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激浊扬清

    时光荏苒，自结识米庆余教授至今将近40年，米教授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慷慨激昂的燕赵侠义之风，身材高，嗓门大，坦荡诚恳，爱憎分明。多年来，米教授勤奋治学，笔耕不辍，成绩斐然。在南开百年校庆之际，米教授的新作《日本东亚政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出版，是为米教授治学数十载的收官之作，读来感慨颇多，感想联翩。

    该书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二代日本史研究学者的情怀与心得。该书《自序》不过200余字，共分三小段，言简意赅，仔细阅读品味，寓意颇丰。《自序》的第一段，点明全书“是多年研究日本对外关系的文选。内容分为九个专题（编），旨在‘聚焦’日本国家对外关系的重大问题，以期把复杂的历史事件尽力说个明白”。第二段解释何以关注“日本东亚政策”，即“本书论证与评说的主要依据，是再现和解读日本国家的对外政策。因为对外政策才是日本国家对外行为的‘推手’。让日本国家的对外政策出来作证，更能识别历史的真相”。第三段谈及治史的心得与学者的本分，即“历史研究是份‘苦差事’，实事求是，‘扬清激浊’是研究者的本分，唯有锲而不舍、具有是非之心，才有希望走进历史的长河，发现事物的真相”。

    《日本东亚政策研究》共计九编，主要涉及近代日本外交的全过程。第一编《中日琉三国关系考》，考察了古代日琉的发展线索，梳理了明代中琉关系的发展，回溯了萨摩藩出兵征服琉球的过程与影响，着重探讨了明治维新后日本如何吞并琉球以及中日两国围绕琉球问题的交涉。众所周知，日本吞并琉球，是迈出武力崛起的一小步，却是日本仿效欧美列强的强权政治原则，通过近代外交手段，颠覆东亚传统封贡体制的一大步。正是在中日琉三国关系的折冲过程中，日本吞并琉球，收获了近代东亚强权外交政策的第一个成果。《日本东亚政策研究》将《中日琉三国关系考》放在首篇，自然有其道理。

    以下各编，分别为第二编的《日本的“大陆政策”与“甲午战争”》，涉及近代日本武力崛起关键大战之一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及导致侵华战争的政策原因，即“大陆政策”的提出与实施。“大陆政策”堪称近代日本东亚政策的核心构件，日本政府与军部无一不是其狂热的信奉者与推行者。第三编《日英同盟与对俄战争》，道出了日本近代东亚政策的一个重要支架，即背靠世界头号强国，倚强凌弱，伺机武力崛起，跻身世界强国行列。日英同盟完成意味着做好外交准备，对俄战争难以避免。第四编《从“征韩论”的泛起到日韩“合并”》，朝鲜半岛是明治政府既定的扩张方向。日俄战争与韩国的保护国化，构成日本半岛扩张方针的两个方面，于是两编之间产生了内在联系。第五编《日本的“满蒙政策”与“九一八事变”》与第六编《统治大东亚的妄想与失败》，分析了日本发动逐步升级的侵华战争的政策导因。侵华战争必导致太平洋战争，日本利用充分的备战与发动突袭的战术优势，横行西南太平洋，用屠刀建立日本主导的“大东亚共荣圈”，一时凶焰万丈。然而，失道寡助。在反法西斯盟国的联合打击下，“大日本帝国”与“大东亚共荣圈”同时崩溃，日本也从侵华战争前的世界级一等强国，沦为《纽约时报》笔下的“四等国”，历史的教训极其深刻。第七编《战后日本的对外关系》与第九编《钓鱼岛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的历史记载》，集中论述了战后日本外交战略、东亚外交以及冷战后日本的方向选择。在新世纪，一度沉寂的岛屿归属问题，将中日关系推向低谷。米教授引用中日两方的史料，有据有理地论证钓鱼岛列屿为中国固有领土，显示了中国学者的家国情怀与研究立场。

    细加揣摩，不难发现《日本东亚政策研究》的九编之间环环相扣，体现了米教授研究的系统性。与此同时，中国、日本、朝鲜（韩国）、琉球、美国、俄罗斯、英国等均为东亚近现代东亚外交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均在书中有所展现。就日本东亚政策指导思想而言，米教授从神国观念、“宇内混同”、“大陆政策”，到“满蒙政策”、“国策基准”、“大东亚新秩序”等的演进脉络分别加以阐释；就贯彻政策的实际行动，米教授又将鲸吞琉球、发动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吞并韩国，挑起十四年侵华战争乃至太平洋战争等的侵略行动，逐次加以论述。全书从政策思想与具体实施两个方面，全面论证了日本的东亚政策。

    书中任何一编，都利用和参考了大量一手资料，或引用相关领域的权威著作，详实而丰富。例如，在《日本的“大陆政策”与“甲午战争”》一编中，为探讨日本武力崛起的总政策“大陆政策”的来龙去脉，以及中日甲午战争的实态，使用了诸如日本外务省编的《日本外交文书》、多田好问编《岩仓公实记》、《大久保利通文书》、《木户孝允文书》、大山梓的《山县有朋意见书》、参谋本部的《征讨清国策案》、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下村富士男编《日本文化资料丛书》、大久保利谦等编《近代史史料》等日文资料，也包括中国的《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李文忠公全书》等中文一手资料，还有大隈重信的《开国五十年》、渡边几治郎的《日本战时外交史话》、藤村道生的《日清战争》、信夫清三郎的《日本外交史》，中国学者彭泽周的《明治初期日韩清关系之研究》等研究著作，史料扎实，言必有据。

    米教授通过与日本学者展开学术讨论，以去伪存真，探求学术真谛的做法，尤其值得提倡。例如，在《日本东亚政策研究》第一编《中日琉三国关系考》的《中日“琉球问题”交涉的反思》中，针对广岛大学大山梓强调庆长十四年（1609）岛津氏征服琉球，明朝既未抗议也未出兵；1872年明治政府对琉球废国封藩，清政府也未抗议，并在处理牡丹社事件的过程中，承认琉球人为“日本国属民”；1879年提出分岛缔约是为了“日清友好”“谋求台湾的安全”“开辟太平洋的通道”等观点，给予概括性的评价，即“重复了当年的日本政府的逻辑”。在随后展开的逐一驳论中，其一，米教授认为明治政府主张琉球“单属”日本，“是无视中琉的历史关系”，“不完全是否定‘中华思想’，而是模仿西方资本主义，蓄意推行强权政治，对外实施领土扩张”；其二，中日关于牡丹社事件的交涉以及《北京专约》的表述，“从外交上说，这或许是日本的‘成功’。但是，历史地评价，当年日本政府所推行的，却是欺凌邻国的外交政策”；其三，认为在日本吞并琉球后的交涉中，“日本政府企图利用沙皇俄国，一度讹诈取利的目的”，与“日清友好”等毫无关系。米教授引用1880年新任外务卿指示访华的特使竹添、驻沪总领事品川，利用中俄伊犁之争来强化日本在中日琉球问题上的外交立场等史料，指出日本“趁火打劫、落井下石”。上述评论精准犀利，道破近代日本外交以邻为壑的强权政治本质。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东亚政策研究》专辟一章，评析近代日本大国外交的深层次的精神要素，即神国观念。在近代日本外交研究领域，发前人所未发，令人眼前一亮。具体论述，见《日本东亚政策研究》第八编的《日本的神国观念与东亚》。米教授追溯了神国观念的由来与发展过程，认为神国观念强调“‘皇统’即‘神统’”，乃“日本古代国际政治的基本原则”；从本质上说，神国观念是一种唯我独尊且欲凌驾世界的“大国意识”。上述观点，画龙点睛，切中要害，指出近代日本外交精神深处的基本要素，应予高度评价。众所周知，政策方针、精神要素，包括神国观念、“国体论”等，在日本近代化，包括近代东亚外交中、对外侵略战争过程中，发挥了超常的作用，如何把握其互动关系，是一个常思常新的重要课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掩卷思考，《日本东亚政策研究》若能增设“总论”一章，从整体上论述日本东亚政策，对政策出台的时代背景、发展阶段、演进特点、实施效果、经验教训等问题作出理论性的概括，或许有助于突出全书的主题，加深对日本东亚政策的把握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