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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0年07月29日 星期三

    一部从内史和外史相结合的角度全面总结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学术著作。

    孙慕天先生的理性跋涉之路

    万长松 《 中华读书报 》( 2020年07月29日   18 版)

        《跋涉的理性(第2版)》,孙慕天著,科学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定价128.00元

        对于中国自然辩证法界乃至整个哲学界而言,无论是过去的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研究,还是今日的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都属于“冷学问”。但科学的唯一标准是真理,岂能以冷热分高下。在改革开放之初,踏入不惑之年的孙慕天先生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强烈的使命担当,在龚育之先生的耳提面命和大力支持下,在远离学术中心的祖国边陲黑龙江开始了“边缘上的求索”。

        孙慕天先生是我国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也是重大推进者和领路人。从初涉这一研究领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40年间先生始终是中国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大纛和灯塔。《跋涉的理性》一书是先生60年学术生涯的代表作,是中国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经典文献。“一个民族的智者为探求真理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充满了艰难曲折,这是理性的长征,理性在跋涉。”我认为,至少可以从客体和主体两个视角解读书名“跋涉的理性”:从研究的对象和客体角度,当年苏联的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在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势话语压制下所做的探索是艰苦卓绝的,他们抱定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坚定自己认定的信念,坚守学人应该具备的操守,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和科学认识论做出独立解读,在科学和哲学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条探索真理的道路注定是崎岖坎坷、荆棘密布的;从研究者和认识主体角度,研究俄(苏)科学技术哲学注定是一条远离庙堂、孤独寂寞,在地理和心理的双重边缘上苦苦求索的理性跋涉之路。先生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四十年间,也时常感到远离热点的孤寂。然而,正像当年红极一时的伪学者米丁一样,喧嚣过去留下的只能是一堆文化垃圾;而被苏联官方罢黜《哲学问题》主编后打入“冷宫”的凯德洛夫,他的哲学遗产却是一座高高耸立的丰碑。先生是“边缘人”,一生躬耕于学术边疆;《跋涉的理性》是纯粹的学术著作,只能置于真正学人的案头。然而,历久弥坚留下的永远是伟大者的思想与智者真理的教诲,这才是人类文明与精神世界的基石。

        《跋涉的理性》对横跨108年的苏联(俄国)自然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做了全景式的回顾,是一部从内史和外史相结合的角度全面总结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学术专著。除去“导论”和“结论”外,全书共分为四章,也就是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发展分成了四个时期:开辟时期(1883-1924年)、探索时期(1924-1953年)、调整时期(1953-1985年)和转型时期(1985-1991年)。第一章主要以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学术思想为主线,分别介绍了普列汉诺夫的自然科学哲学思想和列宁对自然辩证法的伟大贡献。着重指出,普列汉诺夫是苏维埃俄国和苏联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哲学研究的先驱。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遗产的直接继承者,列宁提出了正确处理科学和哲学关系的基本原则,即哲学遗嘱。列宁不仅开拓了自然辩证法的新领域,而且建立了新的自然科学哲学命题,拓展和深化了恩格斯的理论观点。第二章的时间跨度是从列宁逝世到斯大林逝世进而延伸到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一时期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即“斯大林模式”形成和建立时期,也是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形成和探索时期,充满了矛盾和斗争。这一时期前期有过两次大批判运动,分别是围绕着反对机械论和反对德波林派展开的,这两次大批判实质上都是把学术问题政治化,以行政手段裁决包括自然科学问题在内的学术是非。这一时期后期则以反世界主义为名对整个苏联知识界进行思想整肃,主要包括物理学领域对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批判,化学领域对共振论的批判,生物学领域对摩尔根遗传学的批判等。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结果必然是伪科学泛滥,滋生出李森科和勒柏辛斯卡娅这样的怪胎。第三章的时间跨度是从赫鲁晓夫改革延伸到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这一时期对斯大林时期的许多做法进行了纠正甚至否定,是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改革和调整时期,主要调整了科学和哲学的关系。着重指出,不仅要正确对待西方科学家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的成果,而且应该把学者在科学上的成就和他们的政治立场、哲学观点严格区分开来。这一时期另一个重大事件就是科学哲学在苏联的兴起,打破了之前自然本体论的垄断地位,完成了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研究的重大转向。第四章主要介绍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发生的又一次转向,即与“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改革”相呼应的自然科学哲学的人文化转向。在这一时期,科学技术进步的哲学和社会问题以及关于人的综合研究成了苏联哲学界关注的焦点和热点。着重指出,在苏联存在的最后六年之中,在整个苏联理论界“批判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了一种时髦。但也是在这一时期,关于辩证法本性问题、理论和经验的关系问题、科学理性问题等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苏联学者独立地提出了互补性原理、科学的理想和规范、后非经典科学等原创性概念。如果无视这笔丰厚的思想资源,就是重大的文化损失。

        距离《跋涉的理性》第一版出版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市面上早已是洛阳纸贵、难觅踪迹。先生在世时就有意再版,但因主编两套丛书分身乏术。2019年清明节先生突发心梗、溘然长逝,再版一事终未完成。好在先生身后有一干矢志不渝追随其学问人生的弟子,大家在短时间内就成立了“孙慕天遗作出版基金会”,加之科学出版社的全力配合,最终促成此事,以此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先生生前最喜马克思的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做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先生的一生是无私奉献苦苦求索的一生,是质朴仁爱侠肝义胆的一生,是追求真理厉行启蒙的一生,是知行合一勇往直前的一生。面对先生的骨灰,我们不禁洒下了热泪,但更要立志把先生未竟的事业发扬光大,这才是对先生最好的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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