到19世纪末叶，世界已被优先进入工业文明的欧洲列强瓜分完毕，全球一体化的认识业已形成，但当时却没有一部面面俱到的世界通史对此加以说明。所以剑桥大学出版社计划出一套通史著作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剑桥大学近代史钦定讲座教授阿克敦勋爵受出版社董事会之邀主持编写工作后，他对编写目标做了修改。顺便说一句，阿克敦是19世纪后半叶英国最著名的史学家，那句政治学的铁律:“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趋向腐败”(Power tends to corrupt;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就出自他的手笔。
他就任后认为，以当时的学术积累，编写一部无所不包的世界通史的条件还不成熟，因为史学界对世界各国历史的研究虽有不少成果，但还不能满足编写通史的需要。他说服董事会把范围缩小至世界近现代史，主要是欧洲近现代史，因为那不仅是他熟悉的领域，而且是他认为该领域的史料最为充分，有长期的研究成果打底。所以他建议先出断代史，再出通史。换句话说，他认为先打好断代史的基础，再在扎实的基础上编纂通史。剑桥出版社董事会同意了他的建议。编写工作便在阿克敦勋爵的领导下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加以展开。
阿克敦邀请了整个英语世界的史学带头人参与工作，他拟定了大纲，并为整个工作制订了必须严格遵循的编写原则，这就是19世纪史学客观主义或实证主义原则的著名表述，也是专业化史学迄今严格遵守的原则，客观中立、实事求是的原则。阿克敦在给撰稿人的信中说：“我们的方案要求所有的作者不能显露他所属的国家、宗教和党派”，“我们将力避发挥不必要的议论或拥护某一立场。撰稿者要懂得，我们不是处在西经30度而是在格林威治的子午线上，我们所编写的滑铁卢战役必须使得不论法人、英人、德人与荷兰人阅后都能感到满意”。
这种抛弃个人国别、个人立场、观点的客观中立的治史原则，虽然在历史写作实践中难以彻底贯彻（因为人毕竟是倾向于主观的动物），但得到所有撰稿人的认同与遵守，并深刻影响到后来展开的剑桥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编纂。也因此成就了剑桥史的质量和盛名，使剑桥史书与牛津辞书一道成为英国出版界与学界的骄傲。
但阿克敦本人未能看到《剑桥近现代史》（1902-1912年）的出版，他在该书第一卷问世前夕不幸辞世，接替他主持剑桥史编写工作是同代的另一位英国客观主义大史家伯里（J.B.Bury）。他先是主持编写了《剑桥近现代史》的姊妹篇《剑桥中世纪史》（1911-1936年出版），又与库克（S.A.Cook）、阿德考克（F.E.Adcock）等教授一道主编了12卷本的《剑桥古代史》（1924-1939年，另有5卷图版）第一版。
所以，无论是这套书的原版还是中国社科出版社的中译本，它们都存在着没有甲就没有乙的一体关系。
中华读书报：古代史在剑桥三史中的地位，以及遵循什么样的编写原则？
郭小凌：古代史是剑桥三史之一，因时间脉络长，内容多，从史前至公元6世纪，故在三史中篇幅最大，字数最多。新版也就是第二版，不包括图册，仅文本共14卷19分册，近两千万字。关于它在三史中地位，可以这样说，《剑桥古代史》是整个西方文明史的开端，为另外两段历史的继续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换句话说，现代西方文明的两大源头——古典文明与基督教文明，都在古代史。在此基础上，才有层累的中古和近现代的历史。
它的编写继承了第一版秉持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内容从政治史（包括军事史主题）扩大到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等人类历史的一切方面，反映了20世纪后半期历史学的巨大进步。
中华读书报：新版《剑桥古代史》在书名上是新剑桥三史中唯一没有冠以“新编”字样的一部，但此书全面反映了古代史学科六十多年的进步和时代特点，也颇有新意。我以为，从体例上讲，似乎统一称为“新编”也未尝不可。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郭小凌：你的说法我赞同。这是一部全新的著作，已经完全脱离了第一版的框架和内容，集中了第一版问世以来半个多世纪的研究成果。比如全书开端延伸至史前史，第一卷第一分册是具有相当分量的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成果的三结合，无文字可考的历史。全书结尾则突破了传统古代的下限，延后到拜占庭帝国早期的公元6世纪。
中华读书报：您具体承担哪一卷的翻译工作？
郭小凌：除了整个古代史的组织工作之外，我具体承担了第五卷即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卷翻译。
中华读书报：在这一卷中有哪些有趣的观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郭小凌：第五卷和先前各卷有所不同。之前各卷在空间上都很宽泛，涵盖整个地中海区域和近东地区。第五卷叙述的内容则几乎完全限制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史本身。如同其他卷，这一卷并不是直接进入历史叙述，而是先交代所述内容的历史依据有哪些，它们的可靠程度如何，年代学确认的依据和所采用的方法，这就好像是交待底牌，这里写的无一句无出处，不蒙读者。在对各个史料分析中，我们能看到一些具有时代气息的新解释穿插其间。例如对杰出史家修昔底德所提供的信息的评介，指出他主观介入的段落，体现几十年修昔底德研究的新成果。
公元前5世纪的政治史丰富多彩，自然不能忽略。所以这一卷先按时间顺序缕述重大政治事件，如提洛同盟的建立与运作，雅典的民主革命与帝国的建立，希腊大陆与西西里的政治史、伯罗奔尼撒战争等。这些事件的情节、因果关系的评估自文艺复兴以来便已经定型，并无多少发挥的空间。但解释的角度可以嵌入新意，而这种新意可以说在字里行间随处可见。比如用上个世纪后期兴起的语言学分析方法解释蛮族一词的由来，对他者的归类。在述及提洛同盟时，主要根据考古出土的一手铭文，而不是第一版常用的传世文献史料。于是读者能看到文献史料所没有的具体信息，如一个城邦年度是否拖欠了盟金的缴纳，拖欠了多少，第几年补交，为什么拖欠和补交等等。关于雅典帝国的形成，同样新增了不少铭文史料，文献史料反成为辅助。在斯巴达与雅典的关系上，新版剑桥古代史认为斯巴达在雅典帝国形成后，承认了现状，接受了雅典将军客蒙的主张，由斯巴达控制大陆，雅典控制爱琴海，两霸起初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历史画面的西部得到填充。
第五卷的全新部分是思想、文化、艺术史的内容，用去接近半本书的篇幅，这是新版与老版在题材上的最大不同处，体现了史学在20世纪后半叶的社会史与文化史的转向。举个例子，公元前5世纪是希腊文化从古朴到古典转化并达到高峰的世纪，第五卷浓墨重彩地复原了这一转化过程，比如瓶画艺术的突破，以公元前6世纪末相继出现的一些瓶画家的作品为例，自然主义或写实主义成为希腊艺术家们的首选目标。
中华读书报：与其他世界史图书相比有哪些优势？
郭小凌：在史料的详实可信和叙述的广度、深度方面，对其他综合类古代史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
中华读书报：通观全卷册，您觉得剑桥古代史存在什么缺点？
郭小凌：《剑桥古代史》是区域断代史，也可以说是环地中海区域的古代通史。我们中国史学有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司马迁提出的一部历史书应该能有“通古今之变”的见识，用现代术语就是不仅如实地复现客观的古代历史，而且能从深入具体、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找出共性、统一性、规律性，简言之就是“通”。我个人愚见，《剑桥古代史》在通古今之变的大处着眼还是要略显弱了一些。
中华读书报：这套巨著的出版，对我们国家世界史学科的贡献和价值？
郭小凌：使我国世界史学科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多数学科的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参考书目中，多了一部高品质的读物。这样的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读物并不多。
中华读书报：在这套书的翻译过程中让您记忆深刻的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郭小凌：有不少印象深刻的事。比如《剑桥古代史》的人名地名粗算有五万多个，很多是头一次遇到，没有先前的译名可资借鉴，因此需要事先编写一个统一的译名表。这遇到了很大困难，主因在于多语种，不止有象形文、楔形文、古希腊、拉丁文，还有现代英文、法文、德文、阿拉伯文、波斯文等等语种的名称。我们的翻译要求是除开已经约定俗成的译名，一般中文译名要根据某一语言中的正确发音来组合。这牵扯了很大精力，断断续续进行了四五年时间，参与的专家进行过无数次讨论，仍然留有上千个词众说不一。所以如果不同卷册里出现同一个地点或人物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译名，读者请不要奇怪。因为实在无法统一意见的名称，就按主译者的意见办，在一本书中保持一致性便可。其实原著中也有这种情况，不同卷册中同一个人或地点的名字少个字母或多个字母的情况也出现过。
中华读书报：您对阅读这套书的读者有什么寄语？
郭小凌：这套书的起点高，有较强的专业性，非专业读者可能读起来会感到不那么引人入胜。许多好书乍看起来似乎味同嚼蜡，但硬着头皮读下去，会发现书的精妙之处，内里有无数的宝藏在等着你拣拾。所以如果说对读者有什么寄语，我愿意说静下心来认真阅读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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