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传统是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重要载体

    中华文明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繁荣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国有着古老的书籍文明、先进的出版文化、久远的读书传统。

    经史典籍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文化根脉。甲骨刻字、金石铭文、竹帛书写，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开始用文字记录历史，用书籍传承文明。“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古人以天地神鬼的震动嚎叫来形容先圣造字对中华文明发展划时代的影响。我国古代在甲骨上镌刻的象形文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也是极少数沿用至今仍然保持鲜活生命力的文字。这一个个跃动的字符，如一簇簇燃烧的火炬，照亮了中华文明繁荣发展之路，引领着中华民族走出历史洪荒。春秋战国时期，竹简、木牍大量出现，经验和智慧开始以书籍的形式传承，人们开始通过读书来学习思考，中华文明由此迎来了第一个光辉灿烂的文化轴心时代，诸子百家、各种流派“蜂出并作，各引一端”，成为后世诸多文化思想的源头。造纸术的发明是中国为人类文明作出的又一伟大贡献，开启了汉代至今长达两千多年的纸书阅读历程。雕版印刷、活字印刷的发明，真正推动了大规模的出版活动，从此，《诗经》《论语》《史记》等中华典籍的复制传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中华文脉的墨迹书香在历史时空的卷轴上源远流长。

    崇文尚读铸就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底色。“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一东林书院的名联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详。早在隋唐时期，科举取士制度正式确立，官学书院林立，全社会的读书之风日盛。及至宋代，程颐、程颢主持的嵩阳书院，朱熹主持的岳麓书院，以及应天书院、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传道授业解惑，引领时代之读书风尚。明清时期，各地涌现出一个个各具特色、流芳百世的藏书楼和藏书世家，存放《四库全书》的“北四阁”“南三阁”，民间的铁琴铜剑楼、海源楼、嘉业堂，等等，不胜枚举。巍然挺立四百多年风雨的宁波天一阁，阁主范钦及其十三代子孙，不惜生命代价全力保护所藏的30余万卷中华典籍瑰宝。同样悠久的还有耕读传家、诗书继世的崇文之风和敬惜字纸、热爱读书的尚读之风。《钱氏家训》告诫后人“祖宗虽远，祭祀宜诚，子孙虽愚，诗书须读”；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济交待子弟“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历代文人墨客为我们留下了“韦编三绝”“牛角挂书”“囊萤映雪”“凿壁偷光”“悬梁刺股”等勤勉读书的故事，留下了“温故而知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行之有效的方法。

    家国情怀构建起中华文明的思想内核。古人强调读书为学不但是要修身宏道，而且也要兼济天下。在崇尚知识、热爱读书文化传统熏陶下的历代有志之士，皆以家国天下为己任，勤学苦读，修齐治平。古往今来无数读书人在青灯之下捻开书卷，在书林中明志，在学海中致远，把读书作为报效国家的途径，以民胞物与之量，成就了内圣外王之业。司马光说：“士之读书岂专为禄利而已哉？求得位而行其道以利斯民也。”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清代名臣林则徐在除官消爵后的流放途中，仍然坚守“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人生信念。正是在中华民族耕读传家诗书继世、修身弘道兼济天下的读书文化和读书传统的熏陶下，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报君亲恩、立民物命、传圣贤道”，使得中华文明虽数经兵戎四起、山河破碎的劫难，仍形成了维系民族精神的坚韧纽带，筑牢了凝聚家国共识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