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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学名Nicotianataba-cumL.），茄科烟草属植物。烟草属植物有很多种，但只有植株比较高大的红花烟草NicotianaXsanderae（也称普通烟草）和生长期短、适合在低温和高海拔地区生存的黄花烟草Nicotia-narusticaL.可以为人类所用。中国主要种的是红花烟草，黄花烟草只在特定区域种植，加工比较精细，价格比较昂贵。烟草是人类服用的最常见的精神刺激物，它能改变意识感受或产生感官快感，起初与原始部落的祭祀拜天、招魂驱魔、与逝者沟通或祛邪治病有关。这种具有神奇魔力的植物由新大陆传到全世界，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嗜好作物。据20世纪末统计，全球大约有11亿以上烟民，每年吸掉55000亿支烟。在中国，烟草税收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3亿多烟民（占全球烟民的三分之一）的需求。
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一种商品能让人如此爱恨交加。它能提神醒脑、解除烦恼、祛瘴除湿，但它又是健康的大敌，在导致人类死亡的十大原因里，占前四位的恶性肿瘤、心脏病、脑血管病、呼吸疾病，都与吸烟有关；它有一定的药用价值，但又不能被称作药品；它存在一定的毒性，但又不是毒品；它只是“特殊商品”，令吸食者欲罢不能，令反对者痛恨不已；它像天赐圣物，又像美丽诱惑。美国一家烟草公司墙壁上刻着一位作家的话：“在所有的东西都是制造出来的情况下，没有一件比这件（烟草）造得更好的了。它是饥饿人的食物，哀愁人的兴奋剂，失眠人的酣睡剂，冻得发抖的人的炉火。先生，普天之下没有任何香草像它一样。”
从新大陆到旧大陆
早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美洲人就已经使用烟草了。考古工作者在南美发掘出3500年前留存于人类生活遗迹中的烟草种子，可见最晚在那个时候，烟草已进入当地人的生活。墨西哥阿兹特克古墓和美国亚利桑那州帕罗城均发现有古代美洲人使用的烟斗。墨西哥贾帕思州帕伦克的一座神殿的浮雕，刻画着玛雅人举行祭祀典礼时以管吹烟的场景，说明烟草可能与玛雅人的神灵崇拜有关。据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的描述，印第安人召开部落会议时，主持人往往把烟草装在一个烟管中，点燃后连续喷烟三次，第一次喷向天空，感恩天神；第二次喷向大地，感恩地母；第三次喷向太阳，感恩太阳不灭，普照万物。爱德华·泰勒在《原始社会》一书中描述，北美奥萨格人制作烟袋时向上天祈祷：“大神灵，下来同我一起吸烟，像朋友一样！火神和地神，请同我一起吸烟并帮助我战胜敌人吧！”
印地第安人有一个烟草传说：一个部落的公主死了，被抬到野外天葬。结果公主不但没有被猛禽啄食，还好端端地回来了。原来公主是在一种辛辣气味植物的刺激下苏醒了过来，发出这种气味的植物就是烟草。于是崇拜自然的印第安人把它视为“圣草”“返魂草”。后来，当地人把它放在口中咀嚼。再后来，人们又发明了各种吸食烟草的方式：或煮成液体涂在鼻孔上闻嗅；或将干叶放在炭火上燃烧，再用空心管吸烟气；最普通的是直接用烟叶或玉米叶卷成烟卷，再插入空心管吸食，享受令人陶醉的感觉。哥伦布1492年登上巴哈马群岛的瓜纳哈尼岛时，派去的两位考察者回来报告说，他们找到了比黄金更神奇、更吸引人的东西：“这两位基督徒一路上发现许多人进出自己的村庄，有男有女，每人手里拿着一根烧着的木炭棒和一些草叶子吸取他们喜欢的青烟……由于吸这种烟，那些人肉体麻木甚至感到醉晕，据说这样他们便不觉得疲劳。”
与番薯、马铃薯不同，烟草并不是哥伦布第一次回航时就传到欧洲的。据研究，晚至1558年，烟草种子才从美洲传入欧洲，西班牙语称之为tabaco，据说是以烟草的原产地安提斯群岛的多巴哥岛来命名的。西班牙医生莫纳德斯·尼古拉斯（1493—1583年）在他著作《万能草》（出版于1569年）中，第一次对烟草这种来自美洲的植物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不久，烟草又从欧洲传到非洲，再传到亚洲的印度、日本等（中国烟草很可能是从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直接传来的，不经过欧洲），到17世纪20年代，烟草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全球性作物了。
烟草在欧洲最初被认为是“一种有趣的植物，一种域外的草药”“宫廷里逗趣的小玩意儿”，引起了法国驻西班牙大使尼古特的兴趣，精细栽培，并用它治好了法国太后的头痛病。法国太后从此爱上了烟草，并推广种植，所以也命名为“太后草”，身价倍增。为了纪念尼古特，人们把烟草最主要的成分命名为尼古丁。但在其他欧洲国家，烟草就没这么幸运了。教会和许多国家都反对吸烟，如英王詹姆斯一世痛斥烟草是“地狱草”，不准使用。1604年，詹姆斯一世发布王室“反抽烟文告”，文告根据医师们的科学观察，指出抽烟“会损伤脑子，危害心肺。”詹姆斯一世长子、1625年继位的查理一世下旨对烟草课以重税。意大利教皇乌尔班八世（1623—1644年在位）和英诺森十二世（1691—1700年在位）也支持这一措施，下令将在教堂里抽烟的信徒革除教籍。1635年，土耳其发生大火，一些毛拉声称是吸烟造成的，于是苏丹下令吸烟者杀无赦，一天就杀了一百多人。临刑前，烟民被用挂着烟斗的绳子穿过鼻孔，游街示众。土耳其禁烟四年，死者近万。1660年，烟草从英国传入俄国。不久，俄皇颁布禁令，对吸烟者处以严刑，初犯者鞭笞，再犯者割鼻。
尽管如此，仍旧不能阻止吸烟在欧洲的盛行。不久后，各国相继解禁。一些医生注意到并开始赞扬烟草的医疗属性，称之为“能治百病的良药”。18世纪德国汉堡发生霍乱，死了很多人，但从事雪茄工作的5000人只有8人传染，4人死亡，可见烟草对这种霍乱可能有一定的防疫作用。著名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赞赏烟草“具有舒畅全身和防止疲劳的效力”。著名诗人拜伦甚至写过一首《烟草赞歌》：
高尚的烟草，
它自东边风行到西边，
鼓舞着海员的劳役，
土耳其人的消闲；
它在回教徒土耳其人的方寸心肠，分享他的宝光，
胜过鸦片及其新娘；
斯坦布尔人中，虽欠高贵，但却甚庄严；
画坪或斯菊伦的心里，
也并非少恋；
在水烟袋里神圣，
在烟斗里灿烂金光，
它象征着黄色的琥珀，
却富丽堂皇；
犹如恋人向他们心爱的人儿求爱，在盛装的那一晨光，
更是异彩奇光；
而你那真实的情人却更魂消魄扬，
你那真诚的美丽
——给我一支雪茄。
烟草在旧中国
一般认为，烟草最早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引种到福建省东南部沿海的漳州和泉州一带。我国最早关于烟草的记载是明万历年间姚旅所著的《露书》，书载：“吕宋国出一草淡把姑，一名‘醺’，以火烧一头，以一头向口，烟气从管中入喉，能令人醉。且可避瘴气。有人携漳州种之，今反多于吕宋，载入其国售之。”明末名医张介宾《景岳全书》也说：“烟草自古未闻也。近自我明万历时始于闽广间，自后吴、楚间皆种植之矣。然总不若闽中者色微黄、质细，名为金丝烟，力强气胜为优也。求其习服之始，则向以征滇之后，师旅深入瘴地，无不染病。独一营安然无恙，问其所以，则众皆吸烟。由是遍传。今则西南一方无分老幼，朝夕不能间矣。”清方以智《物理小识》也载：“淡把姑烟草，万历末有携至漳泉者。马氏造之，曰淡肉果，渐传至九边。皆衔长管而火点吞吐之，有醉仆者。崇祯时严禁之不止。其本似‘春不老’而叶大于菜，暴干以火酒炒之，曰‘金丝烟’。北人呼为‘淡把姑’，或呼‘担不归’。可以祛湿发散。然久服则肺焦。诸药多不效。其症忽吐黄水而死。”
1980年，广西博物馆文物队发掘了广西合浦县的一座明代龙窑遗址，出土了三件瓷烟斗。与这三件烟斗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压槌，背刻“嘉靖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造”，有学者据此认为早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前烟草就已经传入中国了。当然，引种和吸食是两回事。当地人用烟斗吸食的烟草未必是本地所产的，也可能是直接从海外运来的“番货”成品。
明清时期烟草在中国有各种称呼，有根据音译写作“打姆巴古”“谈巴蔬”“淡巴菰”“淡巴菇”“淡把姑”“淡肉果”“担不归”“谈不姑”的；也有因烟草这种嗜好作物对人体具有强烈的剌激性和强大的吸引力而命名为“相思草”“还魂草”的；还有根据烟叶及其色泽形状而称之为“金丝热”“金丝”的；还有地方因烟草具有“使人醉”的效果，称之为“干酒”“火酒”或“烟酒”。此外，还有一个“天香”的雅称。明清时期的中国烟丝名品有：永定条丝烟、漳州石码烟、台湾厚烟（包括乌厚烟、麟烟及赤厚烟）、杭（州）烟、福州烟、兰州水烟、蒙自刀烟、曲沃旱烟、廉州烟、衡（阳）烟、美原烟、关东烟等。其中最为名贵的是福建永定条丝烟，清乾隆后专供皇家消费。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永定土楼的主人多是因经营条丝烟而致富的。各地烟业拥有各自的行业崇拜神：兰州水烟业（当地俗称烟叶为香芸草，水烟业也称为“芸香事业”）的崇拜神是诸葛亮，相传此草是当年诸葛亮深入南蛮之地七擒七纵孟获时发现的，令将士口衔此草以避瘴气。湖南盖阳烟匠奉吕洞宾为祖师，不知渊源何在。山西烟草商在北京建有河东会馆，又称烟行会馆，祭祀着关帝、财神、火神，合称“三圣”。
在现在通行的卷烟出现前，烟草主要有两种吸食方式：旱烟和水烟。旱烟是指用烟丝直接装在烟锅，烟锅通过烟杆与烟嘴连接，一头点燃烟丝，一头用嘴吸食，是流传最广、最简单的一种吸食方法。水烟烟具的构造则复杂一些，在烟嘴和烟锅之间增加了一个过滤装置——水烟壶，可减小烟气对口腔和喉部的刺激。据说这种吸烟方式是16世纪末17世纪初从中东和印度传入的。在安全火柴发明前，点火比较麻烦：先用粗纸卷成一个捻子，就火点燃捻子，然后再点燃烟丝。点完后需暂将捻子的火熄灭，但又不能全灭（留火种），等下一次再点的时候，再轻轻地用嘴吹燃，是个有点小窍门和“技术含量”的精细活。所以古时常有专门伺候主子吸烟的奴仆，如慈禧太后就有一个手巧的宫女专门为她点烟；醇亲王奕譞也有一个小男仆专门伺候他吸烟。明末清初诗人尤侗有一组诗细腻地描绘了当时人“吃烟”的场景：“起卷珠帘怯晓寒，侍儿吹火镜台前。朝云暮雨寻常事，又化巫山一段烟。乌丝一缕赛香荃，细口樱桃红欲然。生小妆楼谁教得，前身合是步非烟。剪结同心花可怜，玉唇含吐亦嫣然。分明楼上吹箫女，彩凤声中引紫烟。天生小草醉婵娟，低晕春山髻半偏。还倩檩郎轻约住，只愁紫玉不如烟。斗帐熏篝薄雪天，泥郎同醉伴郎眠。殷勤寄信天台女，莫种桃花只种烟。彤管题残银管燃，香奁破尽薛涛笺。更教婢学夫人惯，服侍云翘有袅烟。”
此外，还有鼻烟，这是从西洋传入的一种吸烟方式，不点燃烟丝，而是用鼻子直接嗅闻磨成粉末状的烟末。这种烟末一般都加入药材、甜料、香料，装在密封容器中陈化数年以至数十年后而成，比较贵重。《红楼梦》第五十二回中，晴雯生病，宝玉便让人取来“金镶双扣金星玻璃的一个扁盒来……揭翻盒扇，里面有西洋珐琅的黄发赤身女子，两肋又有肉翅，里面盛着些真正汪恰洋烟”，让晴雯嗅入鼻中，“接连打了五六个喷嚏，眼泪鼻涕，登时齐流。”闻了鼻烟，晴雯的感冒症状立刻缓解了不少。
对于烟草，时人已经同时注意到了它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在正的方面，认为烟草具有祛瘴、避寒、除湿、杀虫等功效，且吸烟能够极大地刺激身体感官，“通体畅快，醒能使醉，醉能使醒；饥能使饱，饱能使饥。”（汪昂《本草备要》）“将以解忧则有酒，将以消渴则有茶。鼎足者谁？菰材最佳……若夫蠲烦涤闷，则灵谖之流；通神导气，则仙茅其俦”。（全祖望《淡巴菰赋》）反的方面，当时人们尚无吸烟致癌的认识，但已注意到“火气熏灼，耗血损年，人不自觉耳。”在清朝名医吴仪洛所著的《本草从新》中，把烟草归为毒草类，并附注说烟草可令人身患咽痛、失音咳血等症状。清朝园艺学家陈淏在他的《花镜》中也记载：“烟草久服肺焦，非患膈即吐红。抑且有病，投药不效，总宜少用”。
从生产的角度来说，种烟加剧了本来就很严重的耕地紧张状态：烟草不同于玉米、番薯等，它不能都种植在边缘贫瘠的土地上，而是要与主粮争夺腴地，“烟草一种，于生人日用，毫无裨益，盖种植必择肥饶善地，尤为妨农之甚者。”（雍正《惜谷谕》）且“栽烟一岁，则地力已竭，越岁又易一亩以种之，递年更换。有休一岁仍种烟者，休二岁、三岁仍种烟者，既已占去禾亩，更使栽谷尽皆瘠土。”因此，同欧洲一样，烟草在传入中国之初也曾经严禁过。据传明末崇祯皇帝因反感“吃烟”（烟与燕谐音，吃烟谐音为“吃燕”——吃掉燕京），传旨禁烟，犯者论死。当时有一个入京参加会试的举子的仆人，就因违禁偷售被处死。清太宗皇太极时曾禁止从朝鲜买烟，犯禁一斤就可先斩后闻，不满一斤者囚禁。顺治时严禁宫内吸烟，“凡紫禁城内及凡仓库、坛庙等处，文武官员吃烟者革职，旗下人枷号两个月，鞭一百。民人责四十板，流三千里。该管官员见而不行捕首被傍人捕首者，该管官员俱罚俸半年。又紫禁城内大臣侍卫员吃烟者，派出看门护军查拿被获，除照例议罚外，照其官职加取一月俸银给与拿获之护军”。
但实际上，禁烟令一开始就似乎很难执行。就拿顺治禁烟来说，由于当时的实际统治者多尔衮本人就吸烟，上行下效，禁烟令只能徒具空文。康熙、雍正虽然反对吸烟，但他们自己也常用西洋“进贡”的鼻烟，所以这两个皇帝在位时，只是劝诫吸烟，并不施刑罚。到了乾隆时期，乾隆本人就“嗜此尤酷，至于寝馈不离”，后虽因病戒了烟，并“戒臣僚勿食”，但在政策层面却对种烟一事网开一面：“废可耕之地营无益以妨农功，向来原有例禁，且种烟之地多系肥饶，自应通行禁止。惟城堡以内闲隙之地可以听其种植。畿外则近城奇零菜圃，愿分种者，亦可不必示禁。”到嘉庆时期，朝廷则明确允许民间种烟吸烟：“民间食烟习非一日，所种之地不过农田千百之一二，不足以伤农。且以不屑禁止之事琐琐烦扰，徒属无谓，应毋庸议。”至此，种烟吸烟已呈完全驰禁状态。到了道光朝，人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另一种毒性大得多的嗜物——鸦片上了，再也无暇顾及普通的烟草了。
及至近代，随着机器卷烟业的兴起，传统的烟草手工加工方式逐渐被机器生产方式所取代。传统的“土烟”（旱烟和水烟）也被“洋烟”（机制卷烟）所部分取代。1902年，全球最大的跨国烟草公司——英美烟草公司打入中国市场，并逐渐扩大市场份额。据估计，整个20世纪上半叶，该公司在中国的市场份额都没有低于55%，有些年份甚至高达60%—80%，其销售量在1937年达到巅峰，超过100万箱（每箱5万支）。旗下主要卷烟品牌有“品海”“小美女”“老刀”（“海盗”）“脚踏车”“大炮台”“三炮台”（“绿锡包”）“大英”（“红锡包”）“哈德门”“大前门”“白刀”“大头针”“大山”“玫瑰”“象棋”“翠鸟”等。
为了与英美烟草公司争夺利权，中国民族资本仿而效之，纷纷成立华商烟草公司，从国外购进先进的机器卷烟机（也有少量靠手工土制），生产民族品牌的卷烟产品，与英美烟草公司展开激烈的市场竞争。华商卷烟企业数量最多时达182家，卷烟品牌达上千个。比较重要的有北洋烟草公司的“龙球”“地球”，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白鹤”“三喜”“大联珠”“红金龙”“白金龙”“金马”“和平”“大长城”“爱国”“飞船”“无双”“金斧”，华成烟草公司的“金鼠”“美丽”，福新烟草公司的“无敌”“福新”，华达烟草公司的“繁华林”，中国中和烟草公司的“玉兔”，中国华东烟草公司的“福星”“雀屏”，华商烟草公司的“宝星”“胜利”等。
中外烟草公司在广告设计上争奇斗艳，极尽煽情之能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醒目现象，极大地促进了“洋烟”在中国社会的风行。
作为外资企业，英美烟草公司在广告中特别注意进行“本土化”的包装运作，充分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以迎合中国消费者的口味、获得他们的情感与心理认同。该公司设有阵容强大的广告部，重金聘请当时最有名的实用美术家，专职绘制各种招贴、月份牌、报刊广告、烟标、香烟牌子等，题材多是每个中国人都熟知的中国传统元素，如四大名著、二十四孝、封神演义、京剧脸谱、济公、岳飞、白娘子、中国山水画等。该公司设有印刷厂，自行印刷各种设计精良的广告。甚至还有自己的电影部，以拍摄故事片的形式植入广告。
而华商烟草公司则更注重以挽回利权、提倡国货相号召，如“中国人应吸中国烟”“爱国民众应吸国货大联珠香烟以挽回外溢利权”“三民主义信徒，应吸国货民族牌香烟”“美人可爱，香烟亦可爱，香烟而为国货，则尤可爱”“凤凰非梧桐不栖，志士非国货不用，吸大长城香烟者，皆我国之长城也”等。许多香烟品牌名前都加上“国货”二字，如“顶上国货，金马牌香烟”“鸳鸯牌香烟是最优美的国货”“国货香烟，取名和平”等，有的则直接取名“爱国”“大长城”等。在特殊背景下（如五卅运动、国民革命期间），取得了很好的广告效果。
“吸烟有害健康”，在现代社会已成为共识。虽然吸烟不可能完全禁绝，但在法律层面，中国已明确禁止未成年人吸烟，任何经营场所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香烟。公共场所吸烟也受到了越来越严格的控制。2003年，中国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制订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加入到全球性的反吸烟运动中。终有一天，吸烟将被作为一种文明的倒退现象成为新的大众禁忌。
(本文摘自《人文草木：16种植物的起源、驯化与崇拜》，苏生文、赵爽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第一版，定价：65.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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